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检察案例库的建设路径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为了加强和规范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进一步提升司法公正,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检察案例库建设作为“十四五”时期的重点检察工作,要求“高检院和有条件的省级院加快建设统一的案例库,典型案例随选随编随入库”。建设数字化、智能化检察案例库需要高质量的司法案例大数据作为底层数据库,然后运用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技术来识别类似案例,优化检索效率和使用体验,最后通过发掘案例的司法经验传承法律智慧,以开放包容的理念推动检察案例库持续发展。

上海市检察机关深化长三角社会治理区域合作情况调研报告

在上海市相关区院研究室和市院部门的配合支持下,我们结合2018年沪苏浙皖检察长座谈会,对上海市检察机关深化长三角社会治理区域合作的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一、开展区域合作的基本情况自2004年以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省检察机关紧紧围绕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加强工作沟通协作,积极探索检察机关有效参与社会管理的新途径和新方式.

检察试点语境下企业合规制度的构建

企业合规是检察机关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履职创新举措,是贯彻落实企业犯罪治理司法政策的"后半篇文章",有利于促进法律监督现代化发展。基于公共利益代表的职能定位和企业合规目标追求,由检察机关主导推动企业合规治理具有合理性。当前企业合规试点探索中面临必要性、有效性和体系性问题,需要厘清刑事实体与程序激励、司法审查与第三方监管以及"四大检察"职能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而对企业合规制度进行本土化改造。

以问题为导向促进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第十届中国检察基础理论论坛暨2020年度上海检察理论研究年会综述

近日,以“问题意识与理论建构:网络时代检察理论新发展”为主题的第十届中国检察基础理论论坛暨2020年度上海检察理论研究年会在上海召开。本届论坛由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检察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主办、上海市检察院承办、华东检察研究院协办。论坛由“网络空间法治化治理的理论思辩”与“网络空间法治化治理的检察实践”两大分论题组成。

检察侦查权的理论基础和深化路径

检察侦查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司法实践中,三类检察侦查权在发展中遇到一定困难,存在与其他侦查权或者调查权如何进一步协调,检察侦查权自身设置不够完善和检察人员能力有待提升的问题。对此,需要进一步明晰检察侦查权的定位和属性,强化机构和能力建设,同时细化完善相关规范,为检察侦查权运行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犯罪的形态剖析与治理对策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概念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这是一种由智能合约和区块链技术构建的组织形式,其权力和决策机制分散化,由参与者共同决策。当前,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犯罪存在两种基本类型,表现为黑客攻击、非法交易、洗钱犯罪、虚假ICO、庞氏骗局等不同的具体犯罪形态。对于利用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实施的犯罪,我国刑法在否定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犯罪主体地位的同时,承认其作为犯罪工具的定位。在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犯罪的刑法规制中,去中心化自治组织不同成员的刑事责任认定、利用去中心化组织实施犯罪中的帮助行为正犯化、作为犯罪工具的“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合理处置等值得深入探讨。同时,为了更好地应对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犯罪带来的挑战,有效防范与打击此类新型犯罪,还需在法治层面完善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犯罪的刑法规制,同时在技术层面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数字检察建设的实践检视与完善思路

数字检察建设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检察机关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快推进检察工作数字化转型发展,以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的重大战略举措。当前数字检察建设中存在的理论痛点与实践难题仍需克服,应通过数字检察理念上的“法治内嵌”,加快推进新时代数字检察建设,实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现代化。

涉信用卡信息资料类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近年来,非法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违法犯罪行为非常猖獗。针对这种状况,为了从源头上打击信用卡犯罪,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05年2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简称《刑法修正案(五)》)增加规定了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

加强检察委员会工作应当注意的三个问题

检委会作为检察机关的重大业务工作决策机构和重要办案组织,是党领导检察业务工作的重要抓手。新时期全面加强和改进检委会工作,应准确理解检委会委员作为担任特定法律职务的检察官的身份性质和职责定位,切实发挥检委会委员作为最优资深检察官的“大家”引领作用、“大师”示范作用和“导师”带教作用。科学设计检委会会前程序,通过加强检委会委员会前阅卷准备、部门负责人和分管检察长审核把关,以及承办人预汇报磨练等方式,切实提高会前程序对检委会决策质效的保障作用。同时,应严格把握列席检委会人员范围,确保检委会作为检察机关内部决策机构的属性。

强化社会危险性审查促进犯罪治理

轻罪案件占比大幅上升,将刑事强制措施控制在合理且必要的限度内,加强对社会危险性的审查对轻罪案件办理效果影响很大。目前,对社会危险性审查存在对实体条件评价较为宽泛、对程序审查重视度不足等问题。为真正发挥社会危险性审查对有效落实犯罪治理的重要作用,有必要明晰司法机关对社会危险性审查的责任义务,全面审查、评估各项影响社会危险性认定的指标,持续优化、探索对社会危险性的审查方式,从而减小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内生稳定。

立足检察职能 维护金融安全——首届金融检察论坛综述

2011年11月1日，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金融检察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首届金融检察论坛在上海隆重召开。来自中国法学会、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的领导、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部门负责人，上海市委、市政府等相关部门负责人、部分省市检察院的代表，以及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约150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与会代表围绕金融检察与金融安全的基本理论、金融检察与金融安全的制度建设、金融检察与金融安全的实务问题等专题展开深入探讨。

检察机关涉案企业合规审查要点与思考

检察机关在涉案企业合规审查中承担多重角色,既是企业合规计划建立中的支持者、帮助者,又是企业合规计划实施中的监督者,还是给予涉案企业刑事优待时的裁量者,需要充分发挥上述角色作用。由于目前合规考察期限依附于审查起诉期限,需要将合规准备工作前移,以便于更有效开展合规考察。涉案企业合规的核心目的在于“保企业”而非“保个人”,在审查中要准确区分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人工智能+检察”建设的难题与破解

检察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已经从理念转变为战略,广泛覆盖于业务办案、领导决策、案件管理、检察服务等领域。2018年,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复同意,上海检察大数据融合创新研究实验室正式成立,通过深度挖掘检察大数据资源,重点聚焦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关联大数据系统研发、基于大数据决策的证据标准、定罪要素体系研发,以及基于大数据范式的检察应用研究等,致力形成在国内具有领先地位的检察大数据与智慧检务技术应用成果。

使用虚假身份信息骗领信用卡行为若干问题研究

信用卡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诚信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作为一种灵活、便捷的现代化金融工具,信用卡已在我国得到普遍认可和广泛使用。上海是我国的金融中心,同时也是金融犯罪的重灾区。与其他许多金融犯罪一样,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最新手段、方法在这里也得到了全面、透彻的表现。本文拟结合上海近年来的司法实践,对骗领信用卡并恶意透支行为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存疑不起诉案件中的证据问题——以A市检察机关2016～2018年案件为样本

存疑不起诉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证据不足”。基于对A市检察机关2016~2018年办理存疑不起诉案件的实证分析,证据不足应包括证据不充分、证据不确实两个方面,究其原因,主要是受法律规定的原则性、案件本身的局限性、侦查取证的随意性等因素影响。司法实践中,应进一步明确证据不足的范围和标准、提高侦查取证能力水平、完善检察引导侦查取证机制,以降低存疑不起诉率,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益。

强化整体性 提升法律监督效果

彭胜坤（湖北省襄樊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襄樊市检察机关建立了以上下一体为核心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运行模式。这一模式是侦查工作中落实检察工作一体化的具体体现，主要是通过加强职务犯罪侦查指挥中心作用，案件情报信息的收集、分析和利用，整合侦查资源以及交办、督办、参办、提办、指定异地管辖，加强横向和内部侦查协作等方法，促进职务犯罪侦查工作。

检察视域下司法责任认定和追究若干问题思考

司法责任认定和追究是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关键环节。检察机关司法责任认定和追究应当遵循"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的基本原则,严格区分"办案"与"决定"、司法责任与司法瑕疵、检委会与检委会委员等责任界限,建立准司法化的调查审查机制,规范责任认定和追究程序衔接,充分保障检察人员申辩救济权利。

创新机制 提高检察委员会工作质量

近年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中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委员会制度和工作机制的改革”的要求，结合上海检察工作实际，积极履行检察委员会的各项职责，进一步提高议事、议案的质量和效率，充分发挥在检察业务工作中的决策指导作用，努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检察机关办理自报身份刑事案件的调查分析

在流动人口犯罪较为突出的地区，相当数量的刑事案件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查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只能按照其自报的身份进行认定。上海市检察院对全市检察机关2005年至2007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报身份问题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分析了其特点、原因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而提出解决此类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论我国审查逮捕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基于刑诉法修订与实践语境的分析

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批捕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权能",2012年刑诉法却未将其写入,"人民检察院刑诉法规则"又予以增加。规范的变动不居带来了理解的混乱,未来实践效果也有待观察。从学理、制度及语境分析,审查批捕阶段排除非法证据,可能遭遇检察官追诉性方面的障碍以及价值定位方面的困境;将证据听审放置在审前阶段与我国程序分流机制不匹配,同时也缺乏听证程序与配套机制的补充;我国检察机关在批捕实践中的信息获取乃受制于侦查机关,使排除非法证据沦为"无源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