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史到社会生活史--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忻平教授访谈

本刊特约编辑（以下简称编）：忻老师,您好!您自大学毕业以来,一直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中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您的研究范围广泛,对现代化进程、中国近现代史、

现当代文学史编写的文学史哲学反思

从文学史哲学层面反省现当代文学史编写,如下问题有待深入思考:编写者缺乏本体性的"文学"观念自觉,导致文学史的编写缺乏"中心意识"支持,文学事实选择及作家作品评价随意性很大;在传统"圆型"时间观念作用下,现当代文学强调的是文学的时代之"变"而非文学史内部的"通",古今文学缺乏必要的对话;文学史叙述的空间意识不足,自然-地理形态的文学史外部空间,与文学"物自体"的内部空间尚未能进入文学史表述;对文学史编写的目的理解存在偏差,突出文学史的文学教育与学术传承功能,而缺乏文学史哲学意义上的对文学"古与今"、"常与变"的演变规律的探讨。

《淮南子》论心之审美特征

《淮南子》对心范畴所具有的审美特征分别从和、虚、诚三个不同层面进行了深入论述,使心范畴的审美特征更为突显。《淮南子》认为和谐快乐是心灵最高的审美状态;虚静的心灵可以超越世俗和欲望,到达自由的境界;诚挚的生命体验与情感共鸣是获得艺术感染力的保证。

《淮南子》论艺术感应发生的规律及主体关系

同类相应是感应现象发生的总体规律,《淮南子》从不同的主体关系探讨了艺术感应规律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并且,《淮南子》意识到了艺术感应现象是发生在不同主体之间的"感"和"应",不仅对主体之间的感应关系有所论述,而且还论述了艺术感应最重要的主体——人在艺术感应活动中应该具备的艺术修养。

《淮南子》文艺理念的辩证与矛盾

辩证性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普遍特征,《淮南子》的文艺理念不可避免地具有辩证性的思维特点。又由于多人参与、博杂众家之论的写作特点,决定了《淮南子》的文艺理念之间出现相互矛盾的现象。

《淮南子》本末论的渊源与创新

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从本体论的高度探讨文艺的本与末,《淮南子》文艺本末论既对前贤的思维成果有所吸收、借鉴,也有自己的独创和发挥,使本末论在艺术范畴内呈现出比较成熟的理论形态,为中国古代文论的进一步发展成熟做出了奠基性贡献。

《淮南子》中“同”与“异”的艺术特征论

同与异作为中国古代两个哲学美学概念,分别代表着古人对事物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理解。《淮南子》中对同与异的艺术特征及其各自的局限性都有所论述,对二者审美特征多向度的阐发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启示既是多方面的又是深刻细致的。

巫、舞不同源:殷商甲骨文中的巫与舞——中国先秦时期的巫与舞之新考论(一)

在中国舞蹈史上,巫与舞的问题,可以说是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在中国的舞蹈界,甚至是在中国的人文社科界,都认为巫与舞不仅同源,还同字同义,这已成为一种定论。但从殷商甲骨文考察,巫与舞并不同源,我们对巫舞同源的误认,多是受到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影响。文章认为,“两袖舞形”的巫并非殷人之巫,而仅是汉人之舞,从甲骨文巫字的溯源来看,巫是远古生殖文化的使者,是华夏先民象形造字中最为“不可言说”的一次“苍颉造字”。从史前社会开始,巫与催生巫术就是孕育繁衍中最紧要的一项医疗技术。“巫”并非殷商时期的专业舞人,舞蹈仅是行巫时的一种身体表现。巫舞在殷商时期的发展衍变,以及与其他类型歌舞的交流与影响,既体现了殷商甲骨文“巫”字被创造的理由,也体现了殷商的社会性作用的必然。

帝、巫同在:商代的行巫与舞蹈——中国先秦时期的巫与舞之新考论(二)

巫在商代殷墟甲骨文中,以神鬼的面貌出现,而“■”和“■”为甲骨文中特有的合文。行巫——跳巫的甲骨字形的创造,既表达了殷商巫舞的形态意义,又表达了巫舞的社会意义。这表明了,殷人的巫、行巫和跳巫,是一种具有时代性、社会性的巫、行巫与跳巫。商代的跳巫——行巫时的舞蹈,是殷商王朝神权与王权统一的代表与标志。这种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巫在商代,既不可能在大规模的祭祀仪式中以群舞者的身份参与,只能以领舞者的身份存在;又不可能为祈雨被暴或被焚;更不可能成为“恒舞于宫”的商王朝的专职“娱人”舞人。在商代,跳巫的特殊性在于,其是神、人、鬼之间的三位一体,是天、人、地之间的三位一体,是帝、人、王之间的三位一体。作为特殊的女性,巫以中国早期奴隶制最后的女性特权,躲在奢华的面具背后,以身体的动作,进行着神界与人界的通道联系。这是身体权力在中国先秦时期的表达。可以这样说,跳巫是商代王权的权力之一,它是商代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身体权力表达;我们更可以这样说,跳巫是商代舞蹈中的一种具有权力生产的舞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