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举行“G20与强化多边贸易体制”圆桌会议

2016年7月8日，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与WTO、上海市社联共同召开“G20与强化多边贸易体制”圆桌会议。本次会议得到了WTO教席计划和上海高校智库项目的联合支持。出席本次会议的有WTO首席经济学家、经济研究与统计司司长RobertKoopman、WTO上诉机构大法官张月姣、WTO高级参赞JohnHancock、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赵宏、中斟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副会长、

WTO争端解决中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研究

举证责任是WTO争端解决证据规则的核心内容,举证责任规则的适用可能直接决定案件的最终结果。"举证责任倒置"是WTO争端解决机制中一类特殊的举证责任形式,《农业协定》第10.3条和DSU第3.8条是举证责任倒置的典型代表。本文结合加拿大的奶制品案等具体案件,考察了《农业协定》第10.3条和DSU第3.8条下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运作情况,并对WTO争端解决中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进行了评析。

TPP生物药品数据保护条款研究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知识产权章节提出了与《TRIPS协定》第39条第3款"药品数据保护"不同的生物药品数据保护条款。相较于化学药品,生物药品的专利授予范围更窄,不确定性更大,因此生物药品更加依赖数据保护。美国希望通过TPP对生物药品给予更长的数据保护期,保证生物医药企业的垄断利润。由于与其它大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制存在较大差异,并有可能危及公共健康,该条款在谈判中遭到了强烈抵制。然而,生物药品的数据保护议题仍将成为药品数据保护制度的发展趋势。

WTO新议题:动物福利

随着晚近国际法的发展,国际法的调整范围逐渐扩大到了动物福利问题,并制定了一系列国际条约规范上述问题。在WTO体制中,2009年的欧共体海豹产品案是世贸组织处理的第一起涉及动物福利的争端,欧盟以保护动物福利为理由实施了进口禁令。

WTO当前面临的挑战及其解决之道

WTO自1995年成立以来，将调整范围从传统的货物贸易扩展到了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领域，并且建立了具有强制管辖权的争端解决机制，改正了关贸总协定时期争端解决机制软弱无力的缺陷。毫无疑问，WTO在促进国际贸易发展方面作出了显著贡献，但当前WTO也面临了若干挑战或者说困难，主要体现在决策程序、争端解决机制、承诺方式等方面。

WTO及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中的农产品贸易问题

WTO后巴厘时代的农产品谈判农产品谈判对于WTO所有成员都极为敏感,从关贸总协定至世界贸易组织,历经60多年的谈判,农产品市场开放方面的谈判仅获得了一般性的进展。2013年12月WTO巴厘岛早期收获涵盖了贸易便利化、农业、发展三方面议题,涉及10项具体的谈判协议,在农业方面的议题主要涉及关税配额管理、粮食安全和出口竞争。

世界贸易组织授权条款研究

授权条款是GATT和WTO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差别和更优惠待遇"最重要的法律文件之一,是WTO基本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授权条款在WTO体制中的独特法律地位涉及授权条款争议采用特殊的举证规则,授权条款是由被申诉方承担举证责任,研究授权条款对我国主张差别和更优惠待遇,以及在未来的WTO争端中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权益意义重大。

第12届SUIBE-KAS“WTO年度论坛”——“自由贸易协定时代的经济治理战略:亚洲与欧洲的视角”国际研讨会综述

2013年7月5日,上海对外经贸大学(SUIBE)与德国阿登纳基金会(KAS)联合举办的'WTO年度论坛'在上海扬子江大酒店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自由贸易协定时代的经济治理战略:亚洲与欧洲的视角',来自世界贸易组织(WTO)、东盟、德国、美国、印度、日本以及中国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及大学的专家学者约150人出席了会议。SUIBE-KAS'WTO年度论坛'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原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和德国阿登纳基金会(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基金会之一)在上海合作举办的学术论坛。双方从2001年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12届WTO相关专题的高层国际研讨会,

上海迪士尼主题乐园对我国国际旅游服务贸易的启示

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日益显现。以往学者对服务型跨国企业与东道国的经济关系研究一般停留在服务贸易的一种形式，即由制造业派生的服务贸易，如企业会计、人力资源、金融、广告等业务外包。而针对纯粹以输出品牌和管理为特征的服务贸易形式的研究却涉及不多。本文从迪士尼乐园项目落户上海谈起，探讨了迪士尼模式对我国国际旅游服务贸易的启示。

“十二城海关如一关” 长江经济带通关一体化改革问题研究

自2014年12月1日起，长江经济带十二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的正式实施，以及陆路通关模式纳人广东地区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标志着我国三大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全面实施，相比京津冀和广东地区，长江经济带涉及了更多的关区和对外开放口岸。

上海自贸区内的公司自治与监管探讨

公司自治与监管模式的确定对经济与法律改革的方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分析了我国公司自治与监管的现状及其存在的弊端,并借鉴国外经验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自治与监管进行了区分。对于上海自贸区而言,在公司自治与监管模式方面,应当加强法治环境与市场环境的研究和建设,建立诚信机制,探索符合上海自贸区内的公司自治与监管方式,规范公司自治与监管,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供其他自贸区参考。

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发展的国际经验表明,政府角色应当合理定位,中介机构应针对客户需求提供服务,交易市场需要不断创新,良好的知识产权教育氛围也非常必要。我国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发展虽然积累了一定经验,但也面临着诸多问题。政府应当积极推进主体多元化市场建设,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平台应整合并不断创新,中介机构应提供全方位市场服务,加强知识产权教育和诚信文化建设,完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

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新发展及其启示

设计投资仲裁机制的初衷是以非政治化方式解决争端,但在实践中往往成为跨国公司挑战东道国政策措施的手段,所以澳大利亚等国目前不再纳入上述条款。可以通过设立上诉机构、常设国际投资法院以及引入调解等替代争端解决方式改革投资仲裁制度。我国也可以借鉴上述做法应用于上海自贸区的争端解决实践。

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与法律监管问题研究——基于上海自贸区的分析

随着中国(上海)自贸区的挂牌成立,中国的改革也进入到新的阶段。在全球金融危机余波仍在肆虐的当下,金融服务业开放的同时尚需要强力且高效的法律监管。本文通过对当前中国金融监管现状进行分析,结合世界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趋势,认为中国(上海)自贸区的金融监管应基于保护投资者和公众的利益,且监管应考虑成本和效果的平衡,监管指标不宜过于复杂。

竞争中立:多元形式与中国应对

竞争中立要求政府在市场竞争问题上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国际上推广和实现竞争中立的形式有3种:一是国内立法,二是国际组织的"最佳实践"或"指南",三是区域或自由贸易协定。不同形式体现了不同立场和诉求。中国可以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作出回应:在国际层面,中国可以主张全球竞争的实质公平,指出竞争中立作为国内措施和国际规则的不同,在参与双边或区域协定谈判时提出符合自身需求的竞争中立主张;在国内层面,短期内中国可以借助于国内自贸区试验探索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长期来看则需要构建符合自身需求的竞争中立制度体系。

从知识产权协议草案看TPP谈判高标准与国际规则制定

本文以目前TPP谈判唯一泄露的知识产权草案为切入点,通过与另一知识产权高标准协议——ACTA的比较,认为TPP谈判标准是目前之最高标准。知识产权高标准代表了发达国家对外贸易的经济利益,美国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使得知识产权高标准成为另一种无形的贸易障碍。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竞争中立(上)——不同立场之比较及启示

竞争中立是确保国家在市场竞争问题上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的一套监管框架。它最初是作为国内改革措施通过国内立法的方式实现的.眼下却日渐成为诘难国有资本在国际竞争中享有不公平竞争优势的理论立足点,其实现方式也演变为国际组织的"最佳实践"或"指南"和区域或自由贸易协定。在竞争中立问题上,中国已经作出一些探索,但是尚未形成有针对性的应对规则。中国可以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作出回应:在国际层面,中国可以秉持"全球价值链"理论寻求全球竞争的"实质公平".指出竞争中立作为"国内改革措施"和"国际约束规则"的不同,在参与自贸协定谈判时提出符合自身需求的竞争中立主张;在国内层面,短期内中国可以借助于国内自贸区的"试验"探索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长期则需要构建符合自身需求的竞争中立体系。

竞争中立:中国的实践与展望

一、竞争中立的提出背景所谓＂竞争中立＂,是指国家在市场竞争这一问题上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一视同仁。根据竞争中立的理念而构建的＂竞争中立政策＂,则是确保经营者不因所有制而产生竞争优势的一系列制度工具。构建竞争中立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消除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不平等的资源分配机制,确保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一兮“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展开竞争。

竞争中立条款与国企改革

美欧主导的大型区域贸易协定（包括TPP和TTIP）试图通过竞争中立规则削弱拥有大量国有经济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主导国际经贸规则治理。对此，中国目前不论是国际层面还是国内层面都还没有形成有针对性的应对规则。中国的国企改革一直是围绕着国有资产的资本化和市场化进行的，这符合竞争中立的基本要求。

解析美国针对国企的竞争中立规则谈判

国际经贸治理都是围绕着“规则制定”展开的.竞争中立就是其中一个可能引发全球经贸治理结构重大变化的领域,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关键的领域.竞争中立是确保国家在市场竞争上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的一套理念和制度.它最早是作为国内改革措施在澳大利亚被提出被付诸实施,目前已经演变为美国诘难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国际竞争中享受不公平竞争优势的理论立足点.美国在国际上发起竞争中立规则谈判的意图就是为了遏制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资本”参与全球竞争,其策略则是通过双边、区域和国际渠道推广竞争中立理念和制度.竞争中立规则的达成将对中国的国有经济和政府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可以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实施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