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福利实践的社会逻辑——基于明清社会研究的解释

传统中国福利实践中的福、命、报等观念,不是自在的象征系统,而是作为融生产性与榨取性为一体的文化,渗透于社仓、义庄、义冢、善堂等福利制度的再生产过程中。因此,作为观念形态的象征文化,恰恰是汉人社会基本联结的粘合剂,其生产性和榨取性力量的结合,正是传统中国福利实践的"社会逻辑"。以福、命、报等基本社会范畴为中心的一整套象征体系,将土地权的超经济强制、国家通过贡赋过度汲取农业剩余、融赢利型经纪和保护型经纪为一体的乡绅支配、以"份"为制度形态的诸种地方公共福利实践都整合为一种社会本体论意义上的支配模式,即象征支配。

乌桓三次南迁的历史情境再探

乌桓是古代中国秦汉至魏晋时期北方重要的游牧部族之一,其是汉帝国与匈奴帝国两强并立之外的一股重要力量。发生在两汉时期的乌桓三次南迁的史实无法剥离汉与匈奴两大帝国的存在。乌桓与匈奴新仇旧恨积怨甚深,第一次南迁既有汉帝国对骑兵需求的原因,也有乌桓逃离匈奴控制的意愿。乌桓的第二次南迁是其正式融入汉帝国边疆秩序的开始。第三次南迁始于乌桓参与东汉末年政治秩序紊乱后的军阀混战,参与混战与再次南迁促进了乌桓与中原其他族群间的交汇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