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基层民主政治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太平村党支部提高民主政治能力的调查

太平村位于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的最西部,区域面积1.2平方公里,有8个村民小组,347户人家,1213个村民,外来人口2281人.太平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告诉我们:党的基层组织的执政能力是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在民主政治建设中不断增强的.

复杂性与社会信任:卢曼思想研究

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基于信任的人际交往始终带有不同程度的风险。生活于非熟人社会的人如何进行深度交往,从而在各方面实现有效合作,是现代政治结构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合作必须基于信任,但现代社会中的人际信任不能单纯依靠个体对自身的道德约束或事后的程序性惩罚,而是必须以结构性设计来预先谋划。许多现代社会制度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正是因为其具有保证并维护基本的人际信任的功能。但恰恰是在个体化时代,信任需要面对双重偶然性的挑战,因此又很脆弱。卢曼则直面现代社会自身不断生成的可能性,认可社会的复杂性与社会系统的自我指涉机制,强调以简化的路径来致力于信任的实现。

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探析--以上海宝山“社区通”为例

数字协商与社区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近年来,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的实践在我国各地蓬勃发展。上海宝山“社区通”下的回应模式、打钩模式以及“线上+线下”模式,全面地展现了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的具体过程。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时,通过打造数字协商平台、培育居民协商治理能力,进而形成数字协商治理机制,最终推进社区治理。在具体实践中,数字协商在程序与制度上的不完善,导致数字协商在社区治理中覆盖范围不足、难以深入协商以及配套措施缺乏等局限。未来应当着力加强数字协商制度化建设,以便数字协商能够更有效地嵌入社区治理。

深刻认识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的重要意义

上海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为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越来越多的上海样本和上海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无缝隙治理: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一种新模式

无缝隙治理既是一种治理机制的创新,亦是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发展的必然方向。无缝隙治理包括治理主体参与的无缝隙、治理能力提升的无缝隙、治理绩效机制与价值取向的无缝隙以及治理服务客体的无缝隙四个核心维度。无缝隙治理概念的生成逻辑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科学统一。可以从多元主体参与的无缝隙格局、组织结构设置的无缝隙优化、能力培养机制的无缝隙链接、公共价值追求的无缝隙服务、服务客体对象的无缝隙导向、办理一次到位的无缝隙体验等维度理解社区无缝隙治理的典型特征。

枢纽型治理: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组织的领导

枢纽型社会组织是近几年出现的社会现象,学界有着正反两种不同的评价。依据国家—政党—社会的分析框架,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出发来阐释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政治内涵。执政党的"放-收"逻辑在增强执政党对社会组织领导的同时,也成为推进社会组织管理改革的重要保障。社会组织管理改革能否突破双重管理体制的困境,关键在于执政党如何在社会网络中增强社会治理能力。比较嵌入式治理和枢纽型治理可以发现,枢纽型治理是执政党领导社会组织的较好治理策略。

论新时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理论成果和实践表现

采用文献法、比较法、逻辑分析法,探究作用于历史发展和社会发展方向、趋势和基本路径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认为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模式的不断拓展,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理论成果将不断丰富,对规律认知的实践表现也愈发多元而全面。

社会主义带来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的执政经验

2005年6月21日印共(马)主办的网站 (http://cpim．org)发表了该党总书记哈基申·辛格·苏吉特(Harkisan Sigh Surjeet)题为《印度西孟加拉邦左翼联合政府的执政经验》的文章, 总结了该党领导的左翼政府从1977年至今约30 年在西孟加拉邦连续执政的经验,并指出,30年来,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和原则已经把西孟加拉邦塑造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该邦在发展农村、发展教育与卫生、关注弱势群体、维护人民参与管理的民主权利以及维护少数民族权益、消除民族分裂方面取得了优秀的执政业绩,该邦的社会发展综合指标远远好于印度其他非共产党执政的邦,甚至在世界上也居于领先地位。除了在西孟加拉邦,印共(马) 还在另两个邦(喀拉拉邦、特里普拉邦)较长时间执政,当前领导的人口有一亿多,都取得了良好的发展业绩。这表明,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给第三世界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的今天,社会主义道路已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社会主义仍然是人类超越资本主义痼疾的出路。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形态的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制度形态的逻辑建构与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形态内生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其逻辑建构由三个部分组成,对中国国情的正确判断与制度设计构成了其逻辑起点,在实践中探索道路组成了其论证过程,自身理论的不断丰富与完善形成了其阶段性成果。在此种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历程实际上生成于中国特定的历史脉络之中,是基于中国改革经验而形成的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路径。从三大形态层面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基所在。

印共(马)胜利之路: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美国著名左翼网站http://www.counterpunch.org于2006年5月13日和5月20日,分别发表了维贾·普拉沙德(VijayPrashad)和亚历山大·科伯恩(AlexanderCockburn)题为《左翼的胜利:印共(马)之路》和《红旗在这里飘扬:从柏林到西孟加拉》的文章,印度《前线》杂志2006年6月13日发表了苏尚塔·佩特罗诺比希(SushantaPatronobish)题为《我们要保护农民利益》的采访录,都对2006年5月初印度地方选举中印共(马)的又一次重大胜利作了深入评论。这些评论认为,印共(马)之所以取得如此成绩,是因为它坚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具体来说,是因为它实行了如下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大规模进行土地改革和佃农权力计划;与工会、学生会、妇女组织和扫盲组织等组成联盟,推进社会的民主,在城市支持工会维护工人利益,在农村致力于建立村民自治制度即潘查亚特制度,使村民投票后继续拥有政治权利,参与预算的决策,当普通村民意识到这种政治权利时,就会获得自信,进而发挥集体创造力来改变农村贫农和中农的生活;西孟加拉邦的发展不是单纯依靠信息技术,而是注重发展农业,农业增长连续11年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左翼阵线反对私有化,因为他们认为那是在掠夺公共资源,反对出售盈利的公有企业以及那些现在不盈利但稍加投资便可复苏的公有企业。他们对待外国投资持谨慎态度,但又不是倒退至自给自足。如果外国投资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提高印度的技术水平、不会损害公共利益,左翼阵线就予以支持。这三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新时代中国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强国之路。比较西方不同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和动力环境,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国之路则更多体现在执政动力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统一,在经济动力上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与资本公益性的统一,在社会动力上推动公共资源均衡性与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性的统一,在创新动力上推进人文环境协同性与思想开放包容性的统一。

政治信任的结构序列及其现实启示

解释现代公共生活建构中的政治信任"悖论",需要分析政治信任的结构。根据科学哲学关于科学研究纲领"硬核"与"保护带"的方法论,政治信任结构可分为硬核与保护带两部分。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属于政治信任的硬核,公共政策、政治组织和政治行动则属于保护带,它们在整个政治信任结构中的地位不同,发挥的功能也不相同,由此构成了政治信任的结构序列。政治信任的结构序列原理,对于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提高政治不信任的修复能力,建构长期稳固的政治信任具有重要启示。

19世纪俄国东正教来华传教使团的汉学研究及其特点

19世纪俄国东正教来华传教使团虽然在传教事业上表现平平,但是其中许多成员在汉学研究领域却取得相当大的成就,并且在研究工具、方法、对象、内容、立场等方面都形成了独立而典型的民族特色。由此,不仅为俄国汉学的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积累了一定经验。

法治与德治的互动:规则意识培育的双重维度

规则意识是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发展的精神动力,是新时期道德秩序与法治秩序的内在支撑,是现代法治文明和道德文明的主要价值理念。规则本身包含制度层面的法律规则和道德层面的社会公德。将规则意识置于法治社会框架中,将规则意识培育放在如何满足主体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角度来考量,使规则所体现的法理要求与伦理要求相一致,在底线意义上维系并推动整个社会法治与道德水平的提升。

嵌入式治理:中国模式“韧性”的机制来源

本文首先从政治制度和政策过程视角概述了中国模式的"韧性"来源。通过概述可以发现,在政治制度和政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应对的社会群体是存在区别的。在政治制度层面,政党采取积极吸纳精英的策略。在政策过程层面,政党面对的社会群体则相对分散和多样,政党往往采取随机应变的策略。本文构建嵌入式治理概念,综合了政党在这两个层面的社会应对机制。除了阐述利益同构和差异响应这两个嵌入式治理的核心策略外,我们还同时讨论了嵌入式治理应对社会诉求的两个具体机制。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透视

基于"当下主义"的立场,本文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再认识,意欲设定若干伦理与政策边界。本文有两大伦理判断: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包含个人正义、国际正义和世界正义三大价值取向,但基于当下的国际关系现实,必须把国际正义置于首位;第二,中国外交经常表现出"利他主义",但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基于当下的内外政治需要,必须把"开明的自利"作为首要的伦理原则。

互惠的道德

本文是互惠的道德分析。从宏观层次看,互惠已经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规范,并典型地体现为社会成员间的普遍信任、利他主义和等价交换。从微观层次看,互惠包含的三个行为阶段——给予、接受与回报,在很多情境下都是道德必需和道德要求。从一对具体的关系看,互惠关系具有道德基础——"大致等价的交换",它通过"使行动者处于永久道德负债地位"和"清偿的不确定性"强化了行动者维系互惠关系的意愿。

政党调适与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的演变逻辑

集中教育活动是中国共产党一项重要的政党活动,建党至今共开展了16次大规模的集中教育活动。结合政党调适理论,有助于分析集中教育活动的历史演变逻辑。延续性使得集中教育活动中的整风和整党在时间安排上呈现交替出现的规律。组织行为的改变分为突变和演进,组织领袖的更替和组织目标的改变导致突变,组织环境的变化和组织规模的扩大造成组织行为的演进。延续、突变和演进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应对各种变化进行政党调适的三种基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