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争端国际认知的塑造与再确认

南海问题短期内很难得到彻底解决,现阶段主要是对其进行危机管控,进而累积各方政治互信,从而为最后彻底解决争端积累条件。实现有效地管控分歧以避免矛盾升级,首先是各方对管控危机达成共识,并使其不再成为国际热点议题,同时为通过双轨思路解决南海问题创造有利的舆论、双边和国际环境。为营造这一态势,需要梳理南海问题的客观特征,并归纳出各方由此而产生的主观认知;基于此,中国可以通过综合行政管辖与执法、外交努力和国际舆论引导等路径来形成中国版的南海争端国际认知,并努力成为各方认知的最大公约数。

全球治理转型与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提升

制度性话语权建设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和建立新型全球治理秩序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近年来,中国在推动传统国际制度改革和建设新型国际制度层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并为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提供了新的路径。展望未来,中国仍然需要继续推动国际制度改革,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制度,增强自身国际制度传播能力,提高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水平,以进一步提升制度性话语权。

网络空间治理的制度困境与新兴国家的突破路径

网络空间治理是当前全球治理的重要命题之一。但既有网络空间治理机制不仅存在制度设计合法性和代表性不足、机制落实能力有限、机制运作巴尔干化和碎片化等特征,更体现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网络治理制度理念的根本性冲突,导致了严重的机制困境和治理失灵,难以有效解决日益凸显的政治关切及公共秩序问题。随着其群体性崛起,新兴国家在网络空间治理的机制建设中的主动性和话语权也不断提升,这不仅包含对传统治理机制的改革,也涉及网络空间治理新型制度框架的构建。需要指出的是,新兴国家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制度建设一方面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反对和牵制,另一方面也面临来自新兴国家的内部制约。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中国应坚持联合国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主导地位,推动现有治理机制的有效改革,并与新兴国家合作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新型制度框架的建构。

“高铁外交”的地缘政治学解读

虽然"高铁"作为国家地理空间要素在新时期的地缘政治思维中并未受到重视,但"高铁外交"作为中国地缘战略的重要推动手段,已经受到国内外的极大关注。"地球是平的"观念在削弱传统地缘政治观的同时,也正在促使人们形成新的地缘政治思维。"高铁外交"是建立在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基础之上,这和传统地缘政治对国际政治经济态势的判断截然相反。通过高铁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本身就是一种地缘政治思维,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外交行动。"高铁外交"伴随"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在未来可见的时期内大有作为。

“欧洲梦”与“欧洲化”：克罗地亚加入欧盟及其影响

加入欧盟是包括克罗地亚在内的中东欧国家共同的"欧洲梦"。但在20世纪90年代,克罗地亚的"欧洲梦"却一度笼罩在"巴尔干化"的阴影下。为了实现"欧洲梦",克罗地亚必须通过改革接受欧盟的标准和机制,这个过程被称为"欧洲化"。克罗地亚实现"欧洲梦"的过程一波三折,但"欧洲化"是克罗地亚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必由之路。克罗地亚入盟对欧盟、克罗地亚以及整个西巴尔干地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入盟两年多来的实践证明:"欧洲梦"的实现并非"欧洲化"的终点,而是克罗地亚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起点。

韩国对日安全合作:动向、动因与挑战

朴槿惠政府上台之后,韩国对日安全合作呈现出一些新的动向,诸如安全合作与历史问题经历了由挂钩到脱钩的调整过程,合作的动力从双边转移到多边后又回到双边,安全合作更注重实质而不是形式等。这些变化与韩国对安倍内阁的历史认知的判断有关,与韩国政府对朝核问题的解决需要和对日本的军事动向的忧虑也有关联,更重要的是美国持续不断的外部施压迫使韩国政府不得不加强对日安全合作。由于韩国强化对日安全合作,中国在对韩日政治外交、周边安全环境和东北亚地区秩序塑造方面都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

从三个维度看中国对中巴关系的定位

本文从中巴关系的亲密度、双边合作的深广度和对巴基斯坦的重视度等三个维度,通过横向比较的方式详细分析了中巴关系处于中国对外关系定位中的具体地位。从分析结果来看,巴基斯坦在亲密度和深广度中处在中国对外关系定位的最高水平,但在重视度方面却排名靠后,导致综合排在中国172对双边关系中的第3档,验证了中国始终把中巴关系置于"外交优先方向"的表述。考虑到巴基斯坦作为中等强国,在地缘政治等方面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提高对巴基斯坦国家重要度的认识,这将有利于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顺利推进。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高铁外交

近年来,随着中国政府"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出和实施,"高铁外交"一时成为国内外媒体和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度等亚洲国家以及欧美等国,围绕高铁项目的竞争此起彼伏。在很多人看来,"高铁外交"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举措,对国家发展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更能对外产生巨大科技和文化影响力,但是,"高铁外交"也使大国经济利益竞争更趋激烈,使中国"威胁"论有了更现实的依据。那么。

冷战后中美关系定位演变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

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定位一波三折,甚至大起大落。双方既达成过"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也险些从"战略伙伴"蜕变为"战略竞争者"。中美关系定位之所以不够稳定,与双方在认知和战略上的差异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到两国关系中其他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尝试虽然没有成功,但对如今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仍具有启示作用。首先,不能对复杂的中美关系作简单的"标签化"定位。其次,要重视两国在相互认知上的差异,做到知己知彼。再次,要运用底线思维,力争中美关系的主导权,做到有备无患。总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会一帆风顺,我们要从冷战后中美关系定位演变中汲取经验教训,避免重蹈上世纪末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覆辙,力争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新常态。

国际发展援助转型与印度对非发展合作

由西方主导的现代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已走过近70年历程,各种弊端暴露无遗,转型势在必行。近年来,随着南南合作的复兴,强调相互尊重、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等核心要素的发展合作新模式对长期主导发展话语的"援助—受援"范式构成了挑战,推动了国际发展援助的转型和全球发展治理的优化。在南南发展合作伙伴中,印度的发展合作理念与实践体现了发展合作的精髓,尤其是印度对非发展合作具有发展合作的典范意义。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南南合作是对南北合作的补充而不是取代,后者仍然是国际发展合作的主渠道。同为新兴经济体,中国应当从观念、机制、政策等方面反思本国的对外援助理念与实践,创新并践行发展合作,推动中外建立更加有力的发展伙伴关系,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TPP对RCEP:亚太地区合作背后的政治博弈

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地区政策的一次重要调整,与此相对,东盟牵头推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则是出于制衡美国主导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战略考量。从地缘政治与经济角度出发,中国利用一个多边的平台反对美国力推的TPP符合中国的利益需求。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围绕TPP与RCEP两种合作机制,中、美和东盟等在亚太地区合作主导权问题上的争夺将会越来越激烈。

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与机制融合的前景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机制与国际组织扩散,导致全球治理机制出现碎片化的趋势,这一命题需要从理论高度予以关注。通过辨析治理机制碎片化的基本概念与形成条件,梳理其在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中的表现及其原因,我们可以探讨其产生的后果与解决的方案。就未来的发展而言,全球治理机制需要朝着整体性治理机制的方向迈进,其中机制融合是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的中间环节。

八国集团的现状评估及其未来发展

作为一项非正式国际制度,八国集团尽管饱受合法性和有效性质疑,但无论是协调宏观经济政策,还是应对新兴的全球性挑战,八国集团仍然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八国集团未来的发展将主要取决于其内部西方七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以及在外部与二十国集团的关系。在乌克兰危机激化后,西方七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已发生质变:八国集团向七国集团"回归"在所难免;二十国集团尽管取代了八国集团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首要论坛地位,但后者在实力地位、制度有效性和政治凝聚力方面仍有继续存在的价值。因此,可以预见未来二十国集团尚无法完全取代八国集团的存在,两者应当构建一种良性的竞合关系,以共同推动全球治理的进步。

首脑外交视域下的新时期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

2012年4月的"16+1"领导人华沙会晤既标志着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也开启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首脑外交的新篇章。2012年以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首脑外交取得了长足进展,实现了总理层面的"16+1"领导人会晤机制化和成果务实化,以及双边首脑外交的形式多样化和运行立体化。首脑外交不仅对"16+1"合作起到了政治引领作用,而且促进了中国与中东欧16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增进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人民友谊。尽管首脑外交在发展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但也应当看到目前存在的不足与隐患,有必要及时总结经验,防范和化解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