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抓取竞争互诉案件滥诉风险防范机制构建

因数据抓取引发的竞争互诉案件大量进入司法程序,引发滥诉的司法风险。既有司法案件表明,反不正当竞争与反垄断诉讼具有数量层失衡、主体层偏颇及结果层纠葛的特征,而现有滥诉机制鲜有基于风险防范视角,难以进行有效回应。目前竞争互诉司法理念较为陈旧,管辖制度规定略显滞后,大小平台诉讼博弈失衡,竞争诉讼负向激励配置匮乏。以贯彻新时代能动司法为原则,诉前应探索竞争诉讼集中管辖机制,诉中应进行数据抓取行为正当性的综合认定,并建立正负向相结合的激励制度体系,并树立现代化的司法理念。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服务业“鲍莫尔成本病”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随着信息科技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为服务业的效率提升和转型升级带来更加突出的影响。基于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实际,验证了服务业“鲍莫尔成本病”的存在性,并采用2011—2019年中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证明了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有效缓解服务业“鲍莫尔成本病”,在利用工具变量回归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研究发现,规模经济效应和结构优化效应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缓解服务业“鲍莫尔成本病”的两个重要渠道,其中生产性服务业的传统空间集聚和虚拟集聚是实现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的主要方式,其作用受地区制度环境和地理区位等因素影响。在制度环境方面,市场化程度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高、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的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更有利于促进服务业高效率增长、缓解服务业“鲍莫尔成本病”;在城市规模方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特大和大城市的服务业成本病具有显著的缓解作用。据此提出政府应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推动服务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单边经济制裁引发国际投资争端的路径挑战及中国应对

近年来,日益扩张的单边经济制裁成为影响国际投资活动的重要因素,不同类型的制裁措施可能损害投资者的多项权益,违反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实体待遇条款并引发国际投资争端。传统国际投资仲裁在解决由单边经济制裁引发的争端时面临新的挑战与障碍,导致争端难以通过仲裁得到高效合理解决。作为全球对外投资大国,中国应在国家和投资者两个层面加强对单边经济制裁引发投资争端的预防和应对工作:在国家层面,可在国际投资协定中针对单边经济制裁制定约束条款,从而有效降低制裁对投资的不利影响并推动争端得到合理解决;在投资者层面,应构建面向单边经济制裁的风险防范体系,并积极利用东道国行政申诉、司法诉讼等救济机制,以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统筹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思路与对策

统筹处理好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三者的辩证关系,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命题,也是现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全面推进“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基本工作要求。本文深入剖析高水平开放的制度创新内涵、主体与时序关系及模式特征,系统阐释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和稳定性、成长性、开放性、包容性等层次化内涵要求,并结合GATT/WTO条款,提出了甄别安全类型,清晰把握经贸安全界限与反对滥用国家安全概念的基本原则及方法。在此基础上,总结性地阐述了新时代统筹处理好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三者关系的思路和对策建议。

数字知识工人“加班同意”的双重社会建构

互联网科技企业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下蓬勃发展,与此同时,互联网企业加班现象显著、加班文化盛行,知识工人对加班文化更多的是集体默认和遵从。知识工人的“加班同意”何以可能?研究表明,互联网企业知识工人加班同意经历了组织化建构与个体化驱动的双重社会建构过程。组织化建构阶段,互联网企业不断将市场竞争压力传导到组织内部的团队和个人,经由劳企互动推动加班的集体默认与同意。个体化建构阶段,由于知识地位的相对下降以及市场可替代性的增强,知识工人承接组织生存竞争压力以及行业规则影响,将加班规则内化为行为惯例,产生个体自驱力,形成加班自愿与顺从。为此,一方面要加强知识工人劳动保护,另一方面要提升企业治理能力,注重呼吁的制度吸纳,同时提升企业价值链地位,减少低水平同质化竞争,在促进产业创新发展与实现知识工人的自主劳动之间寻求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