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与超越“乡土”:费孝通与雷德斐尔德的文明社会研究

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人类学学科领域从传统的部落社会研究扩展到对文明社会的研究,费孝通与雷德斐尔德两位人类学家为这一转变做出了重要的开拓性贡献。本文梳理了这一过程的学术史,认为是这一时期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结合导致两人不约而同发现"乡土"社会。两人都对文明社会研究进行了理论与方法上的拓展:在处理社区多样性方面,费孝通使用类型比较法,雷德斐尔德则提出了乡村—都市连续统模式;而在纵向社会结构方面,两人都提出类似的城乡一体的整体社会结构模式。本文描述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互动与相互影响,并对二者的差异性进行了评述。

三七种植与乡村社会文化——以云南建水宁寨彝族村为个案

三七,作为近年进入云南南部山区宁寨彝族村的农作物,它带来的影响渗透到当地乡村社会与文化的多个面向。以三七种植为中心,宁寨村民从原有的亲属制度中再生产出了一种基于姻亲亲属关系的三七地合作经营模式,同时也建立了与村寨外界互动、交往的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与三七有关的仪式、歌谣、药膳、行话等文化事象随之被创造或习得。当地人对财富梦想也有了新的诠释。三七种植、交易中存在的风险将可能对农户的生产、生活产生负面影响,这是当下值得关注的问题。

作为整体社会科学的历史人类学

整体史视野中的历史人类学与"人类学的历史学化"过程中的人类学整体观,对历史本体和历史实践的主体性等问题,有了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的反思。历史人类学并不否认对人类学学科传统的知识传承,但在开放的跨学科甚或"去学科化"合作中,这样的历史人类学应该建立起整体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模式。

民间艺术的“艺术＂再发现--挂门钱遭遇技术变革的背后

民间艺术的传统手工技艺一直被奉为需要我们固守的一片圣地,但在现代社会,民间艺术遭遇机械工艺、电子技术等现代技术变革的冲击已是不可回避的问题。社会上乃至学术界悲鸣之声不绝于耳,大都倾向于以消极的态度看待民间艺术中的新技术运用。但是,如果从民间艺人的生活状态及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来理解的话,可以看到民间艺术的机器生产是具有两面性的,在被否定的另一面,机器生产的挂门钱与手工生产的挂门钱同样被社会所接受;并且,在被市场淘汰的浪潮中,仍然坚守挂门钱手工技艺的民间艺人,其目的从为了生计手段转向于为了艺术传承。也就是说,一直被研究者作为研究对象的民间艺人,今天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原来是个艺术创造者――这就是民间艺术的"艺术"再发现。

传统中国福利实践的社会逻辑——基于明清社会研究的解释

传统中国福利实践中的福、命、报等观念,不是自在的象征系统,而是作为融生产性与榨取性为一体的文化,渗透于社仓、义庄、义冢、善堂等福利制度的再生产过程中。因此,作为观念形态的象征文化,恰恰是汉人社会基本联结的粘合剂,其生产性和榨取性力量的结合,正是传统中国福利实践的"社会逻辑"。以福、命、报等基本社会范畴为中心的一整套象征体系,将土地权的超经济强制、国家通过贡赋过度汲取农业剩余、融赢利型经纪和保护型经纪为一体的乡绅支配、以"份"为制度形态的诸种地方公共福利实践都整合为一种社会本体论意义上的支配模式,即象征支配。

泛化的端午节与村民的端午日--以嘉兴海宁长安镇的三个村落为例

在今天传统节日得到保护受到重视的同时,不能回避的是节日习俗的泛时空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如赛龙舟、吃粽子、插艾蒿、挂菖蒲等已经成为端午习俗的通用符号。但当我们深入到不同的村落、不同的家庭之中,却感受到村民们因地制宜应对环境和气候的朴素心态和实际经验。通过对嘉兴海宁市长安镇三个村落端午习俗的调查,不但发现了粽子文化的多元性,也发现了孩童疾病防疫的祈愿,并同时还反映出了具有城乡差异以及贫富有别的现象。而从中所显现出来的端午习俗在村民家庭卫生以及村落整体认同中的地位和意义,更是值得我们探究的问题。这对于在现在的社会中端午习俗被泛时空化、被碎片化进行再构的背景下,重新理解以共同体为主体而存在的民俗文化具有一定的意义。

生命危机与阶层危机——对美国中镇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个案研究

基于对美国中镇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居家临终关怀的参与观察,在生命危机的特殊语境下,从家庭层面呈现当下美国中西部“铁锈带”中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当下美国社会的中产阶级危机不仅是特定文化或者宏观政治、社会或经济政策的后果,更是个体化的、缺乏资产和其他依托的中产阶级自身脆弱性的必然结果。生命危机和阶层危机叠加之下,平时无法被轻易感受到的、作为一种长期趋势的中产阶级的脆弱性,呈现得更为明显。

方法论的本土与世界:以钟敬文与松村武雄的学术交流为核心

中日两国民俗学界一直关系密切。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著名神话学家松村武雄先生有多种论著被译介到国内,钟敬文先生与夫人陈秋帆也亲自参与了译介。通过考察钟先生与松村武雄的学术交流过程,可发现钟敬文先生在学术成型期的方法论抉择,以及其学术积累中西方、日本与中国传统的多重交织与融合,并由此探讨书写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时空框架的本土性文化史在当代如何可能。

民胞物与、一视同仁——清代广西土司地区的“国家政权建设”与国家化

本文通过广西安平土司的石碑来探讨自清代雍正以来清政府依据内地社会模式与社会价值对广西土司地区所进行的官僚化、制度化与法制化改造。本文认为这种类似西方近代以来的"国家政权建设"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社会目标,但根本上削弱土司的地方统治基础,并最终推动完成了这一地区的国家化进程。

公产征收与国家政权建设——“土改”至合作化时期绩溪县磡头村公产的处置

安徽省绩溪县磡头村自清末至建国初期,都是基层政权机构的所在地,但民国时期乡区政权机构的设置尚不完善,而自"土改"至合作化时期,基层政权逐步征收了磡头村的祠堂、庙宇等村庄公产,设立基层政权机构和医院、学校、供销社、邮电所等公共事业机构,而这些机构都具有了国家权力的属性,甚至直接成为"党的事业",政治、经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革命后社会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