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团组织与青年运动(1923—1927)

1923年9月,上海大学团支部成立,迅速成为校园内外非常活跃的青年学生力量。上海大学团组织是当时上海地区青年团中最突出的基层组织,不仅在校内筹划举办各类活动,联谊争取各种青年社团,宣传党的方针,传播进步思想,注重自身组织建设,而且走向基层,走上街头,联系群众,动员工人,冲锋在反帝爱国运动的第一线。尤其在五卅运动中,上海大学团员青年多人流血、被捕、牺牲。由于团组织的出色表现,上海大学成为上海青年运动的中心和许多活动的策源地,使许多青年人才紧紧团结在党和青年团的周围,同时也锻炼和成就了施存统、邓中夏、张太雷、任弼时、关向应、恽代英、张秋人、贺昌等一大批党团核心和英雄人物“。大革命”时期,中国青年运动卓有成效,青年团作出了独特贡献。上海大学团组织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时代氛围,离不开其所在“红色学府”的熏陶,它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党在革命运动中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办学要求。1927年国共分裂,上海大学团组织不得不转入地下。

浅论20世纪20年代上海大学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是"在国共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共产党人为骨干创立和发展起来的"[1],被称为"红色学府"、"红色革命摇篮"。它的诞生,汇集了当时一批早期共产党人,而"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自身解放的红色政治学说"[2],它成为"红"色上大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并且被早期共产党人用来宣传革命思想。他们的留学经历以及多种身份,使他们一定程度上能够构成上大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

国共内战时期上海自杀问题研究——以《大公报》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国共内战期间,上海市存在严重的自杀危机。《大公报》对此进行了持续关注,多聚焦于引发自杀问题的诸多社会因素,如生计困难、家庭矛盾和战争。同时对自杀问题展开讨论,自杀者被舆论塑造为“勇者”或“懦夫”两类形象,进而引导社会大众关注个体的精神健康和生存环境,彰显了媒体的社会责任。在社会舆情的影响下,南京国民政府和上海市地方政府针对自杀采取了一系列防治措施,如制定专门的法律,打击鸦片买卖,限制安眠药、来沙尔等药物的销售,努力构建从中央到地方的自杀防治网络,加强地方社会治理。借助报刊的媒体视角,可以直观地体会到自杀问题带来的社会压迫感,并看清国共内战时期上海的社会生态和民众生存状况。

政俗关系视野下的民国“新年”之争——以《申报》为中心

民国时期政府奉阳历为国历,民间则仍沿用阴历,由此形成了新旧两个新年并存的局面。社会上围绕过哪个新年、春节存废等问题产生了广泛争论,最终政府实行了废除春节的政策并以失败告终。新年之争客观上传播了现代文明的要素,推动了传统节日习俗的现代转型。废除春节政策的失败,启示我们在改造习俗的过程中应尊重生活的逻辑,采用渐进的方法,尤其要处理好习俗变迁与政治变革之间的关系。

上海私营企业的工资调控研究(1949-1952)

从1949年至1952年,为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私营企业工资调控成为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先生产后生活"的理念指导下,控制工人工资水平成为调控方针。上海市政府对私营企业工资的调控历程,既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收入分配领域的初步探索,又揭示了私营企业工人在利益诉求方面与国家的复杂关系。

略论隋炀帝的历史功绩

隋炀帝虽为暴君 ,但仍作出不少影响当时及后代的重大功绩 ,因此可以说炀帝是个功过参半。

曹操身世与曹氏谱牒考述--兼与复旦历史与人类学联合课题组再商榷

曹操之父曹嵩身为赘子,其原先的姓氏出身不明,故曹鼎的后裔与曹操后代在血缘上没有必然联系,在没有确凿史料及墓葬文物证明的前提下,仅凭曹鼎的牙齿就欲确定曹操家族后裔,课题组的论证与结论稍欠严谨。唐颜师古、清钱大昕等学术大师皆云,家谱出于闾巷,不足为据。汉魏以降,认领养子、同姓通谱、篡改源流、追远冒祖、伪造谱牒之风颇盛,故存世曹氏族谱所录之远祖多不可信。冀望课题组在鉴定民间家谱远祖真伪问题上严格把关,慎之再慎之。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评司马迁的社会历史调查

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不少材料来自民间的轶闻轶事。司马迁著《史记》，曾在民间做了大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其调查的内容涉及古代历史、地理、民族、民俗等。他还对古代遗址、遗迹和实物进行过实地考察，他将调查搜集的资料与文字史料相映证，纠错补漏，使《史记》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他在民间所作的社会历史调查，对他的某些思想观点也有影响，他的社会历史调查的踪迹范围以今天的行政区划来看。

浅析中国古代南北战争中的历史地理因素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南北战争并形成对峙的局面,在这些对峙中,出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共同现象:北方异族入侵后难以继续南下,南方多次北伐无一成功,最终的结果都是在沿淮河——秦岭一线形成对峙。这些现象的形成,与地理、骑兵在古代战争中的作用以及民族融合因素有一定的关系。

试论旅游文化的多边关系

旅游不仅是一种经济性的行为,而且也是一种文化性的行为.因此,从大文化的视角去认识旅游活动,建设旅游文化.促进旅游行为向深层次发展.无疑显得十分必要.然而,目前学术界对旅游文化与旅游业文化、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旅游文化与民族特色等相互关系,或语焉不详,或存在一些误解.本文拟对此作初步论述.希望能对旅游文化的建设有所裨益.

沉潜考索之功 理性思辨之作——读《广东人在上海》

近年来，上海史的研究受到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上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成果相当繁富。既有通论性的著作，更多专题性讨论，资料汇编、工具书也出了不少，从而在理论建设、方法创新方面皆有重要进展。其中，在对上海城市移民群体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对旅沪苏北人、宁波人等移民群体研究较多，但是系统研究广东上海移民的著作尚付阙如。

巴黎公社:划分20世纪世界政治板块的历史坐标——研读《法兰西内战》的一种历史感悟

发生在1871年的德国统一、巴黎公社、马克思发表《法兰西内战》,是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转折的三件大事。巴黎起义、成立公社是当时一系列特殊情况促成的,法国根本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公社是阶级意识尚不成熟的巴黎工人阶级在危急时刻寻求保卫祖国的本能归宿,是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阶段,西欧城市自治传统的悲情谢幕。统一后的德国,由于闯出一条具有德意志民族特色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形成新的社会治理理念,世界以美、德、英、法四国为中心,结成主导历史走向的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板块。而俄国的资本主义异化发展,造成以俄国为中心的、相对落后的东方板块。1871年是20世纪世界东西方板块分轨的岔道口。与世界分裂为东西方两大板块相应,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公开分裂为两派:主张“和平长入”、崇尚“民主社会主义”的西方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原则的东方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终究是海市蜃楼。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奔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圆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巴黎公社原则在东方大地的开花、结果。

城市“社区”的内涵和历史渊源

西方之形成自治性质的区域社会组织是有其历史渊源或社会传统的。从古希腊人的自治精神和公共意识的存在,到古罗马城邦制度中的本位主义,及至中世纪城市市民的自治意识和"行会"组织,形成了城市社区发展的历史渊源。本文通过追溯西方社区发展的历史渊源,以期对我们的社区研究、社区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上海小三线建设职工住房保障研究

上海小三线建设是三线建设决策的组成部分,其选址位于皖南、浙西等地,1965至1988年间共有七万余人次离开上海,远赴安徽等地参与上海小三线建设。这部分上海职工的住房保障问题值得关注。文章主要讨论职工在安徽和小三线调整回迁之后职工在上海的住房保障。小三线建设初期,住房紧张,职工通过借宿民房,建造"干打垒"式房屋进行解决;建设中期,职工人数增加,开始修建职工宿舍;建设后期,小三线调整回迁,通过企业自筹、政府补贴、银行贷款等方式为职工修建住宅,住房问题基本得到妥善解决。

张荫麟的历史美学思想

张荫麟是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于史学、哲学、文学、社会学等方面均有建树,在中国通史、科技史和宋史研究方面均具开山之功。在哲学文学方面虽无专著,然而他对这些领域的论评却能显示出其独到精深的造诣。特别是在1932年提出了"历史的美学价值"一说,将美学引入历史学,为美学和历史学研究都开拓出一方新天地。

王霸政治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参照——崔寔政治思想再探

东汉后期,针对政治腐败、法令废弛的末世之象,崔寔提出统治者应通过'参以霸政'的手段来解决政治困局。显然,此论与汉儒尊崇王道的主流观点格格不入,因而古今学者对崔寔的评价,无论批评或肯定,大都基于儒法之争、王霸之辩的传统视角。其实,在崔寔的语境中,所谓霸道,既是一种针对两汉以来政治文化发展困局,亦即'百王之敝'的解决途径,也是对正统儒家所倡导的王道思想之不足的弥补,因而并不应将崔寔所论之'霸'完全视为王道的对立面。为了论证霸道的正当性,崔寔还借助春秋时期的诸侯尊王攘夷、奉行霸政这一历史经验,来说明具有强权性质的'霸'之手段,亦能在帝国现实政治的情境下发挥重要作用。可见,崔寔之论,既非一味地尊霸而非王,亦非简单的王霸并用,而是试图援引霸道中的某些具体因素来救补王道。

开辟上海专题文化旅游的必然性与可行性

一、开辟上海专题文化旅游的必然性上海是中国现代旅游业的诞生地.早在20年代初期,当时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就设立了“旅行部”,并先后组织了赴杭州和日本的旅游观光团,还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旅行杂志》.由于上海在全国旅游业中的这种特殊地位,使得中国旅行社的社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设在上海.然而,从完整的旅游意义上来讲,以旅行社为标志的旅游业并不是旅游体系的全部.因为现代旅游体系至少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即旅游的主体——旅游者。

试论旅游的文化性、经济性及其关系

旅游业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社会事业之一.但对于旅游事业的性质、作用和影响等问题,却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一种是旅游为文化现象说.该说认为,人们为了丰富自己的经历和知识或为了休息、娱乐而去旅游.因此,它是一项文化事业.另一种是旅游为经济现象说.该说强调,旅游可以为国家赚钱,支持国民经济的建设,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显然,这两种看法的论证角度各有不同,各有其合理性,但均存在着片面之处:第一,现代旅游活动已不仅是旅游者单方面的行为,它已变成为一种必须有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的社会活动.它不仅涉及到旅游者,而且也涉及到旅游业的经营者、管理者和服务人员,以及作为旅游对象的旅游地社会各有关部门乃至居民.旅游具有综合性的特质.

历史再现与重构——基于文化遗产数字游戏的类型分析

在文化科技融合的背景下,数字游戏成为文化遗产领域数字化转型中的重要媒介,也是遗产阐释、传播历史知识的重要阵地。本文以文化遗产数字游戏为中心,结合实践案例分析文化遗产游戏再现与重构历史的四种类型:基于对教育功能的重视而产生的以受众为导向的类型、以游戏叙事为中心的重在沉浸和共情体验的类型、将文化遗产信息与游戏玩法深度结合的类型以及兼顾叙事与玩法的类型。文化遗产数字游戏从寓教于乐开始,逐渐走向构建公众史观,立足功能性,深挖游戏性,并在历史再现与重构中超越过去。

战后国民政府的城市治理困境——以上海垃圾治理工作为中心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沪的垃圾治理工作,既是政府介入市民日常生活的尝试,亦是其对市政现代化的探索。面对严重的垃圾问题,国民政府通过重组环境卫生机构、颁布相关政策法规、发动清洁卫生运动等途径,以求实现彻底整治。但囿于经费不足、保甲制的局限及市民环卫意识的欠缺,国民政府的垃圾治理工作陷入困境,最终未能达到理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