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离婚问题实证研究——以上海某法院200件申请离婚案为例

80后作为中国当代一个特定的代际群体,其离婚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80后的离婚只不过是具体社会环境在这一群体身上的投射,其原因既有与父辈相同之处,也有属于他们的独特之处。离婚会引起一系列的严重负面后果,国家和社会必须采取合理的举措来降低80后的高离婚率,一是法院合议庭应增加有婚姻指导资格的专业人员,二是加大申请离婚难度,三是调整婚姻登记程序,四是家庭和学校应加强道德和责任教育。这些举措并不是对离婚自由这一基本原则的伤害,而是对离婚的本质即"一种自由的束缚"的真诚尊重。

死刑存废:欲休还说的四个话题

死刑基于社会现实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以死刑不具有震慑效果、错案不能挽回等弊端来打消国家和民众对死刑青睐的念头并不现实,这也是学者与民众在死刑存废观点上存在较大距离的主要原因。保留死刑并非意味着死刑适用的恣意和扩大,而应在坚持罪行极其严重标准、遵从证据认定规则、确保被告人各项诉讼权利的前提下谨慎适用死刑。

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论

西方发达国家及有关国际条约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体现在设立专门机构打击知识产权犯罪,加强人员配备和专业培训,加强对于知识产权犯罪的侦查力度,对于知识产权犯罪采取适度的刑事起诉和审判政策,强调恢复性司法,注重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的参与和损害赔偿等方面。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目前表现在制定强化保护的司法政策、设立专门司法机构,加强刑事司法协作,开展专项执法活动以及强化刑事审判打击力度上,但存在执法效果有待提升、刑事司法常态化管理有待加强和刑事审判效果差强人意等缺陷。应当坚持严惩知识产权刑事犯罪的宏观刑事司法政策,并从加大刑事司法协作、强化《刑法》适用解释、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修改知识产权刑事司法程序、推进刑事司法改革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

一人公司刑法人格之研讨

一人公司具备民法上的人格,但其是否具备刑法上的人格,在实践中存在争议。从单位犯罪理论而言,某一团体或组织是否具备刑法上的人格,取决于在刑法的视野下是否有必要突破个人责任的范围追究团体或组织的刑事责任。从刑法的视角看,一人公司不具备单位独立性的刑法人格特征;一人公司犯罪时,没有必要突破个人责任的限制追究一人公司的团体责任,仅需通过对自然人设置合理、科学的刑罚就可以实现刑罚的功能;将一人公司规定为单位犯罪的主体不利于对其他人的法益进行保护,因而没有必要赋予一人公司刑法人格。

实证反思与模式重构:未入额法官在员额制下的进路——以上海市E中院未入额法官协助办案为样本

一、过渡之策:员额制度下的未入额法官作为被赋予临时性过渡功能的未入额法官,成为特殊时期法官渐变的缩影,如何使用未入额法官,如何探索未入额法官协助办案的具体方式,[1]均系法官员额制度改革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难题。诠释法官角色的最优方法是参与案件审理,参与案件审理并且发挥裁判功能系评价法官角色是否成功的最直接依据。同为改革产物,之所以未入额法官与法官助理存在迥异之处,也在于此。

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与虚报注册资本罪混淆之厘清

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与虚报注册资本罪之间由于在行为的手段和内容上往往存在交叉或重复,因而造成三罪区分的难度。抽逃出资罪与虚假出资罪区分关键在于抽逃行为发生公司成立之后且抽逃出资的前提是行为人曾真实合法的出资;虚假出资罪与虚报注册资本罪区分关键则在于前者是整体性实施虚报以欺骗公司登记管理机关,而后者是个体行为以欺骗公司其他发起人或股东;且两罪之间由于行为要件存在部分交叉关系,因而是一种法条竞合而非想象竞合。

单位犯罪诉讼程序论

在历史上,当法人刑事责任这个新的命题刚刚在刑法上出现时,有人就企图以它不适合审判程序的形式而把它扼杀于摇篮之中。在17世纪,英国的可诉罪是由巡回法庭开庭审理,根据当时的刑事诉讼法,被告必须亲自出庭受审,但是法人没有肉体,不能亲自出庭,于是这就成为在刑法上不承认法人刑事责任的一个重要理由。直到18世纪,这一直成为法人刑事责任发展的严重障碍,并迫使英国立法者不得不在刑事诉讼法上进行改革,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

介绍贿赂如何定罪

介绍贿赂罪，是指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行为。其客观方面表现为介绍贿赂行为人在行贿人和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进行联系、沟通、以牵线搭桥的方式，撮合条件，促使行贿、受贿得以实现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