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院合作:高校图书馆文科资源建设必由之路——以上海大学图书馆与文学院合作为例

随着综合型大学文科资源需求激增,综合型大学图书馆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加强文科资源建设。经过几年的发展,资源数量有所增加,但是资源建设普遍缺乏学科特色、利用率偏低。上海大学图书馆与文学院合作建设文科资源的实例表明,图书馆根据学院需求采购资源、以学院学科专业发展为重心开展学科馆员服务的馆院合作模式,有助于推动高校图书馆的文科资源建设和学科专业发展,是未来高校图书馆文科资源建设的必由之路。

上海大学文学院档案学系近年来毕业生就业情况分析

1 自1986年首届本科学生毕业以来,上大档案学专业的毕业生开始正式进入上海档案工作领域,由于当时上海档案工作者队伍正处于新老交替、青黄不接之际,故上大档案系毕业生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是处于一种供不应求的状态。目前,上大的毕业生已成为上海档案界的一支不可忽略的生力军．他们中的许多人已走上重要的领导岗位。

大学生记者团在学校宣传体系中的现状调查与展望——以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大学生记者团为例

文章以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学生记者团的建设为视角,通过溯源考证和问卷调查,对十年以来学生记者团的发展情况展开调查,聚焦考察高校宣传职能部门作为重要的育人平台和阵地,充分发挥和运用育人资源的一般路径。调查分析显示,对育人机制、育人方式和育人平台的不断创新,不仅有效提升学校宣传职能部门的工作力量,更切实促进大学生综合能力的成长。同时,文章还进一步对完善机制设计、丰富项目资源供给、深化产教融合提出建议,以满足社会对新媒体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彰显“第二课堂”的育人成效。

秦邦宪与上海大学

秦邦宪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上海大学是国共两党志士仁人真诚合作共同创办的第一所文科大学,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革命者和中国共产党人。秦邦宪早在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与上海大学结缘,听取了该校社会学系教授恽代英的演讲,加入了上海大学学生创办的社会团体“孤星社”和“锡社”。在社团组织中,秦邦宪追求进步,积极投身到五卅运动中。此后,秦邦宪毅然报考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在这所“革命的摇篮”里,他结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批早期传播者,刻苦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在上海大学的学习和经历丰厚了他的思想,为他今后从事革命工作担负重大责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校园生活谈当前大学的两种校园文化——以上海大学和运城学院为例

大学文化是大学思想、制度以及精神层面文化形成的一种过程和氛围。本文主要从校园生活的角度论述了两种类型的大学文化,分别是以上海大学为代表的自由及自我型和以运城学院为代表的同伴及集体型,并分析了这两种不同的校园生活的优劣之处。

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

在中国大陆,作为一种成规模的学术和思想运动,文化研究是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才真正开展起来,到2004年,形成了一股"文化研究热"。这个"热"至今仍在延续。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学术/学院体制运转的需要,二是社会现实的刺激。而后者在一定意义上更为重要,并且比较复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上海,文化研究的研究、教学和与之配套的学院建制活动相继展开。2001年,上海大学成立了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文化研究机构。其后的4年间,上海各大学陆续建立了类似的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吸收了来自文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传媒研究、电影研究等方面的有志于文化研究的学者。其人员亦互有交叉。在这些研究活动进展过程中引发了一系列具体实践和理论思考的困难。首先是文化研究与现有大学体制之间关系的问题。文化研究是反体制的,但是中国现有的体制又无法改变,所以在硬着头皮挤入现行大学体制的同时,尽可能开拓和保持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为此,将"当代支配性文化的生产机制",以及这个文化与那一段"社会主义"历史的相互生产的关系,确定为今日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用"双线"来勾勒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它既是"批判性分析",也是"促进性介入",借用一对1950年代的政治概念,既是"破",也是"立",二者互为条件,相伴共生。其次是文化研究在不排除关注城市文化的同时,如何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农村,从而解决文化研究教学与社会改良之间的关系。最后是保持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中土特质,关键一点自然是直面当代中国人的活生生的日常经验,并汲取中国革命的思想和实践历史的丰富资源。也就是直面日常的生活感受,承继"中国革命"的丰富记忆,追究现实内部的压迫性结构。

论国民党与上海大学的关系

1922年,国民党人认识到培养人才的重要性,积极参与上海大学的创办,促成于右任出任校长,组成了以国民党要人为主的校董会与评议会,1924年定为党办大学。国民党注重学校的党组织建设及对学校的政治、组织领导,强化学校的三民主义教育,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拨给办学经费。在共产党人参与管理与教学,马克思主义在学校影响增大的情况下,国民党右派不能容忍共产党在上海大学的发展,在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之际,将学校封闭。1936年,国民党借认定上大学生学籍之际,再次强调关闭上大的合法性,重申上大是党立与国立之学府,这是国共关系仍处于敌对状态的产物。国民党在制造上大短命历史的同时,也为自己留下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忆。

论陈独秀在上海大学创建中的作用

兼具政治领袖和文化名人双重身份的陈独秀,对1920年代的上海大学产生过重要影响。陈独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五四时期思想界的明星,自然受到上海大学前身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学生的仰慕,他宣称的新文化新思想为学生改组学校提供了精神资源,新建立的青年团组织,也发挥了一些作用。学校改组时学生原拟推举陈独秀为上海大学校长,主要在于他的新文化人的名人效应。上海大学创办后,陈独秀作为中共领导人指派过陈望道到学校任职,并通过指导党团员活动,对学校事务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同时,陈独秀的思想和主张通过中共在校内的教师和学生,在上海大学发挥着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显性的文化名人效应与隐性的政党组织运作,是陈独秀影响上海大学创立与发展,影响上海大学青年学子的两条重要路径。

高校写作人才培养及其相关问题:以上海大学为例

高校学生写作能力培养方面出现了不少问题。一方面是"写作学"淡出了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另一方面则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转型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出现了文学写作、应用写作和创意写作三分天下的格局。而在高校写作教学中,以上海大学为例,也存在门数众多但分布不均、理论有余而训练不足、教学粗放缺乏精耕等特点,以及在师资队伍、教学方法、运行经费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发展方向,设计落地方案,并在体制机制上获得相应的保障。同时,在写作人才培养的观念上,还需要重新认识"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问题。

基于Bb平台的“古代汉语”实践教学探索——上海大学“3+1”教学模式课改尝试

高校"古代汉语"课程开展实践教学已成趋势,为探索如何更有效地进行"古代汉语"课程的实践教学,上海大学实行了"3+1"教学模式改革,即将每周4课时课堂教学分配为3课时课堂教学和1课时课外实践教学。在注重信息"多对多"传播的社会化媒体时代,上海大学"古代汉语"课程1课时的实践教学主要依托Bb教学平台来实施。充分利用Bb平台讨论版等功能,设计合理的实践教学步骤,有效地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积极性,极大地拓展了教学广度和深度,启发了学生的思维,也培养了学生读书、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

非基运动与民国上海大学师生群

民国上海大学对1922—1927年的非基运动具有重大影响。不仅促成运动在1924年8月的"复活",且使其在同年底发生从宣传到行动的重要转折,推动该运动成为一项全国性运动。相当一批非基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具有上海大学师生和中共党团员的双重身份。非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共借助上海大学这一革命平台成功领导的一场社会运动。上海大学的个案集中显示了由师生关系和社团组织两条路径共同形成的革命性、开放性的群体对非基运动乃至整个早期中共学生运动的影响。

中共早期领导人与上海大学

中共早期领导人在上海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中,荟萃群英办教育,制定学校章程,规划学科发展,改革行政建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可谓筚路蓝缕;在大学教育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占领大学讲坛的先河。其间所积累的管理大学的经验,演绎的教育与革命的变奏,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共初创期的历史风貌,对中国社会革命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浅论20世纪20年代上海大学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是"在国共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共产党人为骨干创立和发展起来的"[1],被称为"红色学府"、"红色革命摇篮"。它的诞生,汇集了当时一批早期共产党人,而"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自身解放的红色政治学说"[2],它成为"红"色上大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并且被早期共产党人用来宣传革命思想。他们的留学经历以及多种身份,使他们一定程度上能够构成上大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

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

在中国大陆，作为一种成规模的学术和思想运动，文化研究是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才真正开展起来，到2004年，形成了一股“文化研究热”。这个“热”至今仍在延续。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学术／学院体制运转的需要，二是社会现实的刺激。而后者在一定意义上更为重要，并且比较复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文献研读课程教学方法的探索与实践——以上海大学“语言学优秀论文研读”课程为例

制定文献研读的具体框架,对论文各组成部分的研读提出明确要求,可以帮助学习者了解学术论文的基本特征,掌握研读学术文献的方法,提升专业素养,并进一步提高专业学习兴趣和专业归属感。面向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文献研读课程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

中共在上海大学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这既与上海大学作为一所现代高等学府,是一个重要传播平台有关,也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齐聚上海大学,将传播马克思主义与解释中国革命现实问题相结合密切相关。他们充分运用教学阵地,第一次在高校课堂系统集中讲授传播马克思主义,通过上海大学丛书的出版,夏令讲习会的举行,报纸、期刊的创办,使马克思主义传播范围从高校延伸到社会,从大学生扩展到民众,从上海大学影响到全国,是中国共产党创办中国现代新型高等院校的最早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中国化做出了历史贡献。

上海大学团组织与青年运动(1923—1927)

1923年9月,上海大学团支部成立,迅速成为校园内外非常活跃的青年学生力量。上海大学团组织是当时上海地区青年团中最突出的基层组织,不仅在校内筹划举办各类活动,联谊争取各种青年社团,宣传党的方针,传播进步思想,注重自身组织建设,而且走向基层,走上街头,联系群众,动员工人,冲锋在反帝爱国运动的第一线。尤其在五卅运动中,上海大学团员青年多人流血、被捕、牺牲。由于团组织的出色表现,上海大学成为上海青年运动的中心和许多活动的策源地,使许多青年人才紧紧团结在党和青年团的周围,同时也锻炼和成就了施存统、邓中夏、张太雷、任弼时、关向应、恽代英、张秋人、贺昌等一大批党团核心和英雄人物“。大革命”时期,中国青年运动卓有成效,青年团作出了独特贡献。上海大学团组织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时代氛围,离不开其所在“红色学府”的熏陶,它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党在革命运动中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办学要求。1927年国共分裂,上海大学团组织不得不转入地下。

创意写作与当代文学生态研究

主持人语创意写作在中国的兴起与迅猛发展,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学事实之一。十多年来,它在作家与写作观念、作家培养与生存方式、文学教育理念与方法等多方面悄然引发当代中国文学生态的系统性改变。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写作概念泛化”“作家泛滥化”等新现象,而在与既有文学生态因素如学术机制、学科体系、作家组织等的“磨合”中,某些创意写作的倡导与实践者也出于急于获取正常学科地位的动机。

孙中山、国民党中央与上海大学关系再研究

目前对上海大学的研究,主要注重探讨上海大学与中共的关系。①对上海大学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尤其是上海大学与孙中山、国民党中央的关系问题,学界也有一定讨论。张元隆考察了上海大学师生的孙中山情结,但并未深论孙中山对上海大学的态度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