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碳税冲击的商业银行气候转型风险的压力测试研究

中国已明确提出“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为减少碳排放,政府可以采取征收碳税的方式推行节能减排。但碳税将带来一系列冲击,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将面临碳税冲击的转型风险。因此,测度气候转型风险所带来的商业银行价值损失是必要的。研究关注碳税冲击的商业银行气候转型风险的压力测试,通过构建12种碳税征收方式的场景,运用莫顿(Merton)模型和压力测试方法,测度气候转型风险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冲击。结果表明:第一,碳税政策在实施时,以线性增加的方式征收碳税能很大程度上减少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冲击。第二,企业面对碳税政策时是否转移价格到自身产品会对商业银行贷款损失产生有着成比例的影响,转移部分碳税价格到产品价格上更有利于商业银行减少贷款损失。第三,碳税征收的价格不同对商业银行贷款价值损失影响明显,商业银行的贷款损失会随着碳税价格的上涨成倍数增长。第四,不同的行业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影响有很大差异。基于压力测试的结果,从商业银行、政府及企业三个维度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

RCEP视角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路径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社会各界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需求愈发强烈。2020年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RCEP将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更加广阔的市场,同时也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要求不谋而合。在此基础上,通过研究美元、马克、日元国际化的历史经验,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得出加强区域间经济金融合作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侧重点。利用理论推导和OCA指数测算共同验证出加强与RCEP其他缔约方的经贸往来和货币合作有利于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最终提出如下建议:(1)重点加强与新加坡、越南、柬埔寨等国的贸易合作;(2)提倡中资银行和金融机构向RCEP区域提供资本服务;(3)加快完善RCEP区域内跨境交易制度和离、在岸市场建设;(4)以数字经济为依托丰富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的种类;(5)提高我国在复杂区域价值链中的参与度。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金融市场风险的影响——基于溢出指数法的实证研究

选取国内金融市场代表指数和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代表指数,采用溢出指数法研究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和国内金融市场代表指数波动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中国金融市场波动与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波动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双向溢出效应。第二,中国债券市场和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最大,其次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与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很小;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中,金属和工业原料价格的波动对中国金融市场波动影响最大。第三,在发生全球性极端事件时,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与中国金融市场间的溢出效应显著增大。根据结论,提出了中国应灵活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完善和优化中国期货市场品种体系,加快推进有序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步伐等对策建议。

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国别经验与政策启示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认识到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不断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识别与监测机制。通过对国内外研究文献及各国公布的相关信息进行梳理,发现中国、美国、欧盟、德国都成立了负责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并认识到混业监管的发展趋势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对金融市场的巨大影响,但具体政策实施情况也存在差异。通过总结比较上述四者的监管框架与具体措施提出以下建议:我国须进一步强化央行监管职责,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实现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双重目标;完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结构与现有的监管模式;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监管体系,事前“征税”以应对危机发生,事后完善破产处置机制,避免造成金融市场巨大波动;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及金融机构信息披露。

“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基于货币结算的视角

随着我国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快速推进,人民币成为贸易结算中更多贸易伙伴的选择。2013年,人民币国际化因“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将人民币作为跨境结算货币以节约汇兑成本是市场发展的必然选择。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何种因素对人民币国际化贡献卓著值得深入探究。从“货币结算”的视角出发,利用VAR模型检验了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最核心的指标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以及贸易规模也为人民币国际化贡献重要力量;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军事实力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尚不明显。政府部门仍需四方面的努力:一是促进经济发展,二是维持币值稳定,三是扩大贸易份额,四是完善金融市场。

中国金融机构系统性金融风险贡献度的量化研究——基于极端分位数回归的CoVaR模型

运用极端分位数回归方法对中国33家上市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贡献度进行测度,结果显示,中国金融机构的资产收益率具有明显的非正态分布特征,极端分位数回归方法能更准确测度尾部风险的联动性;银行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度最高并且波动最大,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度排名前十的均为银行类机构;保险类、证券类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度相对较低;对比其他研究结果发现,在极端情形下,由于尾部风险的联动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度上升。

非常规货币政策:多重影响、退出策略与政策启示——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美、日、英、欧四大经济体基本重拾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接连启动非常规货币政策调控工具,但因各国金融市场特点及受疫情影响程度的不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重心和力度大不相同。此外,非常规货币政策虽然在实现央行目标和加强资本流动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带来货币贬值和加剧金融市场动荡等负面影响,并存在"易进难出"问题。为了进一步全面认识非常规货币政策,尽量减小其副作用,本文对四大发达经济体央行所采取的非常规货币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总结了政策的多重影响。提出当面对严重经济危机时,各国央行须及时实施相应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等救助政策,同时积极创新货币工具;对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实施应从使用顺序、政策协调配合及退出路径等方面进行考虑,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资本账户开放与债务危机——基于跨区域、跨时期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历史上,许多国家在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中,债务危机反复上演,严重的债务危机对危机国乃至世界经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本文从理论上阐释了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刃剑"效应,分析了资本账户开放到债务危机的直接和间接传导路径,并以法定开放度(KAOPEN指数)作为资本账户开放度的代理变量,构建Logistic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以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四个洲56个国家1970-2015年数据为样本,对资本账户开放与债务危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资本账户开放与债务危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宏观经济基本面指标、债务规模指标以及国内信贷指标等模型控制变量也是债务危机的显著影响因素等。最后,提出了基于不同时期的风险承受度来调整资本账户开放节奏与程度;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基本面指标;加强外债规模、结构、币种、期限的多维管理;有效利用内资,增加国内信贷供给;建立和发展债务危机预警机制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