重读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与发展:一种文明互鉴的视角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受到战后全球文明交流交锋和多元共存的国际政治现实的推动。其中,文明互鉴既是理论研究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也是实现理论知识整合的主要动力,更是开展理论创新的国际化面向。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文明互鉴下的探索与发展呈现出一种动态、多元、辩证的前进趋势,主要体现为三个阶段:一是在建国初期、冷战大国文明博弈背景下同苏联、美国等国际关系理论间的文明激荡与文化交锋;二是改革开放后,在多元文明共存与和平发展的时代判断下,主动开展对国外理论知识的批判性引介,在融会中外的基础上提升本国理论自觉与意识系统化;三是21世纪后,积极推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在新一轮的全球文明交流交锋中,凝聚以“中国学派”为代表的共同体意识,产生了面向国际学术界传播的理论范式成果,进一步增强了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外交思想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建设发挥着总领性、全面性的指导作用,围绕国际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和命题,而文明互鉴则将在新时期继续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进步与成长提供新的动力。

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多维探索:以上海外国语大学为例

新时代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兴起有其必然性,主要源自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人才培养需求。在厘清区域国别学相关概念的同时,本文指出,区域国别学作为“大国之学”,其学科建设前景广阔。全国范围内,上海外国语大学在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方面起步较早,形成了初步具有中国特色、上海特征、上外特点的区域国别学科体系,产生了国内外影响,可以作为案例进行剖析。本文把上外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划分为学科初建、蓬勃发展和深度融合三个阶段,从以政治学为试点开始,到目前以政治学、外国语言文学以及相关交叉学科来共同推进学科建设。同时,本文还探讨了上外区域国别学的教学特色,回顾其探索历史,以及相关课程建设和思政建设情况。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过程中,上外重视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战略和战术。一方面,学科建设布局贯彻学校整体战略,即将学校的转型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紧密结合,发挥政治学等学科的改革试验田作用,并立足于学校实际,进行改革创新;另一方面,学科点建设与学院工作把握精准战术,兼顾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灵活选用实地调研与逻辑分析、在学理研究和政策分析之间寻求平衡。

“2030愿景”框架下沙特阿拉伯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演进

沙特“2030愿景”提出后,其外交策略呈现出更为积极进取的态势,外交战略重心由原来的以地区为主转向兼顾地区与全球。基于提升伊斯兰世界领导力、推动经济多元化以及增强地区与全球影响力的综合考量,沙特将印尼视为东南亚国家的优先合作伙伴。当前,沙特与印尼的交流与合作已呈现出多路径并行的趋势。双方以政治互动促进两国互信,以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以朝觐合作巩固宗教纽带,以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关系基础,以安全合作筑牢两国安全屏障。虽然两国关系取得一定进展,但现实的地缘环境与外交传统、低制度化的合作机制、时有发生的劳工摩擦、仍未完全开放的营商环境和并不一致的营商偏好等因素对双边关系的持续深化形成一定制约。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国家,沙特与印尼合作领域的扩展和程度的加深为所属地区的和平稳定注入发展动力,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论社区居民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基于上海社区治理实践的观察

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和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需要厘清社区居民的权利与义务关系问题。基于上海社区治理实践的观察,以“法的本位理论”为分析视角,可发现社区居民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理想状态应呈现为“居民义务的履行促进其权利的实现,居民权利的行使促进其义务履行的自觉,进而实现居民权利与义务的相对均衡”。然而现实景象却与理想状态存在较大的差距,社区居民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处于失衡状态。未来,如何在权力的支配力不断得到增强的同时,有效推进城市社区的居民自治,并进一步提升居民个体的自主性和责任感,将是破解居民权利与义务失衡问题的基本思路。

“台前”与“幕后”之间:国际危机中美国“战争代理化”的策略选择

长期以来,美国战争代理化的模式差异及其原因并未得到足够关注。冷战后美国的战争代理化策略在不同时期存在程度差异。美国战争代理化决策的形成过程包括:国际危机产生-评估干预需要-选择干预策略-结束干预;具体决策时还会考虑国内观众成本等因素。通过对所选案例进行受控比较分析,在排除竞争性解释后可以发现:挑战者的行为体类型决定了在国际危机中美国战争代理化的基础值,体系压力的大小影响战争代理化程度的增减。

从特殊伙伴到有限疏离:印俄战略关系演变的动因与前景

近年来,由于“印太战略”的出台以及印度与西方国家不断接近,构成传统意义上的印俄特殊伙伴关系的议题性因素出现了缺失。同时,结构性因素驱动印俄战略关系转向有限疏离:从体系层面来看,印度在印俄依赖关系中占据优势地位以及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动使两国难以维系特殊伙伴关系;从单元层面来看,印度政治生态转向极端和激进使两国关系走向疏离,同时印度的战略诉求为印俄疏离关系设定限度。只有当俄罗斯对印度依然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并且契合印度的战略诉求时,印度才能放弃对俄疏离并参与俄罗斯构想的多边合作模式,否则印度将会倒向西方并与俄罗斯彻底疏离。

大国竞争下国际身份优化与国际信任重建——基于国际政治社会学的视角

当前出现大面积国际信任赤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大国之间形成了比较稳固的战略竞争关系。国际信任本质上是社会建构而成的,一国主要国际身份的适当确定对于该国国际信任的总体状态有着决定性作用。一国国际身份具有体系性、层次性特点,其确定和调整也可以分步骤、分领域开展。从历史上看,国际危机爆发时期,大国往往会评估调整其主要国际身份,以维持国际信任和秩序。大萧条时期的英国、二战后的法国以及20世纪60、70年代的苏联,都在调整身份和信任重建上有着经验教训。化解当前国际信任危机的关键是处理好中美的身份政治冲突。一是要正确认识国际身份与国际信任的关系规律;二是要正确认识美国在国际身份调整上的迟缓性和中国确定主要国际身份的特点难点;三是要从技术上寻找中美国际身份体系中的可调整之处。

从“和文化”到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与"和文化"理念,尽管各自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代,各自面对的问题和挑战的特殊性确实有无比巨大的差异,但是均处于同一个文化理念层次上,而且具有对世界及人类如何存在、如何发展的逻辑演绎结构体系认识的一脉相承性。这种一脉相承性使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从核心概念界定到核心概念的社会演绎,从理念的逻辑前提到逻辑演绎的条件,以及关于人类社会的存在机制、发展机制、底线机制、选择机制、修复机制的逻辑解读,从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演进,构成了一个具有从历史到现实、从理念到实践的立体性知识系统,既年轻且又古老,既是一种世界观又是一种方法论,既是一种思维方式又是一种话语体系。

国家制度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以人大制度为例

从中国人大制度的创立与发展来看,国家制度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既符合一般规律,也有特殊之处,后者包括:党对改革开放的坚强领导有利于制度完善;国际经验比照往往成为中国内化国际制度的干预变量;超级大国对于国家制度的国际社会化有重要的影响。具体而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吸纳了国际社会公认的三大政治原则,即代议制原则、人民主权原则和现代法治理念,还借鉴了先进国际政治文化的探索成果。冷战格局下,苏联从国际法治角度"助产"人大制度,波匈事件、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对中国国家制度建设影响深远。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义务国内法治化是国际社会影响国家制度的最新途径。

文莱的朝觐管理对文莱与沙特双边关系的影响

文莱的朝觐管理涉及文莱与朝觐圣地主权国沙特关系的维护,其管理机制有效推动了两国友好关系的持续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独立以来,文莱逐步确立了“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和部门联动管理”的朝觐管理机制。该机制为文莱朝觐事务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也影响着文莱与沙特双边互动的结构规则。在文莱朝觐管理机制的影响下,宗教文化关系成为文莱与沙特的基础性关系。这不仅为两个伊斯兰国家深化双边友好合作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和政治基础,而且有力推动着双边关系在层次性、稳定性和多样性方面的发展。同时,文莱的朝觐管理机制也有利于克服双方交往中的一些客观局限,是文莱与沙特双边外交关系行稳致远的关键因素。

从走近到疏远:美国与萨达姆政权的交易型代理关系困境(1979-1991)

本文从交易空间视角,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美国与伊拉克曾存在短暂的赞助-代理关系。关于美国和萨达姆政权的交易型代理关系破裂乃至失控的原因,学界主要从利益分化、能源安全和制裁的视角展开论述。但上述视角均侧重“美国中心论”,没有足够重视萨达姆政权在赞助-代理关系中扮演的能动性角色。70年代至80年代初,苏伊关系的恶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扩张,为美国和伊拉克发展交易空间提供了基础,美伊关系由此经历了一段微妙的升温期。里根政府改变前任的中立政策,加大对伊拉克的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多方位援助,萨达姆政权则借机抬升其地区权势、开拓西方能源市场和购买先进武器。80年代中期至末期,尽管美国逐渐回调倾斜政策,但力度和决心不够,萨达姆政权则反向滥用美国的赞助,包括镇压异己和公然违反国际法使用化武,与美国的矛盾凸显。90年代前后,美苏关系改善,而美伊利益冲突已然难以调和,萨达姆政权强烈抵制融入美国中东新秩序的构想,引发美国对伊拉克惩罚升级。最终,萨达姆政权冒险入侵科威特,美伊交易空间彻底垮塌,双方的赞助-代理关系破裂。

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中国学派发展的影响——基于国际关系理论史的视角

广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是中国学者或认同中国学术立场的学者为提升外交话语权、国际理论自信和国际关系自主性知识体系而结成的学术共同体。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引领中国学派进入新阶段,对世界性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指导中国学派参与了中美理论话语权斗争。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中国学派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在本体论上,它有力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合作和文明关系研究;在认识论上,它进一步深化了对时代、国际体系、大国责任等基本问题的认识;在方法论上,它更好地以实践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改造了国际共同体等核心理论。

公共外交视角下的省、市长国际咨询会议——功能、效果与挑战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依托自行组织的省、市长国际咨询会议,开辟了针对特定海外人士的国际交流新路径。省、市长国际咨询会议的实质是地方公共外交的一种特殊形式和创新工具,具有提供"内引式"交流平台,建立双向化沟通渠道,提升对外宣传辐射能级与范围的独特功能。从效果来看,建立省、市长国际咨询会议机制有助于提升地方的国际吸引力和竞争力,深化目标群体对本地发展的关注度和认同感,一些地方的会议还体现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作用和价值。目前,不少地方的省、市长国际咨询会议在发展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和瓶颈,因此,应当通过将会议纳入地方对外交往的整体规划,不断创新互动形式,并适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以解决面临的问题,增强省、市长国际咨询会议发展的动力并拓展其空间。

“大思政课”视阈下大学生社区志愿服务的三维透视

在“大思政课”改革创新的蓝图中,大学生社区志愿服务作为高校实践育人的重要平台,是高校培养高质量人才的重要途径。“大思政课”视阈下的大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具有助推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提升道德素养、促进全面发展的功能,文章基于当前大学生参与社区志愿服务中存在的育人主客体、育人载体和育人环境等方面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优化育人路径。

国际秩序变动与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安全

国际秩序正处于变动过程中,原有国际能源格局遭受冲击,海上能源运输安全的重要性迅速凸显。俄乌冲突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成为全球各国寻找能源来源多元化的重要对象国,中东地区能源国家在全球战略性地位愈加提升。长期以来,海上能源运输安全秩序的变化经历了参与主导者位序、运输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运输沿线国家间亲疏关系、外部权力竞争局势、争端解决机制效能等方面的变化,同时海上非法行为未曾彻底消除,导致维护海上能源运输安全存在难度,这其中以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面临的安全问题最为典型。尽管国际秩序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但从中东石油和天然气运输的发展来看,能源安全秩序的现实主义式变化逻辑并未遭遇根本挑战。

身份认知与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建构

国际秩序观是一国如何认知世界、如何处理自身与世界关系的重要理念指引,反映了一国政府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态度、立场以及对理想国际秩序的主张和愿景。作为权力、制度和观念因素共同作用的起点,国家身份认知对本国的国际秩序观塑造有内在建构的影响。本文认为,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不仅强调自身“中华和合文化”与“全球大国”的内生身份认知,还在与国际社会的积极互动中确立了“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式改革者”的社会身份认知。这两类身份认知通过国内和国际层次影响着中国政府对国家利益的主观认知和界定,进而塑造了新时代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的立场以及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理想国际秩序主张与愿景。

国际中文教师身份认同研究评述

教师身份认同是教师对自身教师职业的理解,它在教师专业化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是教师研究的重要理论框架。本文介绍了教师身份认同的概念框架、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梳理了国内外国际中文教师身份认同研究现状,总结了当前已有研究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国际中文教师研究提出一些建议。

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差异对比论析——以话语实践互构循环为视角

国际关系理论是国际关系学重要的研究领域。话语和实践是后结构主义的主要研究内容。话语和实践的互构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对象,亦可作为理论研究的分析方法。关于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差异,观点不一,视角众多。话语实践的互构循环进一步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对比分析也为构建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提供了思考。

国际关系中的“例外主义”探析——以美国、印度、土耳其外交“例外主义”为例

运用到国际政治上的“例外主义”实质是“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关系:一方面,“例外主义”国家通常认为自身在道义上优越于其他国家,其价值与主张是“特殊”的;另一方面,“例外主义”国家认为自身代表的价值、政策、模式等具有“普遍”意义,超越国界,是其他国家应该追求的目标和参照的标准。“例外主义”与“民族主义”有明显区别。“例外主义”并非都意味着“单边主义”和“豁免主义”,其表现出多种形式,依据“典范或使命”“豁免或非豁免”两个维度可以分为“帝国型”“文明型”“国际型”“全球型”四种类型。

强大而脆弱:数字世界如何使美国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

本文试图解释数字时代美国面对其他国家的网络行动时处于不利地位,而造成这种国际关系不利地位的恰恰是美国引以为傲的六大优点,即发达的私营经济、深度的数字连接、承诺的自由开放、相对透明的政府、承诺的法治约束、相对宽松的监管文化。本文认为,美国已经因此遭受了许多损失,且仍然没有足以应对这种国际不利地位的可行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