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逻辑进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一个突出的亮点是在“马克思主义行”的基础上强调“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体现出百年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高度的理论自信自觉,进一步回答了“中国化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行”的关键和要义。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征程中团结带领人民在求索、挫折、再求索中完成了其他各种政治力量未能完成的艰巨任务,走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守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之正,创马克思主义时空维度之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指导实践,从而有力地解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在百年党史中总结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科学论断。

马克思主义审美批评方法论的当代发展--习近平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两次重要讲话（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2016年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以及其它讲话精神为内容的习近平文艺思想，成为引领中国文化艺术繁荣发展的新引擎。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文艺思想的过程中，强烈感受到习近平文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审美批评方法论的当代发展，值得文艺理论界深入学习与领会。

习近平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新篇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回答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一系列基本问题所形成的科学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谱写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新篇。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当代意义——基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考察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以人的实践批判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形成以人的实践认识世界的认识论和以人的实践解释社会的唯物史观,确立了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提纲》第11条基于以人的实践解释世界,提出改变世界的现实任务,是新世界观的总结。新发展阶段,重温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有助于认识和把握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成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独特的实践逻辑,理论上继承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哲学基础、理论视野和理想追求,在理论特质、实践主体、实践方式和理论思维等方面实现了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伟大构想和强大思想力量,为世界历史发展指明前进方向,促进世界历史发展回归正道,推动世界历史发展步入崭新阶段,并将整体提升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水平。

马克思“类思维”视野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人类面临各种挑战的根源在于,人类在思维方式上尚未完成从“物种思维”到“类思维”的深刻转变,人的“类本质”发展尚不够充分。马克思“类思维”中蕴含着思考和关注人类命运、追求人类解放的哲学旨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汲取马克思“类思维”哲学营养基础上,创造性地建构起具有时代性特质的理论构想和政策主张,不仅激活了马克思“类思维”的理论生命力,而且有力地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转型和“类文明”的生成。“类文明”既不是排除世界多样文明而独立存在的文明形态,也不是将各类文明简单相加后形成的综合文明,更不是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的普世文明,而是在世界多种文明基于“类思维”展开的互动中形成的、与多样性文明并存的新型文明形态。

论马克思商品价值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性质

对马克思商品价值论理论性质的理解首先涉及马克思商品价值论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的商品价值论是对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而西方经济学则主张,它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直接继承。只有从哲学视角概括商品价值论的性质,才会发现它是对以往商品价值论的批判。其次,这涉及劳动二重性这一核心论题。但是,对待劳动二重性,唯有从劳动的质的方面,而不只是量的方面;唯有从对抽象劳动的社会历史方面,而不只是其生理耗费方面去理解,才能把握商品价值论的批判性质。此外,商品价值论的批判性质体现在"批判的叙述"过程中。该过程表现为生产关系本身的指认——新范畴的锻造或旧范畴的改造——对既有政治经济学范畴本身进行批判的统一,即前范畴批判与范畴批判的统一。在同既有的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中,在劳动二重性的核心论题中,在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叙述中,商品价值论的批判性质才得到揭示。

马克思主义真理永放光芒——全国党校系统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理论研讨会综述

2018年2月24日至25日,值《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之际,第三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论坛·全国党校系统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理论研讨会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隆重召开。研讨会由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上海市委党校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党校系统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创新的鲜明特质

持续建构和优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心环节。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系统观念引领话语体系的创新工程,以话语体系内部结构诸要素的协同创新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质。话语生产上体现时代性特征,坚持理论话语的问题导向;话语表达上丰富大众化阐释,凸显政治话语的人民立场;话语风格上展现传统文化基因,厚植新时代话语的民族底蕴;话语的价值追求彰显人类情怀,展现中国话语的世界关怀。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史考略

毛泽东投身革命后,初期尽管还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但他能够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断来思考问题。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及1936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走向理论自觉的重要里程碑。其中,毛泽东形成了两点理论认识:第一,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指南,但如果直接运用其原理来指导中国革命,很可能发生挫折和失败;第二,之所以不能直接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指导中国革命,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产生于工业革命的欧洲,而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有自己的国情。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最终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构建。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内在差异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内在差异性是指,经典作家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表述存在不尽一致的地方。有一种做法是对文本研究本身进行淡化和躲避,担心文本研究所带来的"最大的可解释空间"解构已经确定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此,应该理性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内在差异性:其一,承认经典作家存在思想差异是正常的而非不正常的,即使在某些问题上发生自我否定也是正常的,只有思想僵化、无进步者才永远固守原有思想而不变。其二,即使在经典著作文本的差异性思想中出现堪称颠覆性内容,也不必大惊小怪。正确的做法是既要承认其思想史意义,又可以暂时搁置起来,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对此,应该有充分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矛盾及化解之道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并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互相推进,但历史与逻辑的进程并不完全一致,主体也不完全相同,性质也不一样。因此,不能只从广义上把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作是一体的,或者说成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不能割裂开来,而应把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关系看作是一对文化矛盾并努力化解。

无缝隙治理: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发展方向——以上海曲阳“全岗通”模式为例

随着科技与信息化的高度发展,社会原子化程度加深,社区居民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高级化的趋势。面对社区治理的诸多问题与挑战,以无缝隙政府理论与公共治理理论为基础,一种新的治理范式与方法——"无缝隙治理"应运而生。本文尝试结合曲阳社区"全岗通"工作模式的运行背景与实践经验,运用无缝隙治理的内涵,以党建引领、凝聚多元合力,"技术+服务","单兵+团队","双向督导考评+绩效惩罚"等维度为视角,分别建构并探究治理主体参与、多元主体治理能力提升、治理达人培养、绩效考评监督的无缝隙治理对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贡献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推进理论创新,不仅创造性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论断,成功地拓展“两个结合”的基本路径,系统提炼“六个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把我们党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提升至新高度,而且以新时代的伟大变革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一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和“六个坚持”的提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从方法论层面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行的深邃思考、经验总结和理论提炼,大大拓展了理论视野和发展思路,为新时代新征程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恩格斯晚年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

恩格斯晚年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依然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恩格斯晚年创作了大量书信和论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客观形势的新动向和新变化,分析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所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提出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新见解和新判断,特别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阐述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这些理论成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底线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与中国实际问题之差异。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只有效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问题,而且引发了思维方式革命:否定了从文本原理出发讨论现实的经院哲学思维定势,破除了对"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就能保证革命胜利"的迷信。但是,如果只说"成功就是对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会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化。除此,还得讨论革命性思维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前提和底线,即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基本方面。马克思主义真实性底线至少有二: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真实性学习与接受;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渗透性存在。

再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张力与“文艺复兴”

马克思主义经历了文化的张力运动,即从文化存在形态突进为社会政治存在,成为社会政治运动乃至国家形式;而当马克思主义运动在社会政治斗争中遭受挫折时,它可能退回为文化存在形式,被限制在文化范畴之内。完整地观察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存在与政治存在的交替史时,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退回也应该予以积极评价。必须看到文化存在并非只是一种限制,因为文化存在是可以带来自信的。一旦以文化的深入性、渗透性特征为观察视野,就会发现文化的特殊力量,从而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文艺复兴"之可能性,这正是21世纪世界的一个重要主题。

对中华民族复兴正当性的马克思主义阐释

对中国的崛起,国内外都存在着民族主义解读。由于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必须对这种解读予以合理的解释,否则就会产生正当性问题。从总体上说,马克思恩格斯是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而否定民族主义的,但是,他们并未完全把民族主义作为落后的概念来使用,他们对中华民族在鸦片战争中的道义立场是肯定的。列宁在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问题理论,肯定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与无产阶级革命之关联。民族危机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驱动机制,中华民族复兴事业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家思想的文化自信之辨

在当下高扬文化自信的同时,思想理论界出现了另类的主张,即"以儒(儒家思想)代马(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主张。从文化传承的客观规律来说,文化自信当然包含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但是,从中国近代发生的现代性转型历史来说,已经不能单纯凭借传统文化来达到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更大程度上取决于20世纪中国文化有机构成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的形成。这是一种中国独有的新型文化,既吸收了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又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因此,文化自信首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信,而不是传统文化如儒家文化的自信。"以儒代马"的主张是另一种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在现代化的中国社会,没有可行的条件。

论文化自信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文化自信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具有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而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文化自信提供科学思想方法,文化自信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两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中互推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自信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