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智慧党建运行的内在逻辑——以上海市H党群服务站为例

智慧党建是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党主动适应网络空间时代运用信息技术进行的自我变革和转型。智慧党建不是信息技术在党建领域的简单应用,而是一种与政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组织、利用方式相关联的社会政治组织及其活动形式。本文运用数字治理理论和人民城市理论,从广义的度来考察和分析智慧党建的功能,继而以上海市H党群服务站为例,深入探讨基层智慧党建的运行逻辑:平台搭建走向智慧化、基层党组织结构走向网络化的双向互动、服务机制走向整体性、基层治理体系走向立体和开放。基于此,归纳和总结出上海作为超大城市探索基层党建的新路子和模式。同时,当前上海智慧党建也面临着目标不明确、存在“孤岛”智慧化、智慧党建人才不足等共性问题,这些问题的化解都有待于智慧党建在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中的进一步深化、完善。

物业管理中的关系冲突及矛盾化解路径思考——基于对上海市的调查

物业管理行业是近年来第三产业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新兴行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对维护社区和谐稳定,提高城市管理水平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将聚焦住宅物业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冲突及利益平衡问题,以上海市为例,试图从社会学的视角对物业管理各利益主体相互之间关系模式进行探讨和解释,以期细化物业管理的理论研究;同时,指出矛盾化解的基本路径,以期促进我国物业管理在实践中的和谐发展。

困境儿童救助中的政社合作关系考察——以上海市X区为例

困境儿童是最需要关爱、救助和支持的社会弱势群体之一。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政社合作是高效推进困境儿童救助工作的有效选择和重要方式。社会组织参与困境儿童救助工作,开启了政社合作的新关系,政社之间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了内生型共治、趋附型共治、选择型共治等不同的合作类型,这些类型既动态反映了困境儿童救助领域社会组织发展状况和政府的政策变化,也静态展示了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模式及其利弊。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社合作关系可能会被新的类型所取代,但总的发展趋势是困境儿童救助领域的社会组织会日益增多且逐渐成熟。在双向选择基础上,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共治也将日趋成熟,从而形成稳定、可持续的政府购买服务的契约机制,以规范双方的行为。政社双方将依据分类救助原则,对困境儿童实施精细化救助方案,满足其多样化、个性化、多层次的救助需求,提高困境儿童救助服务的质量与水平。

上海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三级体系与三大作用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提出了要求,原有以行政化手段为主要方式的双重管理体制越来越力不从心,加强枢纽型、平台类社会组织的建设成为广泛共识。上海在全国最早探索建立了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并率先实现了市、区、街镇三级全覆盖,即不仅有市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而且每个区及街镇都有相应的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上海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三级体系发挥了“供需传导器”“成长孵化器”和“发展助推器”三大作用,推动了社会组织的快速成长,搭建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桥梁和纽带,引导了社会组织的正确发展方向,为全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差序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心理韧性的中介和调节双重效应

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14—2018年追踪数据,探究差序社会支持、心理韧性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多元社会支持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但不同支持网络间的影响强度不存在“差序效应”。其次,心理韧性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具有保护效应;且这种保护效应在城市和低等收入的老年群体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最后,心理韧性在差序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之间既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又发挥负向调节效应。高心理韧性可缓解弱关系社会支持下的相对负面效应。此外,在低心理韧性下,拥有多元情感支持的“幸福效应”呈现“情感关系-混合性关系-工具性关系”的“差序强度”;拥有多元照料支持的“幸福效应”强度呈现“工具性关系-情感关系-混合性关系”的次序。积极老龄化的战略实现,需充分发挥老年内生动力,积极开展人口全生命周期的心理韧性提升教育与培训计划,提升老年人心理韧性,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

人民城市理念视角下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与实践价值研究——以上海市长宁区新华街道为例

在国家倡导社会公平、公正和关注民生、共同富裕的前提下,重视社区建设和社区规划标志着我国社会发展进入转折期和提升期。社区生活圈的提出是城市规划工作适应时代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新的发展时期,为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社区生活圈规划设计思路从计划导向转向了需求导向,推动了社区生活圈的价值取向从“以人为本”到“以人民为中心”的转型升级。本文认为,人民城市作为贯彻“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实体产物,它应当是一个有机生命体,15分钟社区生活圈是其重要器官,而社区是城市细胞。社区生活圈的多重含义决定了它的价值多元性。本文以价值理论为基础,并结合相关案例,从主客关系、人与自然、人的社会关系三个维度分析了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与实践的价值构成。15分钟社区生活圈作为生产、生活行为的载体具有工具价值,又因参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交换而具有生态价值,其涉及的实践活动通过信息交流、行为互动等方式影响社会关系发展而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因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依托社区内外部资源建设适应社会、经济和环境动态变化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是实现人民城市的可行路径。

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的上海社区建设研究

当前上海社会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快速城市化和大规模人口流动使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空间布局出现失衡;城市产业升级和转型发展使社会管理与服务的多样化供给压力增大;利益格局急剧变革导致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长期存在;社会急剧分化和人口高度异质性使社会再组织化和社会体制创新的任务更加繁重。上海社区建设必须立足城市发展全局,有效回应城市人口重新分布和复杂社会结构中蕴含的多重矛盾和问题,顺应健全社会管理新格局的基本要求。在承继上海社区建设传统和借鉴国内外经验基础上,从破解城郊社区建设难题、满足多样化社区需求、适应差异性社区类型等方面提升能力,寻求体制创新和活力激发的新突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与社会学的发展——和谐社会与社会秩序

和谐社会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的深入延续。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也是对社会学经典研究主题——社会秩序相关内容的丰富和延伸,推动了社会学的发展。

草根行动:基层社会治理的框架分析——基于上海的一项案例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开始了重大的变革,单位制解体,社区制逐渐建立,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陌生人社会"使得自主治理的集体行动难以产生,这是中国新型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社区参与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呈现出一种国家治理需要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居民的行动逻辑与行动策略以及政府与居民的互动过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如何借力创新社会治理激发基层活力的时代背景,通过构织基层组织网络的框架扩散将宏大的基层社会治理与普通居民的日常草根实践加以勾连?基于上海的一项社区治理案例分析试图展示这一基层社会治理的框架整合模型及其草根行动的内在逻辑。

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行动指南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作出总体部署,对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建设、健全协商民主机制、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等提出了改革任务。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持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活跃性主体和理性式的社区居民参与治理模型研究

城市居民如何依法有序参与社区治理是基层自治首要解决的难题,也是城市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不同的社区参与主体有着不同的社区参与模式。基于社区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探讨社区参与的四种主体:边缘性主体、业余性主体、不满性主体和活跃性主体。基于社区参与实践和利益追求分析社区参与的四种模式:权益式参与、自发式参与、配合式参与和理性式参与。通过四种参与主体和四种参与模式的配对,提出了一个走向活跃性主体的理性式社区参与模型,认为社区参与的理想状态是追求活跃性主体的理性式社区参与。为此,提高居民参与意愿、提高居民参与能力、培养居民公共精神、增强居民参与实践的四条路径是走向理想化社区参与的必由之路,通过四条路径的不同匹配,权益式参与的边缘性主体、自发式参与的业余性主体、配合式参与的不满性主体都可以走向一种理想的活跃性主体的理性式社区参与范式。

社会转型与风险控制:回到实践中的中国社会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延续至今的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已成为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和跨学科的研究对象。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关于社会转型形成了几种较具代表性的观点,其中更多的研究主要着眼于社会层面,但这种社会中心论极有可能引致社会学研究的失衡。对于当下的研究而言,必须"找回国家"或者至少把国家和社会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才能全面认识"国家"在社会改革中的重要意义,使社会学研究走向新的平衡。

借力于政治的嵌入式发展——“党社关系”视域中的民办社会组织发展考察

在"政退党进"的结构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和组织力量对民办社会组织发展的直接影响不断突显出来。为此,学术研究的推进,亟需跳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把中国共产党带回到当代中国民办社会组织发展的研究视野中。本文基于对S市F组织的个案研究,从"党社关系"的维度提出了当代中国民办社会组织"借力于政治的嵌入式发展"理论模式。党对民办社会组织的"赋权式介入",在对民办社会组织施加了政治层面上的引导和限制的同时,也留给了民办社会组织反向性地嵌入到党的组织体系或者"体制"之中借力于政治而进行自主性生产的空间。党的介入和民办社会组织的借力,共同形塑了一种基于互惠性关系纽带的"党社共同体"。

公共服务社会化的三方合作研究——以上海市徐汇区养老服务社会化为例

我国社会转型引起公共服务主体变化和社会利益需求多元化,为实现公共服务社会化提供了契机。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成为公共服务社会化的重要形式。上海市徐汇区通过养老服务社会化探索和实证了公共服务社会化的三方合作模式。它充分体现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原则,不仅整合了资源,而且发挥了最佳服务效果,使民众最大程度地获益。

从空间到行动:社区营造的多维政策机制研究——基于上海的一项个案研究

上海在走向全球卓越城市的进程中,需要正视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凸显的城市社区治理难点问题,不断创新政策机制,进一步提升治理水平,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治理特点和规律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子。文章立足于城市社区空间到社区治理行动的变化,从空间、关系和行动三个维度,结合上海市凌云街道的"凌云生态·家"项目建设,强调通过社区生态公共空间的拓展与构筑,增强居民归属感,构建居民交流、共商机制,借此改善社区认同,让社区从一个生活的共同体演变成一种信念的共同体。由此,文章认为社区营造是未来强化社区治理成效的方向,其重点在于建立起社区事务协商参与的多级公共空间,形成共治、自治衔接的有效政策机制,从而真正实现基层社区与国家良性互动、政府行政管理与居民群众自治相衔接的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上海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为应对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上海市通过构建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为主、机构养老服务为辅的养老服务格局,为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服务、医疗护理和保健服务、社会帮助与精神慰籍服务。居家养老服务经过十多年的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许多问题与不足。为此,需从加大资金投入、完善政策连贯性、提高服务队伍素质、健全评估机制等方面入手,进一步促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

转型期群体性社会冲突:特性、动因及其“安全阀”机制研究

从总体来看,中国目前群体性冲突具有明显的社会转型期特点,利益补偿机制与表达机制的制度性缺陷以及相对剥夺感的社会认知和社会焦虑构成群体性冲突的外部和内部形成机制及动因。针对快速转型期日益复杂的群体性社会冲突,我们迫切需要建立适合中国现阶段群体性冲突调节的"社会安全阀"机制,即为防止意外社会事件发生而建立的某种可以确保社会安全的装置或有意实施的安全体系。从建构"安全阀"体系角度看,这一新型冲突调节机制可以从社会沟通机制(调压阀)、社会自治机制(缓冲阀)、社会预警机制(监测阀)及社会整合机制(平衡阀)几个环节加以系统构建。

存在与自主:国家主动建构下的“社会”

根据"社会"的属性和特点,社会可以分为"存在""自主"和"制衡"三个层面。其中"存在"与"自主"是考察国家建构下的"社会"状况的核心内容。国家建构下的社会主体生存空间或机会不是均等的,行政化和专业化是获取生存的两条主要途径;国家对社会主体的控制也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形成各类主体与国家之间自主性程度不一的连续统;社会主体既可以依附于国家获得生存,也可以通过完全自主获得生存,表现为政府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体的不同路径选择。

农民工社会权的结构性变动——基于对S市社会服务的微观考察

社会权是市民权的重要构成部分,是考察农民工生活状况的有利视角。本研究通过对S市两个社区农民工社会服务的分析发现,农民工社会权呈现一种结构性变动的特点,即由农民工群体、市场及地方政府交互所形成的结构性力量共同塑造了农民工的社会权。其中,市场及其机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为农民工和地方政府提供行动空间;农民工表现出对社会服务的争取行为,但被社会结构所制约;地方政府为农民工提供社会服务的自发性和主动性有所增强。尽管农民工的社会权呈现一些良好的变动迹象,但是,这一结构性力量背后尚缺少最终真正实现"社会服务均等化"的有效途径和动力。

“改革开放40年社会治理创新”学术会议综述

2018年11月11日,“改革开放40年社会治理创新”学术研讨会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成功举办。此次研讨会由中共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上海市社会学会与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三家联合主办,并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与华东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共同承办,汇聚了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上海社会学会、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上海政治学会与上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等各位负责人,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华东理工大学、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对外贸易大学与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等众多学术研究领域的专家与学者,大家围绕社会治理新态势、社会治理转型、民生改善与共建共享、党建引领与依法治理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