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为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而作

顾颉刚先生所编《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对于中国近代学术,包括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历史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古史辨》所从事和倡导的“疑古”工作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是试图为建立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寻求合格的史料学基础。但主要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古史辨”学者们当年对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的复杂性尚不能有充分的了解,因而在对古书真伪、成书年代、作者,乃至其中某些特定内容的史料价值以及各宗古书资料之间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简单化的缺陷。在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古史史料学基础问题的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领域之一,是对于新出土文献的研究。在大量新出土文献资料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有可能获得某些较之以往更合理的古史史料学概念,建立现代古史史料学概念的整个工作也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儒学对中国古代文献传统形成的贡献

文献在中国古代生活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形成中国古代的文献传统。在这一过程中,儒学对中国早期重要的文献文本的形成作出过重要贡献,并表现出儒学的"文献主义"的特征。儒学也使古代文献的批评功能得到倡导和提升。对于文献在国家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早期儒学也有筚路蓝缕之功。

经典的力量:中国传统的现代去路——从汉代经学的发展对中国古代文献传统形成的影响谈起

文献在整个古代生活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这是中国古代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构成中国古代的文献传统。其最高表现是特定文献的组合即儒家经典,不仅是人们行为目标和规范的最高说明,而且是表明国家活动合理性和国家权力合法性来源的终极依据。汉代经学的发展对这一传统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包括通过立五经博士而使六艺被置于特殊地位,以及通过对儒学形上学的建设和强化对儒学的经世的运用使儒家经典组合最终具备指导国家政治和国民生活的至高品质。古代文献传统本身对于现代生活的意义已不存在。学术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的概念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经典的永久价值在于脱离原本纠缠的形态而显示古代中国认知本身所达到的成就。

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中一些概念意义的理解问题

对有关"早期国家"概念与定义问题的讨论进行梳理和分析仍具有重要意义。"早期国家"应该是关于国家的概念。对夏商周国家作为早期国家的成熟程度应有恰当的估计。就中国个案而言,作为"成熟国家"应该可以考虑具有完整的疆域概念和疆域制度这个条件。对于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应在对概念的定义问题有深入说明和对有关学术史背景有完整介绍的基础上来利用,并将历史学的研究成果丰富到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中。在特定地域内建立合法统治的传统,是国家制度形成的重要历史性作用,对于探讨中国早期国家进程具有指标性意义。恰当地分析国家制度形成后对周边区域发展产生的巨大历史性影响的具体情况,对于研究中国早期广袤区域内国家化进程也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早期“民本”思想与商周的有限王权

中国的"民本"思想起源甚早,它最初渊源于国家起源过程中首领或君王对民众的治理责任以及对民生问题的关注,故"民本"既是王之权威的来源,同时又构成对王权的先天制约。由是,"民本"就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元问题"。在"民本"思想影响下,相对于"权力"义,"责任"义才是中国早期王权需要优先关注的问题,这也是对君王权力的现实制约。在商周的政治技术中,君与臣为匹耦关系,有一定的平等性;其他如设官分职、谏官在政治决策中的地位等方面,都构成对王权的分疏,故这时的王权只能是"有限"的,远达不到"专制"的水平。商周的"民本"与后世已异化为封建帝王运用娴熟的统治策略的"民本"并非一事:从政治伦理上讲,前者是"道",而后者只是"术"。

王家台《归藏》与《穆天子传》

1993年3月,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中出土了《归藏》。王家台《归藏》举世瞩目,一些学者认为它就是商易。本文根据王家台《归藏》内容多出《穆天子传》本事的事实,认定王家台《归藏》必成书于《穆天子传》之后,属战国作品。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学术史上的相关问题,以为类似王家台《归藏》的内容很可能在西晋汲冢所出书中就已经发现。

《楚居》中季连年代问题小议

清华简《楚居》在记述季连事迹时作为季连的关系人提到了"盘庚",有学者因而认为传说人物季连活动的年代应向后推差不多七百年至商后期。但因很难同时将传说中季连同时代人的活动年代全部改过;传世文献关于季连所处时代的记述几无异说;将《楚居》中"盘庚"读为商王盘庚,在有关事实的关系方面也还有可斟酌之处,故《楚居》关于季连记述的确切意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阜阳双古堆1号木牍札記二则

1977年 ,安徽阜阳双古堆 1号汉墓出土大批竹简 ,其中有 3枚木牍。 1号木牍应是一本单独的书 ,从内容上看 ,应是思孟学派纪录孔子及其门人言行的著作 ,其时间当在《荀子》之前。《孔子家语》与 1号木牍关系密切。

清华简《摄命》“亡承朕鄉”句解——兼说师询簋相关文句的断读及理解问题

清华简《摄命》的"亡承朕鄉"之"鄉",不当理解为有"过去"义的"往""昔",而实当读为鄉祭、鄉祀之鄉(享)。"朕鄉"实即"朕享",所谓"亡承朕鄉"就是周王在册命之始语带忧患地说他无以承受社稷之重,以凸显册命伯摄的必要性。由《摄命》的"亡承朕鄉",可知师询簋"亡承于先王鄉"表达的也是类似的意思。传统上,师询簋此处断句以"鄉"字属下,并读为"过去"义的"向",显然是不正确的。…

徐中舒先生读古史方法的一些启示

徐中舒先生《先秦史论稿》一书是对中国自史前至战国之整个先秦时期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经济特征的概述,浓缩和代表了徐先生毕生对于先秦历史问题的主要见解。该书中多处谈及古史传说时期的问题,特别能反映徐先生在读古史时的一些方法上的特点。而这与当前古史界在传说时期历史问题上的讨论很有关系,值得我们注意。

“层累说”与古史史料学合理概念的建立

由于尚未建立起公认的古史史料学合理概念,对于古史的许多重要事实和相关问题现无法给出确定的认识。从古史史料学概念建设的角度看,顾颉刚早年提出的"层累说"之最重要的意义是表明了对古史记述资料的生成过程的认识是构建可靠的古史史料学概念的关键。但由于"层累说"可看作是神话学方法的一种实验性研究,与今所知古史传说资料发生的实际情况不符;对多系统古史记述系统的存在无解释;对古代实用性文字资料中出现的古史内容无深入分析;对大量非系统古史记述资料有关内容的存在无合理解释等原因,"层累说"的基本逻辑可能是不成立的,亦即古史记述资料生成的真实过程可能并不如"层累说"主张的那么简明。古史研究需为发展古史史料学新规范继续努力。

商朝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早期性特征及其历史地位

在周朝的国家制度架构中,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是其最基本和主导的部分,而作为地方势力的诸侯国在受周王朝控制的同时仍具有很大自治性。那么商朝的国家制度是否也存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这种两面性?经过论证,商王作为中央权力的支配者对地方势力或人群具有某些支配权,但其中也存在很多不确定成分。也就是说,商朝为西周更为成熟和稳定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奠定了基础,商周国家制度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问题上存在延续性。

由它簋盖铭文说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差寺王聪明”句的解读——兼申“成王作”中确有非成王语气《诗》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差寺王聪明"句,传统多读"差寺"为"佐事"或"佐持"。本文结合它簋盖铭文相近辞例,认为其中"差"当读为语词"嗟","寺"当读为"时",理解为近指代词"是",故此句当断读为"嗟!寺(时)王聪明"。由此断读,可知这明显是他人称颂时王的口吻,而此句又居"成王作"之第八启中,这说明李学勤先生当初判断"成王作"组诗中也有非成王语气确有道理。由此出发,关于《周公之琴舞》组诗的结构其实还有需要重新探讨的地方。

禹会涂山之意义及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特点

通过文献分析认为,禹会涂山的传说可能具有真实事实的背景,而蚌埠禹会村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使得学者们可以细致分析这一活动的内容和性质,这对于了解包括夏史在内的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及早期历史是有严肃的意义的,并从三个方面予以论述。

由帛书《易传·缪和》解《谦》卦申论清华简《保训》的“三降之德”

帛书《易传·缪和》解《谦》卦,为申明《谦》卦所强调的谦恭、卑处之思想,每每以舜、禹等圣君之事迹相比附。舜、禹等行事极为谦下、卑处,但最终却能广致万民、君临天下,其手段与结果之间形成强烈反差。由此出发,清华简《保训》的“三降之德”之“降”当理解为“下”或“谦下”,而“三”为虚指复数,故所谓“三降之德”当指舜这样的圣君能多行卑恭、谦下之德。舜之能“降”与尧之“克攘(让)”、禹之苦劳、文王之“卑服”含义一致,都强调卑恭、处下才能成功,传统上多认为这是儒家的所谓“道统”,但道家思想实亦与此多有关联。

由清华简《说命》三篇论古书成书与文本形成二三事

清华简《说命》三篇均有自题篇名,这表明已知《尚书》篇题在很大程度上都不能确定是孔子编书时所拟定,孔子编书应该也不涉及为各篇文字最终命题;同时孔子编辑的文本并非《尚书》的唯一文本,孔子之后可能有更多人做"编书"之事,由此而形成的表现不一的《尚书》文本也会相继出现。目前还不能完全否认简本是与"古文《尚书》"系统有复杂关系的某未知《尚书》文本。在古书成书和文本形成研究中,注意未知文本的作用,将帮助我们在《尚书》成书等重要问题上形成新的想法。简本《说命》三篇的出现对准确认定包括《国语》在内的早期语类文献的形成和史料价值,也有重要帮助。

说《逑盘》铭文的“■黄耇”

《逑盘》铭文“■(■)黄耇”之“■(■)”,旧说多读为有老、寿义的“耆”,并谓“耆黄耇”系同义复指的形容词,本文以为不妥。“■(■)”字从“者”,当读为“诸”,“诸黄耇”是对诸位老臣的泛称。而且,“诸黄耇”在铭文中断句时应从下,即“诸黄耇,保奠周邦”,是对诸位老臣勉力保奠周邦的期许,这也与《尚书》等早期文献中所反映的耆老治国理政的重要性相一致。

由郭店简《成之闻之》篇申说《老子》思想的礼学背景

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篇不少内容非常突出礼让原则。这种礼让原则,或曰“能让”,或曰“分贱”,或曰“处贱”,或曰“不逞人”,或曰“其先不若其后”,或曰“其胜不若其已”。其中所体现的退处、甘居人下的精神又与《老子》思想如出一辙,这再次证明了《老子》思想与周代礼学的深层渊源。旧说谓老子谙于礼学、孔子从老子问礼,均不容轻易否定。《老子》思想既与周代礼学关系密切,而礼学又为儒家或孔门专擅,这也说明儒、道早期多有相通之处,并非如后世般视同水火。

由清华简《系年》简论周初诸侯国地位的特点

学界对清华简《系年》载周初成王、周公封康叔为侯。建国于卫,称康叔为"卫叔"事,谓《系年》运用"据后叙之"的"史家笔法",虽可被视为定论,但仍有可讨论余地。综合各家观点,本文认为:康叔在武王时曾"受封采地于康",因此被称为"康叔";成王、周公时"乃先建卫叔封于康丘",即封侯建国;周夷王时,卫国为赤狄所灭,齐桓公为之复国,周夷王"命卫为侯",恢复故国。由《系年》载成王、周公时康叔建国封侯事,显示周初分封制度的一大特点是:周初对贵族、王臣及重要地方势力等实行分封导致出现不同类型封地并呈现各自的特点,此不同类型的封地在周朝国家制度中拥有不同地位及发挥不同作用。其中,所谓典型诸侯国之封国规模、组织结构完备复杂则远超于一般王臣的封地,其在周代国家制度建构及其后的政治实践中均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由周人的“巧利”之弊说到《老子》的“绝巧弃利”

《老子》欲绝之“巧”乃巧伪、巧诈之“巧”,而“利”实指货财之“利”,非“利口”“巧言利辞”之“利”。《礼记·表记》载周人“尊礼尚施”,“礼”造成“巧”,“施”则养成趋“利”之势,由此导致周人的“利而巧”之弊,此乃《老子》要“绝巧弃利”的真正原因。周之所以兴,文献多谓“文王受命”,这不过是周人的政治宣传;《诗》则云“陈锡载周”,即强调能“施”“布利”的重要性,此又揭示出周政重“利”的另一面。由“义”“利”关系及“绝巧弃利”看,今本《老子》第十九章的“绝仁弃义”也明显是不合逻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