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起点与方向

近年来,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态势显著,随之引发了需求结构和利益结构的多元分化,这意味着基层治理体系将长期面对如何有效供给多层次公共产品和协调社会多元利益关系这两个基本挑战。基层社会的治理创新已经成为国内不同城市探索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重心所在。从经验上来看,不同地区在探索基层治理创新的路子时有许多迥然不同的做法和经验,改革的切入点、重心也各有侧重。但从总体来看,这些探索大多具有局部创新、

从“家门口”服务改革看社区治理创新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社区服务具有重要战略功能。上海市浦东新区以构建"家门口"服务体系为切入点,全面提升社区服务能级,从党建引领、观念更新、质量提升、资源整合、队伍建设等多个维度多措并举推动了基层社区服务体系的整体优化。本文通过回顾我国社区服务体系长期面临的基本难题,分析浦东"家门口"服务多线程改革相互匹配经验的一般性意义及未来改革方向。

依托法治思维推进社会治理研究报告——基于浦东基层实践的分析

法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将法治视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岀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十九大报告强调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在此背景下,研究如何依托法治思维推进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

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宏观政策领域存在多种政策信号,从而导致不同政府部门多重治理逻辑并存的现象,继而引发社会组织采用各种组织策略来拓展自身资源并获得发展机遇。正是这种多层次互动结构催生了一个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的社会组织自主性生产空间。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发展出了"非协同治理—策略性应对"这一理论解释框架。文章以当前快速发展的公共服务型社会组织为例,展现出其在既有制度环境下策略性行动的复杂机制,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讨论了这种自主性生产机制对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社会质量测量指标的信度与效度分析——以社会经济保障维度为例

社会质量的概念提出之后,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重视。在过去几年中,不仅仅是欧洲学者使用这一概念进行了大量研究,而且日本、韩国、菲律宾、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也开始使用这一概念开展一种基于亚洲社会事实的社会质量研究。但是,社会质量的各项测量指标在不同社会情境下的适用性,是一个需要实践检验的问题。利用在上海地区进行的一项社会质量调查所获数据,对于中国情境下社会质量的社会经济保障维度进行检验,发现:社会经济保障这一概念可以分为"金融资源""住房稳定性""住房条件""居住环境""医疗""社会保障"等六个次级维度,从信度检验和效度检验的结果来看,这一测量指标是可信的、有效的。

深刻认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条件

社会组织是社会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重要载体。发展社会组织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九大以来,在中央'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等明确方向指引下,全国各地社会组织呈现较快发展态势。

社区营造与公共性的生成逻辑:以上海三林苑为例

近期我国的社区营造强调对本土民情的适应。本文立足于上海三林苑的经验案例,分析了社区营造中本土公共性的三重逻辑。第一,公共性的生成要求不同类型行动者通过对地方性知识的掌握“扎根”社区;第二,公共性的生成依赖能够带来“集体欢腾”多种维度的社区集体仪式,进而实现集体身份的构建与强化;第三,公共性体现出区别于西方社会的“家”文化特点,社区本质上担负着“家”的功能与精神。中国式社区营造的成功关键或在于运用这三重逻辑构建社区公共性。

中观层次:优化特大型城市的风险复合治理结构

随着全球化、市场化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特大型城市社会风险的超常规集聚已成为难以避免的时代趋势。在此情境下如何优化特大型城市的治理模式以有效应对“风险社会”,就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过去多年来,国内学术界已就此形成一个基本理论共识,即必须形成多元参与的“复合治理结构”以进行有效的风险治理。然而,这一理论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于宏观和抽象层次,缺乏进一步的中观层次的理论演绎,这也意味着其很难在实质性意义上指导相关制度建设。

关于优化社区人口结构、促进大居健康发展的调研报告

本文基于上海大型居住社区的实地调查，分析了当前上海大型居住社区的人口结构特征及其造成的负面影响，并对形成目前大居人口结构的原因做了深度分析，最后提出优化社区人口结构、促进大居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