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城市楔形绿地规划建设的实践经验及政策启示——以上海市浦东张家浜楔形绿地为例

楔形绿地作为城市规划中重要的空间类型,自诞生之日起,其规划思想一直受到不同规划理论和学派的影响。在考察楔形绿地的起源、发展和演变后,聚焦中国上海市浦东楔形绿地的建设目标、规划体系和开发机制。以张家浜楔形绿地为例,探讨了上海市楔形绿地的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并提出多主体、多元因素博弈形成动态平衡的开发机制和市场化的开发模式,是张家浜楔形绿地开发得以成功推进的重要经验。在上述案例经验的基础上,认为特大城市的楔形绿地建设需要规划编制体系、规划实施与管理及开发建设模式等多方面的自我创新和能力建设,可为其他特大城市的楔形绿地实践提供经验借鉴。

上海市外来人口空间集聚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初探

聚居在特定空间范围内的外来人口是我国特大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非均衡高度集聚”必然要求大都市区空间资源配置和结构组织模式作出回应。在“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发展理念指导下,有必要对上海市外来人口的空间集聚过程进行阶段性的总结,为新一轮人口普查背景下的城市管理提供借鉴与参考。基于五普和六普的人口数据,揭示了2000~2010年上海市外来人口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特征,并从经济、社会和政策等方面讨论外来人口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对上海市城市空间结构优化以及外来人口服务提升提出政策建议。

上海市浦东结构性绿地空间管治模式及政策启示

中国特大城市结构性绿地区域具备空间类型丰富、社会关系复杂以及利益主体多元等特征,其空间管治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在厘清结构性绿地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国内外文献研究,将其空间管治模式原型分为“自上而下主导的中心化”模式和“自下而上主导的去中心化”模式2类,进而应用“主体—工具—机制—内容”的管治分析框架,对上海市外环绿带浦东段和张家浜楔形绿地2个案例的空间管治进行多维度的分析,揭示这2种空间管治模式的优势和局限。研究发现:在当前地方政府简政放权引起的分权化、城市空间分异导致的碎片化以及利益主体分级的多元化背景下,仅靠政府、市场或者社会单方面管治结构性绿地难以达到理想状态。进一步提出“网络式”的精细化管治模式或将成为中国特大城市结构性绿地空间管治的发展方向,可为相关理论和实践工作提供有益的经验启示。

成都市半城市化地区的特征、驱动机制及规划启示

半城市化地区作为一种在景观格局、社会构成和空间形态等方面发生深刻转变的过渡性地域类型,在不同发展战略引导下,其未来发展可能会出现保持现状、持续发展或依赖陷阱等截然不同的结果。特大城市郊区半城市化地域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居环境改善,对其进行主动干预和精明管治势在必行。文章以成都市为例,研究半城市化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其特征演变的规律性,在此基础上从交通基础设施和产业园区建设以及城乡接合部的自发发展3个方面解析成都市半城市化发展的驱动机制,基于成都市环城生态区规划实施与城乡统筹规划的创新做法,进一步探讨半城市化地区如何通过规划介入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区域。

杭州市半城市化时空格局演变及成因机制研究

特大城市半城市化地域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居环境改善,对其进行主动干预和精明管治势在必行。以杭州市为例,基于土地利用覆盖数据识别半城市化地域及时空格局演变特征,从政府和市场两方面对其成因机制展开解释性研究。发现杭州市半城市化地区呈现出由老城区边缘区向整个中心八区扩展的特征,政策驱动的重大项目带动、市场驱动的乡镇经济推动以及空间管制政策的局限性是杭州半城市化最重要的作用因素。研究旨在解析我国特大城市半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为相似城市—区域的半城市化地区的管理和规划提供经验借鉴。

比较优势视角下先发地区工业型乡村的转型发展研究——以浙江省泽国镇为例

先发地区工业型乡村是20世纪80年代推动乡村工业化蓬勃发展的产物,但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城市产业经济的比较优势日益凸显,而乡村地区的工业发展逐渐受到城乡发展差距、本土环境压力等限制,曾经辉煌的乡镇企业成为“低小散”和“脏乱差”的整治对象。在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在江苏省华西村、永联村为代表的乡村线性赶超城市模式和浙江省余村、黄杜村为代表的特色农旅转型发展模式之外,发达地区的工业型乡村是否还存在第三种发展方向?以浙江省泽国镇为例,研究其在环境规制的背景下如何利用既有制鞋产业基础找到新的比较优势,从而成功推动乡村地区转型发展。泽国镇的乡村转型实践符合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根据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寻找新的比较优势”,对我国发达地区工业型乡村转型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基于城市群视角的工业遗存更新模式研究——以美国东北部城市群为例

工业遗存是城市更新中的重要空间资源。城市发展的经济诉求影响更新的具体模式,而经济诉求取决于城市在城市群中的层级和经济地位。基于城市群视角研究更新的经济规律能够高效再利用工业遗存资源,避免城市间的同质化竞争,推动城市群的协同发展。美国东北部城市群是工业发源地和后工业转型的先驱,其工业遗存规模大、分布广,更新模式成熟,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将城市划分为四个等级,选择32处工业遗存更新案例,基于"更新—产业—城市群"的研究框架,从空间开发、功能植入、更新主体建构三个层面梳理更新策略,探究更新背后的经济机制,指出工业遗存更新模式选择的产业导向规律,进而总结散点式、平台式和锚固式三类更新模式。本研究拟为背景相似的长三角城市群提供经验和借鉴。

城乡结合部产业集群与周边社区的互动机制——以昆明斗南花卉市场地区为例

城乡结合部的区位优势和成本优势,孕育出位于城郊街镇的产业集群,它们既是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造成所在地区的建成环境“半城半乡”、人居环境品质下降的关键成因,这类地区的产业发展与人居环境品质提升通常有一定难度。以昆明斗南花卉市场地区为例,通过对政府、科研机构、企业、花商、社区居民等的结构式访谈和问卷调查,揭示出产业集群与周边社区之间“经济融合、社会隔离”的互动机制及成因,进而探讨如何通过有效的规划干预使其“产业—社区”关系可持续发展,对于城郊地区产业集群所在地区的规划建设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乡村转型与村社共同体重建——基于天津市常州村(旅游专业村)的案例研究

村社共同体是传统农村地区的自治主体,也是农业农村发展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然而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加速,发达地区的乡村通常面临从生产主义向后生产主义的转型,且伴随着传统农村地区的"去农业化"和"去社区化",从而导致传统乡村(尤其是村社共同体)的瓦解。如何在乡村地区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背景下重建村社共同体,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命题。天津市常州村原是深山传统农业村,但从20世纪90年代起向旅游专业村转型,乡村转型成为"村社共同体"重建的契机。本文总结常州村向旅游专业村转型发展的演进特征,揭示了能人引领、金融互助、村企合一是该村的村社共同体重建的重要机制,从而为类似地区乡村发展的政策制定和乡村规划提供经验借鉴。

县域乡村建设实践研究——以江苏省S县特色田园乡村建设为例

由于乡村发展在国家基层治理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政府主导的规划与实施是我国乡村规划建设中的重要工作模式,但对于政府主导与规划引领如何快速提升乡村建设水平的实施机制还缺少系统性的研究。本文以江苏省S县特色田园乡村建设为例,对县域乡村建设实践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总结了政府主导型乡村建设在规划实施方面的十条经验做法:即“规划引领”下的五大技术经验和“政府主导”下的五大管理经验。本文认为,高质量编制村庄规划是做好乡村振兴、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工作的基本保障;创新规划建设工程管理制度是保证乡村规划顺利推进实施的关键;加强特色产业培育、构建乡村多元治理模式、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与经营模式创新也是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推动乡村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此外,规划系统本身也需要做出变革,即从蓝图规划走向实施规划,从物质性规划走向参与式规划,从村庄建设规划走向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规划。

地方产业驱动乡村发展的特征机制与政策启示——以浙江省山下湖镇为例

农业资源是我国广大乡村地区最为普遍的资源禀赋,但仅仅依靠传统农业容易走向“高产量—低产能”的内卷化困境,如何基于农业资源突破路径依赖、实现可持续且高质量的乡村发展成为一个重要议题。浙江省山下湖镇基于淡水湖面资源,由传统农业转型发展珍珠产业,逐渐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基于实地调研访谈与经验研究,剖析山下湖镇珍珠产业转型发展之路,归纳珍珠产业驱动下山下湖镇乡村发展中的根植性、创新性和包容性等特征,进而探究该镇乡村“环境—经济—社会”系统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并讨论政策启示和规划策略。

浙江省乡村规划与建设经验的县域样本研究--基于德清县十二个典型村的田野调查

县域是我国乡村发展的重要组织单元,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平台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点。自2003年以来,浙江省依托其发达的县域经济进行了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到高水平建设美丽乡村的乡村规划与建设实践,乡村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为“十四五”时期的乡村建设行动积累了成功经验。本文聚焦浙江省德清县,在梳理该县乡村规划建设历程的基础上,结合12个典型村庄的田野调查成果,归纳县域乡村建设发展的类型学特征,并基于案例研究深入剖析乡村发展的微观机制,对县域乡村建设发展成效进行经验总结和趋势展望,可为其他相似地区的县域乡村规划建设提供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