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援助与国际发展援助的“共生”——援助国产业结构差异的视角

发展与援助在二战后的制度化结合是现代援助体系诞生的标志,对外援助的道德属性被框定为帮助受援国实现发展。但在现实中,西方和中国常质疑彼此的援助道德动机,前者认为后者的基建援助是"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后者认为前者的软性援助人员费过高、口惠而实不至、干涉他国内政。本文尝试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框架下,将对外援助决策的规范建构与理性选择双重属性理论化,发掘一国产业结构与对外援助政策间的关联性,以解释西方与中国对外援助的特征差异和误解来源。概言之,发展通过中间变量产业结构可以分解出发展理念、发展资源和发展压力等作用机制,影响一国对外援助的部门分配,因而工业国倾向基础设施与生产性援助,第三产业国则偏好投放专业服务类援助。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视野下,中国对外援助的偏好和结构具备合理性和正当性,不同援助方的发展援助既会产生竞争,也可互补共生,共同推动联合国"2030愿景"和新型全球治理的实现。

发展中国家新一轮债务问题的政治经济解释——“债务不耐”及其全球治理困境

关于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出现新一轮债务问题,西方部分舆论将中国贷款污名化,国内研究大多认为发展中国家过早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发行主权债券,导致债务风险上升。本文尝试回应上述两种解释并提出综合性框架,以客观全面分析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原因及中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使用147个发展中国家在1989—2019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尝试以“债务不耐”概念化发展中国家在初步运用国际资本市场证券化融资渠道阶段债务问题高发的现象,并以国际资本市场涉入程度划分发展中国家为新兴市场国家、前沿市场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三类,为精准应对本轮债务问题提供国别类型学参考。本文重点阐述崛起国—守成国关系等国际政治环境对发展中国家“债务不耐”的调节效应,呈现债务议题领域相较整体权力的具象性与动态性。由此,可窥探大国权力转移中低政治议题的一般性知识,即事务本身规律与权力政治逻辑混杂,自由主义范式与现实主义范式交织。

G20缓债实施受阻的原因探析:新旧债权国竞争抑或国际资本市场约束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二十国集团(G20)提出暂缓73个最贫困国家双边主权债务本息偿还以帮助其应对次生债务困境;但直至2021年12月G20缓债期结束,仍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潜在受惠国不接受该框架。为什么最贫困国家会拒绝国际减债?传统解释局限于新旧债权国二分范式。本文提出,除新兴债权国崛起之外,20世纪80年代后南北主权债务关系还有两大结构性变化:减债与国际援助相结合、主权债务证券化。最贫困国家在西方减债援助等推动下已开始通过发行主权债券进行发展融资,此时接受G20缓债可能会触发信用评级下降,对后续发债融资成本甚至国际资本市场准入资格带来负面影响。理解国际资本市场对政府间减债的约束效应,对中国在后疫情时代推动新旧债权国协调,甚至是全球债务治理的结构性变革,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