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理念与实践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在参与中东传统安全治理、化解地区冲突方面,中国始终推动对话协商,致力于公正合理解决中东热点问题,构筑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集体安全架构。在改善地区安全环境方面,中国抓住中东地区主要安全矛盾,顺应地区国家寻求缓和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取得了促成沙特与伊朗复交的重大成果。在参与非传统安全治理方面,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同提高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过程中,中国形成了以共同安全破解独享安全、以综合安全破解分割安全、以合作安全破解竞争安全等理念和经验,在中东安全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从特殊伙伴到有限疏离:印俄战略关系演变的动因与前景

近年来,由于“印太战略”的出台以及印度与西方国家不断接近,构成传统意义上的印俄特殊伙伴关系的议题性因素出现了缺失。同时,结构性因素驱动印俄战略关系转向有限疏离:从体系层面来看,印度在印俄依赖关系中占据优势地位以及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动使两国难以维系特殊伙伴关系;从单元层面来看,印度政治生态转向极端和激进使两国关系走向疏离,同时印度的战略诉求为印俄疏离关系设定限度。只有当俄罗斯对印度依然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并且契合印度的战略诉求时,印度才能放弃对俄疏离并参与俄罗斯构想的多边合作模式,否则印度将会倒向西方并与俄罗斯彻底疏离。

中东国家民用核能开发与国际合作探析

中东国家发展民用核能具有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双重目的。在新能源革命与大国战略竞争的驱动下,中东国家寻求能源结构的多元化,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促进海水淡化,加强核能科学研究,跻身世界“核俱乐部”,打破中东地区核垄断,提升政治大国地位。俄罗斯、美国、韩国、法国、日本等国积极促进民用核能项目出口,推动与中东国家的民用核能合作,竞争中东市场份额,同时形成议题联系,配合与中东国家的全方位合作。民用核能合作丰富了域外国家与中东战略合作的内涵,促进中东国家民用核能开发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助力中东国家从石油经济到后石油经济的转型,实现“碳中和”目标,但核能项目的实施仍面临诸多挑战。

“台前”与“幕后”之间:国际危机中美国“战争代理化”的策略选择

长期以来,美国战争代理化的模式差异及其原因并未得到足够关注。冷战后美国的战争代理化策略在不同时期存在程度差异。美国战争代理化决策的形成过程包括:国际危机产生-评估干预需要-选择干预策略-结束干预;具体决策时还会考虑国内观众成本等因素。通过对所选案例进行受控比较分析,在排除竞争性解释后可以发现:挑战者的行为体类型决定了在国际危机中美国战争代理化的基础值,体系压力的大小影响战争代理化程度的增减。

2023年中东国家网络安全态势综述

2023年,中东地区的网络安全总体态势呈现出更加复杂的趋向,包括中东国家网络发展水平差异加大、网络安全威事件胁进一步加剧、地缘政治局势加剧网络对抗等。同时,中东国家的网络安全治理继续推进,在战略设计、关键基础设施建设、新兴技术发展、数字化转型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多重并举。展望未来,中东国家应继续从强化自身治理水平、深化国际合作、加强人才培养等方面,为改善网络安全环境做出努力。

以发展促和平: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理念创新与路径选择

中东是全球安全问题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中东地区的冲突解决主要有三种路径——“以实力促和平”“以民主促和平”和“以发展促和平”。“以发展促和平”强调“发展赤字”是引发冲突的主要根源,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维护国家稳定、化解社会矛盾和推动地区冲突解决,从而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上将发展带来的经济红利转化为安全红利。该理念倡导发展与和平的联动性、“输血”与“造血”的两重性、短期目标与中长期目标的渐进性。中国在中东“以发展促和平”的实践分为国家和地区两个维度。在国家层面,中国主张尊重中东国家的发展权,以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项目为抓手,通过发展援助等增强对象国治理能力;在地区层面,中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平台,促进区域设施联通,建立利益共同体,逐步实现地区和平。“以发展促和平”理念基于改革开放40年治国理政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重要方略。

文莱的朝觐管理对文莱与沙特双边关系的影响

文莱的朝觐管理涉及文莱与朝觐圣地主权国沙特关系的维护,其管理机制有效推动了两国友好关系的持续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独立以来,文莱逐步确立了“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和部门联动管理”的朝觐管理机制。该机制为文莱朝觐事务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也影响着文莱与沙特双边互动的结构规则。在文莱朝觐管理机制的影响下,宗教文化关系成为文莱与沙特的基础性关系。这不仅为两个伊斯兰国家深化双边友好合作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和政治基础,而且有力推动着双边关系在层次性、稳定性和多样性方面的发展。同时,文莱的朝觐管理机制也有利于克服双方交往中的一些客观局限,是文莱与沙特双边外交关系行稳致远的关键因素。

俄乌冲突与中东安全伙伴的异化

安全伙伴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针对共同威胁而形成的正式或非正式安全合作关系,以期在危机爆发后产生力量倍增效应。21世纪以来,美俄在中东建立了各自主导的差序化安全伙伴体系;俄乌冲突爆发后,美俄通过政治杠杆和经济杠杆激励伙伴国提供援助,但中东安全伙伴国与美俄价值观差异甚大,各自具有不同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取向。本文从“安全—经济复合利益”视角出发,提出维护政权安全是中东国家应对俄乌冲突的政策出发点,中东国家与美俄安全伙伴的层级和战略经济利益是各国选择不同政策的主要考量。受这两个变量的影响,美国在中东的12个安全伙伴国以及俄罗斯在中东的4个安全伙伴国执行了“积极制衡”“消极制衡”“积极追随”“消极追随”“对冲”五种政策。中东安全伙伴与经济伙伴同域外大国越一致,就越有可能坚定支持后者;安全伙伴和经济伙伴越是错位,中东国家就越有可能选择“对冲”政策。根据各国提供道义支持和行动支持的差异性,可以将美俄的中东安全伙伴国分为“亲俄反美”“亲俄不反美”“亲美不反俄”“不亲美也不亲俄”“亲美反俄”五类,美俄在中东的安全伙伴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异化趋势———安全伙伴的强化、固化和退化。

“全球发展倡议”视域下中国与突尼斯的抗疫合作

“阿拉伯之春”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对突尼斯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冲击,打造卫生健康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成为中国与突尼斯抗疫合作的逻辑与目标。“全球发展倡议”对于战胜疫情和复苏经济做出了明晰的规划与部署,对于中国与突尼斯以南南合作为实质的抗疫合作形成了新的助力作用。中国对突尼斯的医疗援助已走过50余年历程。就中突抗疫合作的路径而言,中国一方面将常规援突医疗队的职能扩大到兼顾对突应急抗疫合作,并实现多批援突医疗队的正常轮换,做到了常规合作与应急合作的结合;另一方面基于疫苗多边主义,向突尼斯适时应急提供新冠疫苗。中突抗疫合作不仅对于突尼斯疫情缓解和疫苗接种率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提升了中突政治互信,而且也助力中突关系朝着更深广的领域发展,如数字经济、文化合作和绿色发展合作等。中突抗疫合作事实上促进了两国卫生健康共同体与发展共同体建设,并助力推进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教派问题安全化形塑中东地区格局--以沙特阿拉伯外交为例

中东变局以来,中东地区的教派冲突不断加剧,尤其是沙特与伊朗的地区性教派对抗对中东地区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事实上,教派问题并不会自动影响对外政策,只有当国家决策者将教派问题安全化才会影响对外政策。沙特外交的激进化与教派问题安全化密切相关,由于国际和地区环境变化导致沙特的不安全感加剧,促使其极力建构教派冲突的话语体系,为其推行强硬的对外政策提供“正当”理由。沙特外交中的教派问题安全化分为四个步骤:建构教派威胁的认知、传播教派威胁信息、促使受众相信存在教派威胁、推行应对教派问题的对外政策。沙特通过强化宗教因素实施激进的对外政策,不仅强化了政权合法性,而且巩固了其地区领导地位,进而扭转了其与伊朗“攻守失衡”态势。但是,教派问题安全化使沙特深陷地区代理人战争的泥潭,而且教派冲突的叙事极易助推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发展壮大,并威胁国家安全。

“以色列优先”与特朗普中东政策的内在逻辑

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特朗普改变了美国历任总统的基本策略,推行了一系列"以色列优先"的中东政策。特朗普政府"以色列优先"的中东政策主要包含四个方面:持续制造叙利亚内乱,帮助以色列"境外御敌";全面遏制伊朗缓解以色列面临的安全威胁;承认以色列对争议领土享有主权并满足以色列的扩张要求;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缓和。特朗普政府以维护以色列利益为核心的中东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以色列政治目标的实现,为以色列捍卫自身利益提供了重要的政治资源,但也对中东地区安全局势的发展埋下重大隐患。

当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华定位剖析

纵观2008年至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对华认知,美国对华定位经历了从“伙伴”到“敌手”的转变。奥巴马时期,美对华定位由“朋友”向“中间地带”转变;特朗普时期,从“竞争对手”向“敌手”过渡;当前,拜登政府将中国定位为国际体系内“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对华“敌手”判断进入定型阶段。美国对华定位的转变有复杂和独特的地缘政治背景,冲击中美关系发展。

整体对接:论中国与沙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沙特油气资源丰富,具有资金和区位优势;中国人力资源丰富,具有技术和市场优势。中国与沙特建交30年来,两国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经历了能源合作伙伴、战略性友好伙伴和全面战略伙伴三个阶段,形成相互依存的整体合作关系。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2030愿景”目标契合,两国合作受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东地缘政治剧烈变动和中沙优势互补等因素影响,具有顶层设计、全球布局、机制对接和多维合作的特点。展望未来,中沙关系的发展需处理好“中国—美国—沙特”大三角和“中国—伊朗—沙特”小三角的关系,统筹旧平台与新机制,加强中沙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中沙整体合作促进了东亚与西亚的互联互通,有助于亚洲大国探索符合各自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进而增强亚洲共同体意识。

印尼参与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路径、动力与限度

东南亚辽阔的海域在为地区国家带来丰厚经济收益的同时,也面临着极为严重的海洋塑料垃圾问题。东南亚的海洋塑料垃圾排放量位居世界前列,其海洋塑料垃圾问题呈现出排放主体聚集、影响范围大和破坏性强的特征,日益对东南亚国家的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经济效益和民众健康构成严重威胁,亟需予以重视和应对。印尼在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问题上扮演着双重角色,它既是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的主要排放国,也是主要受害国。鉴于海洋的开放性与流动性,海洋塑料垃圾问题绝非一国可以单独解决,因此印尼不仅出台相关法规,还积极参与东盟合作机制,与域外国家建立合作关系,致力于在国家、地区和国际三个维度参与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治理。从全球环境治理的视角来看,海洋塑料垃圾治理不善不仅会影响海洋经济和其他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还会使国家的地区声望和国际形象受损,因此规避海洋塑料垃圾带来的风险是印尼参与东南亚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动力,但印尼国内的治理基础及国际合作的有效性限制了其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成效。

阿富汗的国名构成与政治重建

回顾阿富汗的政治变迁史,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阿富汗在政局动荡过后的政治重建往往与国名变更相伴而生。针对这种现象,对于阿富汗的政治重建可以提出假设:国名的构成是阿富汗政治重建过程中指导原则的缩影,可以通过对国名构成要素的分析,概略地认识政治重建的导向。基于上述假设可以得出一个猜想:阿富汗的政治重建与国名构成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对国名进行分析有助于对历史上阿富汗政治重建的成果做出解释,并对其正在进行的政治重建结果做出合理的预测。为验证关于阿富汗的政治重建与国名构成之间关系的猜想,对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执政时期和美国支持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时期进行了历史性分析,回顾了这两个历史时期国名的构成以及政治重建目标与结果。最后,根据“阿富汗伊斯兰埃米尔国”这一名称中的诸要素,对当前塔利班主导的阿富汗政治重建进行了展望。

多元包容与伊斯兰教本土化关系探讨:以“伊朗间奏曲”时期为中心

在《认识镜中的自我——伊斯兰与西方关系史入门》(1)一书中,易卜拉欣·卡伦提到阿拔斯王朝(750~1517)(2)中期“伊斯兰的故事不局限于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逐渐成为主角,使其(伊斯兰的故事)成为一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故事。”这不仅体现了伊斯兰文明在中东地区的典型特征,其中所提及的三个群体(阿拉伯人、波斯人与突厥人)实际活跃于同一个时间段.

中东变局后美国中东水外交战略探析

美国实施中东水外交战略的背景由中东地区水问题安全化、美国对水外交活动的关注度提升、中东变局对美国中东地位持续造成冲击三个方面构成。美国试图通过实施中东水外交战略缓和地区矛盾、维护其在中东的影响力、追求现实利益及支持战略结构的多边化转型。实施经济项目合作、开展人道主义援助、释放舆论信号、倡导多边协调平台,以及利用资金、组织和技术优势系统性参与中东多边水外交行动是美国采取的主要战略路径。这些举措使得美国的水外交战略既扮演了中东战略收缩的掩体,又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其在中东的软权力,局部修复了其在该地区的大国声誉。现阶段虽然美国的中东水外交战略具备一定公益性,但它仍是中东霸权战略下的产物,并且有不断向主流政治领域渗透的趋势。

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源流及嬗变

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由泽耶夫·亚博廷斯基创立于20世纪初阿犹冲突时期,它基于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主张犹太人对“大以色列”的所有权,并发展出了“贝塔”“伊尔贡”“利库德”等组织。亚博廷斯基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反对唯物主义,强调“精神”的重要性;反对以阶级斗争为民族发展动力,主张为保留民族“特性”而斗争;反对左翼以经济和外交等手段解决民族矛盾,主张先增强武力,构筑对阿拉伯人的绝对优势(即“铁墙”)。继亚博廷斯基之后的修正派领导人分别对其思想进行继承与调整,共同点是加深民族主义与宗教思想的捆绑,强调犹太人对巴勒斯坦“历史权利”的绝对性和“复国”合法性,否定巴勒斯坦民族的存在及其建国权利,崇尚实力优先的强权哲学。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主张在“以色列地”重建犹太国,是以色列右翼集团在巴以问题上立场强硬、否定“两国方案”的思想根源。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探析--基于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新时代拓展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背景下,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在生态领域的拓展为逻辑起点,通过对生态产品的概念进行辨析,探讨生态产品的分类、价值内涵及理论基础,并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生态产品分为自然和劳动生态产品两类,而劳动生态产品可进一步细分为劳动生态产物和生态商品。自然生态产品的有用性和权属交易性等属性决定其自身具有存在价值和虚拟价值;劳动生态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生态资源存在价值的体现需要生态技术的提升来实现,虚拟价值实现的前提需要产权明确,交换价值需要市场做载体,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则需要政府制度设计。生态产品价值的一般实现路径要从政府管制、产权制度、生态技术和生态市场四个方面着手构建。

“走出去”战略提出以来的中国农业外交——核心特征、机制创新与战略塑造

“走出去”战略提出20年来,农业与外交存在良性互动关系,国际农业合作既是中国外交的目标,也是中国外交的手段,还是中国“大外交”和“大外事”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农业外交具有“政府引领、部委分工、地方跟进、企业参与”的特点,旨在服务国家整体外交战略、维护对象国粮食安全、扩大中资企业海外投资利益。中国农业外交在实践中建立了“以双边带多边、以多边促双边”的农业外交机制,构建了多元外交主体互动模式。中国农业外交丰富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民生治理、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施、对接对象国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未来,中国农业外交还面临诸多挑战,需创新农业外交机制,积极探索在第三方市场的农业合作新范式,塑造“一带一路”沿线农业外交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