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绩效拨款模式下的二级学院财务管理——以上海大学为例

高校二级学院的经费来源于学校下拨经费和学院自主创收,以往二级学院从学校获得的经费主要是由师资队伍人员数来确定,这种模式并不注重资金的使用效率。本文从上海大学采用的绩效拨款模式为例,提出绩效拨款模式的定义、特点及作用;并初步探索学院面对学校采用绩效拨款下拨经费这一模式如何进行二级财务管理。

大学生慈善义工活动探究——以上海大学为例

分析大学生慈善义工活动在开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对和谐校园建设的积极推动作用,为大学生慈善义工工作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促使大学生慈善义工活动的顺利开展,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促使学校道德文明新风尚、和谐校园及和谐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研究爱情心理 解析情感密码——上海大学“研究型挑战性”核心通识课“爱情心理密码”教学案例

在"爱情心理密码"公开课基础上,该文总结了如何设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和"线上""线下"内容,使其具有挑战性和难度,如何引导学生在研讨中运用知识,培养学生自主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中如何结合爱情、心理专业知识,帮助当代大学生积极应对情感困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婚恋观,寻找人生幸福的真谛。

“一带一路”沿线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承接点,也是推动我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如何评估合作区建设对考察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成效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实践效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6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样本数据,通过渐进性双重差分法,可对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内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并对东道国经济特征和合作区类型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可以显著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其中,外商投资流入和贸易规模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第二,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方面具有异质性,对收入水平较低、营商制度较差的国家具有更强的经济助推作用。

上海自贸试验区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研究

数字贸易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新引擎”,上海自贸试验区应率先全方位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以下简称“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以下简称“DEPA”)等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以更高水平压力测试推进制度型开放,为数字贸易规则创新和制度建设提供更多“上海方案”。目前上海自贸试验区在对接CPTPP、DEPA上总体仍处于探索阶段,在对接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尚有所欠缺。对此,应加快建立安全合规、便利有序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持续深化数据技术应用创新,建立高效的数据开放共享机制,建立和完善数字贸易领域的风险预警和防控机制,构建适应国际规则的争端解决渠道,出台一系列支持和指导中小企业开展跨境数字贸易的政策和机制。

探索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新路径——以上海为例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超大城市的社会治理已成为世界难题。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时代背景下,超大城市社会治理面临城乡人口比重的重大变化、人口构成的复杂化等新的挑战和压力。针对新情况、新问题,本文以上海为例,结合实际,提出包括从制度和技术两个维度的精准化、精细化治理,推行“三所联动”“多元共治”,加强“两网建设”等建议,为我国超大城市的社会治理提供借鉴。

数字经济时代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研究——基于公众选择偏好的实证考察

在做优做强我国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下,金融服务领域正逐步向数字化转型,由此引发的金融纠纷问题较为突出。就纠纷解决而言,考虑诉讼在纠纷处理效率、处理结果和实际效果上的局限,金融消费者实际选择的解决方式主要为投诉,但现有的投诉处理机制也不理想。只有解决转型升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才能提高金融消费者对于数字化金融的接纳度。为更好地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发挥数字技术对金融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需要从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与服务、完善金融产品设计、加大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以及结合金融消费者的偏好等诸多方面,完善金融纠纷的多元化解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内循环的影响——来自跨国的经验证据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论文测算了各个国家的经济内循环的程度,并实证研究了各个国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内循环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促进经济内循环的程度,即一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越高,该国经济内循环程度也会越高。进而将世界各国划分为高发展阶段国家和低发展阶段国家后发现,相较于发展阶段较高的国家,在发展阶段较低的国家,数字普惠金融更加会促进经济内循环的程度。论文的研究不仅深化了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既有认识,还为我国畅通经济内循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支持。

新《预算法》实施背景下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下行风险的影响——基于在险增长的实证分析

基于在险增长理论,本文在新《预算法》实施背景下实证考察和研究了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下行风险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的增加在短期内会减少经济下行风险,而在中长期内则反而会加剧经济下行风险。在按经济市场化程度将样本进行分类后,本文还发现:相较于经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或经济下行风险较小的地区),在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或经济下行风险较大的地区),地方政府债务的增加在短期内会显著地降低经济下行风险,而在中长期内则会显著地加剧经济下行风险。本文进而通过机制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债务会通过行业挤出、信贷挤占、创新抑制三个机制来影响经济下行风险。

浅析后世博海派文化的特征及其在上海经济转型进程中的作用

近代上海经济发展孕育了传统海派文化,而后者也反作用于前者,但这种文化和经济相互作用具有历史局限性。世博会使传统海派文化更新为后世博文化,以城市生活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和崇尚科技的精神;志愿者文化和世界城市的胸襟;以及全体市民积极扮演主角为主要特征。上海正面临率先实现转型的严峻挑战,而后世博海派文化正将在上海经济转型的进程中通过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对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全面发展的目标起到关键作用。

上海市房地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实证分析

在中国,房地产与人们日常的生活存在紧密的联系,与此同时,它对国民经济的增长也有着较好的推动作用。为了进一步分析经济增长与房地产业发展之间的促进程度,本文运用了计量分析的方法对上海市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并指出上海市房地产投资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是生产总值的增加对房地产投资额的推动并不是十分明显。

上海大都市圈公共服务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困境与创新路径

上海大都市圈公共服务高质量一体化在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主要民生领域已取得阶段性进展,但仍存在公共服务资源空间分布不均衡、财政供给能力不一、缺乏超前规划和配置、共建共享机制不健全等诸多难点。应依据国家培养发展现代化都市圈指导意见的具体要求,结合目标定位与发展新理念,优化上海大都市圈公共服务顶层设计,辅以制度一体化、理念先行、政策效衔、服务共享等措施,逐步推进上海大都市圈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和高质量发展。

浅析世博给上海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世博会是全球最高层次的博览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为上海经济带来绝佳的发展机缘。本文试图从世博给上海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两个方面做浅略地分析。

平台经济金融化与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成本

本文利用2014年6月—2022年3月中国260家民营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平台经济金融化的发展对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成本产生的影响。基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平台经济金融化拉高民营企业信用利差,进而推高民营企业发行债券的融资成本,且这一结果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发行债券的信用利差受平台经济金融化的影响更大,且相对于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成本受到平台经济金融化的冲击更大。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存款竞争在平台经济金融化影响民营企业融资成本过程中的间接效应较强,表明平台经济金融化主要通过与银行产生存款竞争来提高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成本。研究结论为降低中国民营企业融资贵的问题以及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平台经济金融化、媒体报道与居民杠杆率

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向大型“平台+金融”综合体的跨界转化,即平台经济金融化,深刻影响着中国金融体系的运行模式。基于2014—2020年中国平台经济金融化的数据以及自媒体爬虫数据等,分析平台经济金融化与居民杠杆率之间的关系,以及媒体报道在两者之间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平台经济金融化对居民杠杆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区域结构看,对居民杠杆率的正向影响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中部和西部地区较弱;对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媒体报道和导向越正面,平台经济金融化对居民杠杆率的调节效应越大;平台经济金融化的发展越快,媒体关注度越高,居民接受平台企业借贷服务的行为越频繁。基于上述结论,建议构建“平台+金融”综合体的“系统重要性”监管框架,对不合规的新闻媒体加大追责力度,有效引导新闻媒体更好地履行信息披露职责和监督职责。

经济服务化与产业结构调整:以上海为例

一、经济服务化趋势 库兹涅茨等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首先会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进一步向第三产业变迁。目前,世界发达国家或地区已基本完成了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变,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社会经济呈现出服务化的态势。具体而言,

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视角

数字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它能否缩小收入差距是中国发展中需要关注的问题。如果数字技术进步具有技能偏向性,数字经济的发展也会存在技能偏向性特征,从而影响收入差距。基于《企研数据:数字经济产业专题数据库》构建的城市数字经济综合指标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个体微观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分位回归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可以发现:(1)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总体上扩大了收入差距;(2)数字经济通过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提高中高技能工人技能溢价而扩大收入差距;(3)数字经济在低收入人群中的技能偏向型特征不明显,甚至存在偏向低技能劳动力的倾向;(4)数字经济对女性、农村和资本密集型行业收入差距影响较大,技能偏向性特征更加明显。

超大规模经济体与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依托超大规模经济体,打造产业发展新优势,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经济前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进一步依托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市场规模优势、生产的规模经济优势、研发和创新优势、产业体系完备优势。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背景下上海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出现分散多元、内顾排他、区域强化等新特点。上海应完善多元化的供应链体系,切实保障供应链安全运行,避免被动“脱钩断链”;加强区域整合,推进长三角产业链协同发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与关键环节瓶颈制约,大力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和现代化水平;围绕重点领域加快构建新型产业体系,重塑产业国际竞争新优势。

财政政策、新基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通过构建包含家庭、“新基建”生产部门、一般生产部门和政府四个主体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探究政府“新基建”投资、财政减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一单位标准差“新基建”生产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冲击,政府“新基建”投资冲击的激励效果较小,在1年左右到达顶峰,调整周期约为10年。在公众预期下实行的三种“新基建”政策中,计划二,即前期以政府投资为主带动“新基建”生产部门发展,后期降低政府投资比例,以社会资本为主,“新基建”和一般生产部门产出增加,提高了社会投资和消费,调整周期大约为7年,实现相对稳定增长。此外,减税政策仅在短期内带动了经济发展,长期则不利于居民消费和投资。因此,在“新基建”计划早期政府资本应积极参与,后期需根据“新基建”生产部门发展阶段适当调整投资比例,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逐步转化为以社会资本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