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乡建与文化自觉:关于目的、过程与影响的社会学思考

近年出现的"艺术乡建"的基本做法和实施状态其实引发了一些比较有趣的争议,当然在争议中,旋涡中的双方可能不会觉得是那么有趣,不过对于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并且推进下一步的工作是很有启发的。于是,我在这个基础上尝试建立了一个分析框架,这是社会学现在做理论工作中比较常见的做法。我拟说明如何用这个理论模型来刻画现在出现的差异化情况,并且来辨析那些看上去是一样的、但其实内部机制不同的类型。区分类型的主要目的是想揭示在类似的表象下可能蕴含着不同的发展趋势。

援外身份转变中的情感调适与互动策略——以中国援W国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为例

在援助实践中,一种理想的效果是,援助不仅能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发展,同时双方还能达成情感上的共融相通。本文以一个在东非W国的中国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为例,来分析农技专家与当地参与者之间的人际关系演化过程。研究发现:处于高度不确定的海外环境,援助专家在面临生理和心理双重困境时需要完成个体身份的“他者”转换,并实现情感上的适度调整,与当地社会进行适当合理的互动,才能有助于援助项目的顺利开展。在四组案例中,农技专家在与农技中心的厨师、司机、协调员和实习工人互动时有着不同的情感类型,包括相互包容、换位体验、认知错位和突发误会等;从而后续的互动双方也相应呈现不同的策略,如移情思考、提高认知阈值和引入第三方协调等方式;最终,上述四种互动类型分别取得了信任提升、彼此体谅、情感协调和误会消弭的良性互动结果。上述“情感—互动”关系模式的总结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于对外援助实践过程的理解。

艺术乡建:基于“利益-规范”双重目标的群体互动分析

国内各地近年来涌现出众多“艺术乡建”活动,引发学界广泛关注。区别于结果导向的项目评估思路和价值导向的文化批判思路,本文聚焦具有明确乡村改造目标的活动类型,从经济社会学视角提出了一个基于“利益–规范”双重目标的群体互动分析模型,力图深化对艺术乡建实践与争议的理解。通过模型与经验的交叉对话,本文探讨了两个著名艺术乡建案例的演化逻辑,并就其差异化路径的成因与社会后果做出比较分析。最后,本文还尝试讨论了艺术乡建理想与“文化自觉”概念的内在关联。

文化共通与利益共赢之路——以R国W电视项目为例

为了满足非洲村民看电视的迫切需求,携带着中非文化交流美好愿景的援助项目——W数字电视工程成功在非洲落地。区别于意识形态分析和结果导向的文本评估思路,本文基于“利益—规范”双重目标的群体互动分析,尝试深化对国家文化工程在非实践的理解。田野观察发现,在W电视项目的发起、运营、准市场化等不同阶段,项目方、中国企业与非洲村民群体三方有着不同的利益和规范侧考量。具体而言,中非双方在项目开启之初便在“文化共通,利益共赢”的双重目标诉求上达成了初步共识。当项目进入运营阶段,非洲村民用户首先感受到的是实物赠予和观感体验上的满足,这使得W电视项目可以迅速积累大量用户,并获得极高的国内、国际声誉。同时,援助节目内容上的“短板”又会阻碍村民用户群体朝着“文化共通”的价值目标演化,最终导致在对待W电视项目的态度上出现了分化。进入准市场化阶段后,国家是否“在场”构成了W电视项目在地化实践的重要制度变量。在理论模型与经验的对话中,文末尝试对该项目后期演化的可能路径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部分优化方案。

认知规范、行动决策与公益后果--基于公益人“价值—利益”双目标的行动分析

本文揭示了公益人双偏好动机差异对流动儿童福利的影响,并区分了可能导致公益供给与受助者需求偏离的行动逻辑:其一,资源引导逻辑下的偏离,即当组织资源短缺、专业积累不足,且对服务对象价值投射较低时,公益人倾向于在资源最大化动机下提供服务,从而导致服务对象分散化,或是频繁变更服务对象;其二,价值导向逻辑下的偏离,即当资源有限、有一定的专业积累,且公益人对服务特定对象群体有着强烈的价值诉求时,更可能倾向于按照个人的价值偏好提供服务,从而导致偏离受助者的基本需求;其三,专业锁定逻辑下的偏离,即当组织资源条件优越且专业程度极高,但公益人的价值目标相对模糊时,容易造成公益供给的服务对象边界模糊化,或是将专业目标的实现过程视为受助者需求的满足过程。

走出文化冲突中的“认知陷阱”——以一家中资英国JSL公司的破产过程为例

随着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经营的活动日益频繁,跨境破产现象越来越受到研究者关注。一些成熟的中国企业家具有跨文化经营经验,接受过现代商学教育,并拥有相当程度的境外法律知识,仍然不能很好地处理跨境破产,导致自己(如债权人身份)的权益受损。对企业家认知观念与决策逻辑的剖析需要借助“利益—规范”双重博弈理论视角,通过企业民族志的方式,来聚焦企业家在跨境破产中的实际决策过程。跨境破产过程不仅涉及多方行动者围绕利益展开的争夺,还是一个包含不同法律规范与经营文化交织的复杂社会过程。一些中国企业家持有“全过程控制”认知观念,在跨文化互动条件下极易掉入“认知陷阱”,最终导致自身权益受损。因此,在跨国经营实践过程中,企业家不仅需要重视商业互动过程中的利益博弈,更需要重视基于行动者文化观念间的规范博弈,提升自身的跨文化能力,才能走出文化冲突中的“认知陷阱”。

跨文化日常生活中的相互理解和文化适应——以加纳恩科兰扎小城中资KH农业公司为例

随着“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进展,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前往非洲进行投资并且深入当地社区进行运营,在企业的日常生活中,难免于内部和外部与当地社区的不同层面的行动者展开深入互动,并且同时包含着经营活动和日常生活,这两者之间相互融合、相互影响,有时候很难剥离开来。本文以一家在加纳推广蓖麻的农业公司为例,其与加纳员工、社区居民和当地权威的互动围绕着“利益—规范”两个层面不断展开。双方在日常生活中的信任不充足、情感上的不适应以及权力关系的不对等,造成他们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在一些偶然事件的冲击下,造成矛盾一步步升级,这家中国企业不得不草草结束经营,退出加纳。这也为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提出了警示和告诫,特别是对那些深度卷入当地社区的企业,不仅要处理好经营活动中的“利益—规范”互动,还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与当地社区不同层面的行动者达成相互理解和适应。

学术自觉与跨学科组合创新——以IESM与《政治人类学评论》为对谈话题

在今天学科边界被打破和邻近研究专业化这两个条件下,出现了另外一种学术自觉的路径,就是学科的组合创新,这是实现学术自觉的重要方法。《政治人类学评论》所提倡的新政治人类学,之所以要把人类学和政治学两个学科结合起来理解,正是源于学科的组合能够对两个学科都增加知识存量。上海大学IESM中心所提倡的国际经济社会学和新政治人类学两个学科之间存在共性,即高度关注并运用田野调查方法论,在跨学科互动中开辟新的研究路径,提出了“利益—规范”模型,实现了新的知识生产——这就是学科的组合创新。总而言之,跨学科研究的重点不是学科的跨越,更重要的是学术研究的组合创新,即通过邻近学科的不同要素有机结合形成新的知识生产。这正是中国学术自觉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利益-规范”双重博弈——一个基础性探讨

社会规范与利益激励如何影响人类行为是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区别于既有的两种主流思路,本文尝试发展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在人们的利益和规范双重互动或双重博弈中考察其利益格局和规范格局的形成与变迁。基于对“利益-规范”双重行为假定下效用函数的重新界定,我们在博弈框架内探讨了不同行动策略与策略组合的运用特征及其引发的均衡或非均衡后果,并就该范式在推动社会学基础理论、方法与经验研究发展方面的潜力做出初步展望。

“利益-规范”双重博弈:一个基础性探讨

引言在经济社会学有关规范与行为的研究中,一种流行范式的特征是:将社会规范作为外生给定的环境条件,考察被这种规范所约束的主体的行为及后果。这种范式能够解释在稳定的制度环境下的一系列现象,但鲜有对制度变迁机制本身的深入分析。在制度变迁研究中,则流行着来自经济学的一个范式。该范式假定,当人口、技术乃至观念的变化导致资源的相对价值发生变化,行动者意识到新的制度安排将给他们带来更大收益的时候,变迁的激励便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