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新背景下工业遗产的保护和适应性再利用—以上海市杨浦滨江地区为例

伴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经济从以标准化生产为特征的工业时代转变为以知识和创新为特征的后工业生产时代。世界范围内很多中心城区的工业遗产如何在城市更新改造过程中实现文化遗产的保护和适应性再利用(adaptive reuse)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课题。文章以上海市杨浦滨江地区为例,分析了现有工业遗产资源,归纳了相应的保护和适应性再利用策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城市工业遗产片区的保护和适应性再利用路径,为传统老工业区的复兴提供参考和借鉴。

浅析上海近代小型公寓建筑的特征及保护利用

建筑,是城市历史的写真,记录城市发展变迁,也彰显城市的文化特点与精神品格。上海,以其近代建筑丰富多样、独具特色而著称,这与百年以来的城市发展历程息息相关。1843年开埠后的上海,逐渐发展成为远东最大的国际都市,伴随发展,建筑业兴盛蓬勃并呈现多姿多彩,“八方聚会与华洋杂处又使它在建筑文化上具有独特的多元风格”,1西方文化与本地以及中国不同地域文化糅合,新建筑类型、新建筑材料、新技术不断涌现,塑造了上海包罗万象、开放包容的近代建筑风格。这一风格,不仅体现在宏大的公共建筑上,更体现在居住建筑上。

上海青龙镇遗址出土闽清义窑瓷器初步研究

青龙镇遗址位于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2010~2016年,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对青龙镇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与数次调查。本文以青龙镇遗址2012年度Gf区出土瓷器为例,分析统计瓷器窑口与数量的变化。根据统计数据,福建窑口的产品占比最大,尤其以义窑瓷器数量最多。通过对义窑瓷器依据地层关系的分类介绍,对青龙镇遗址出土的闽清义窑瓷器年代、器物类型及特征、贸易情况进行初步判断。青龙镇作为港口重镇,是南北海路交通的要冲,又有吴淞江、长江沟通内陆,与福建地区贸易活动频繁,义窑瓷器到达青龙镇以后,主要是转口销往东北亚的高丽与日本。

“长江口二号”沉船出水青花瓷中的污染物研究

位于长江入海口的“长江口二号”清代沉船是中国目前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木制沉船之一,已于2022年11月完成整体打捞。在进行水下考古调查时,沉船出水的部分青花瓷出现的病害现象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关注,特别是裂纹中黑色污染物及表面铁锈状污染物对文物的外观产生了很大影响。本工作选取了三件具有典型被污染特征的青花瓷标本作为代表,使用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分析(EDXRF)、光学显微镜(OM)、X射线衍射分析(XRD)、拉曼光谱分析(Raman)和扫描电子显微镜-能谱分析(SEM-EDS)等方法,对污染物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其形成原因以及环境的影响作用,并对其潜在危害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污染物主要以方解石、菱铁矿等碳酸盐以及铁的氧化物、氢氧化物和硫化物为主。长期处于河口淤泥中的还原性环境是导致菱铁矿和亚稳的铁硫化物形成的原因,船体中铁质构件腐蚀对局部环境的污染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也反映出被污染的青花瓷所处位置和环境的特殊性。出水的部分青花瓷釉中裂纹的形态表明其形成是由物理撞击造成,而釉中硅灰石晶体的选择性腐蚀会导致腐蚀坑的形成,裂纹和腐蚀坑均为外部污染物进入釉层内部提供了通道,导致瓷器劣化。出水后的环境突变可能造成污染物状态改变,并造成釉层的进一步破裂,因此在文物出水后需要着重关注此潜在危害。

日本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泊”旅游推进政策研究

日本“农泊”旅游指的是留宿乡村民居、体验传统生活、感受交流乐趣的旅游形式,旨在通过活用地域资源带动乡村活性化发展,是日本乡村发展经济、振兴产业的重要方式。本文基于日本农泊旅游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发展过程,梳理了制度保障、体制构建、经济补助、品牌建设、宣传推广、人才培养6个方面的推进政策,结合实例阐述发展农泊旅游在乡村振兴各方面的具体成果,由此提出国内打造乡村民宿、发展乡村旅游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强化机制建设、加大经济扶植政策、拓展目标市场、注重乡村民居的保护和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实现文旅融合的规范化、特色化和深度化发展。

何稠为绿瓷考

汉魏时期文献所谓的“琉璃”主要指一类由西亚地区传来的孔雀蓝釉陶器。北魏时期,大月氏人在京师开始了国产琉璃器的烧制,但该技术并未于当时民间普及,未几便失传。因此,至隋代,何稠只得以中国本土技术生产的釉陶或瓷器,即“绿瓷”来模仿琉璃器。

长江口咸淡水混合水域腐蚀性细菌的筛选及其对文物的腐蚀作用

近年来,针对文物在海水中的细菌性腐蚀研究主要集中于海域沉积,但关于咸淡水混合水域的腐蚀性细菌研究鲜有报道。河口及近海岸水域是水下文物较为丰富的区域,咸淡水交互作用影响水下文物的埋藏环境和文物遗存。本研究采集长江口北港拦门沙Ⅱ号沉船附近海底不同层次的海泥,通过非定向富集培养基培养,分离纯化得到18株菌,经16S rDNA鉴定出4种具有腐蚀性的细菌:哈夫尼希瓦氏菌(Shewanella hafniensis)、越南芽孢杆菌(Bacillus wiedmannii)、金橙微小杆菌(Exiguobacterium aquaticum)和微小杆菌(Exiguobacterium indicum)。将分离得到的细菌作用于瓷质、陶质和木质等常见文物材料,置于30℃摇床220 r/min转速下培养7 d,喷金干燥,扫描电镜下观察,均可见在材料表面上产生生物膜。生物膜与微生物腐蚀的发生密切相关,除了已报道具有腐蚀性的菌株外,还发现了2株先前并未报道但也在材料表面产生生物膜的菌类:萘醌对希瓦氏菌(Shewanella xiamenensis)和嗜水气单胞菌(Aeromonas hydrophila)。实验结果为揭示海岸带咸淡水混合水域的文物埋藏环境及更好地保护文物提供了科学参考。相比于以往文献,本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拓展:1)研究了腐蚀性细菌对瓷质、陶质和木质文物材料的腐蚀现象,观察到与微生物腐蚀密切相关的生物膜形成,从而实验证明哈夫尼希瓦氏菌、越南芽孢杆菌、金橙微小杆菌和微小杆菌对于瓷质、陶质和木质材料的腐蚀作用。2)首次发现了两株之前未被报道的潜在腐蚀性的细菌:萘醌对希瓦氏菌和嗜水气单胞菌,它们也能在文物材料表面生成生物膜,初步证明这两株菌也具有腐蚀效果。3)探究了长江口咸淡水混合水域的海泥中的优势菌株为芽孢杆菌,并细分出4株腐蚀性细菌和2株未被报道为腐蚀性细菌但具有腐蚀潜力的细菌,区别于以往微生物腐蚀研究都集中于硫酸盐还原菌这一类菌。本研究发现了更多的腐蚀性细菌,揭示了海岸带咸淡水混合水域微生物的丰富性。本研究着眼于长江口咸淡水混合水域的海泥所富含的腐蚀性细菌与瓷质、陶质和木质文物材料腐蚀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为研究该水域的腐蚀性细菌奠定基础,有助于应用于后期文物保护等相关方面。

中美近代历史建筑保护方式比较分析初探

选择中美两国近代历史建筑保护领域中的两个要素即宏观的保护法规体系和微观的保护技术方式的比较分析,试图通过两国相关法规体系的系统性和可靠性、保护操作方式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行比较分析,寻找我国近代历史建筑保护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并就如何改进中国近代历史建筑保护方式提出建议:完善保护法规体系建设,制定符合中国特色的保护技术指南。

日本文物建筑保存活用计划的编制及其启示

日本文物建筑的保存活用计划是为保护和合理利用国指定文化财及登录文化财而制定的纲要性文件,其编制是当地遗产保护普遍的工作流程和法律程序。文章梳理日本文物建筑保存活用计划编制的法律基础、工作方法和工作流程,并对其特征进行分析,结合国内保护规划编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中国文物建筑保护规划的制定提供参考。

我国贝丘遗址研究述评

我国贝丘遗址的发掘始于1897年台湾圆山贝冢的发掘,此后与贝丘遗址相关的田野考古工作以1950年、1980年代中期、1990年中后期为节点,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贝丘遗址研究则以1990代中期为界分为初始和蓬勃发展两个阶段。国内贝丘遗址的研究受科技考古的推动,研究课题逐渐多元化、综合化,其中环境和生业研究贯穿始终。

中国最早木棉织物的地望研究

针对中国最早木棉织物出现时间和产地的问题,基于《尚书·禹贡》中"岛夷卉服,厥篚织贝"的记载,运用历史文献研究法和纺织品文物考古研究法,得到中国最早的木棉织物产地在虞夏时期福建的结论。研究表明:①《尚书·禹贡》中的"岛夷卉服"应为"鸟夷卉服","鸟夷"之地则为中国最早木棉织物的产地;②由于《尚书·禹贡》对"鸟夷"之地为扬州的限定,排除台湾、海南等当时并未在中国范畴的地区;③结合清人段玉裁对"鸟夷"之地的三种可能,排除"鸟夷"之地在中原东北的可能,将其限定在福建境内。

论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国际化发展

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国际化发展对提升中国文物艺术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更高质量发展、促进海外中国文物回流等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简要介绍国内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现状、对比国外政策的同时,分析了国际化转型所面临的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发展路径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上海长江口二号清代沉船遗址水下考古工作与研究回顾

长江口二号沉船遗址位于上海市横沙岛东北部长江北港航道。经2015~2022年连续多年水下考古工作,基本确认其是一艘清同治年间的海上贸易木帆船。沉船遗址水下考古工作大体分为三个阶段:2015~2018年沉船遗址的发现与确认,2019~2021年沉船遗址水下考古重点调查,2022年沉船整体打捞迁移。长江口二号沉船在古代造船史、晚清经贸和航运史、浑浊水域水下考古技术探索等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更是近代河海贸易、上海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实物见证,具有社会文化方面的现实意义。研究方面,就长江口二号沉船遗址水域沉积状态、沉船沉没原因、沉船遗址埋藏环境和出水瓷器腐蚀机理等专题已发表了一些成果。未来将综合利用多学科方法,围绕沉船生命周期展开系列研究。

北魏平城魏碑书体探析

晚清民国以来,学者们对于魏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洛阳魏碑。近年来,随着山西大同及其周边地区碑刻、墓志、造像题记等石刻材料的陆续出土,对平城魏碑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文章收集51件平城魏碑书迹,将其分为楷隶、隶楷和早期变体魏碑三种类型。魏碑书体在三者演变过程中相互影响、融合,从平城时期的“尚无定式”发展到洛阳时期的“字有定法”。平城魏碑对我国书法史上隶楷之变的形成和魏碑体的流变有着重要意义。

新场古镇非遗传承的意义与原则

古镇浓缩了一个地区的民族密码和历史细节,是传统文化的鲜活标本,也是文化遗产的整体再现。探究文化遗产保护在古镇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一个不断求索与实践的重要课题。聚焦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新场,便可以清晰地洞察非遗传承在文化生态保护中的意义与原则。

全球公共考古学的新视角

本文是《全球公共考古学的新视角》文集的一篇导论,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公共考古学在英语国家及全球范围的发展做了综述。该文集的各章由各国考古学家撰写,分别介绍了公共考古学在各自国家的发展和现状。正如本文开宗明义所指出的,考古学与公众的关系从这门学科开始就相当密切,不只因为大部分重要考古发现是老百姓而非考古学家所为,而且几乎所有发掘工作都需要民众的参与。而且盗墓活动也难脱底层民众的干系。公共考古学的概念进入中国之后,一度被等同于大众考古或考古学的普及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相当长时间里,我国专家撰写科普读物被看作是不务正业,这类作品不被视为学术成果。这种看法正因公共考古学概念的引入而得到改观,从而使普及工作名正而言顺。因为考古学界认识到,没有高素质的民众,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一句空话。公共考古学的概念最初是由美国考古学家理查德·麦克基姆西1972年出版的Public Archaeology一书所提出,后来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国。类似其他非英语国家,public的中译有"公共"和"公众"两种方式。英语的public有"官方"和"民众"的双重含意。这比较接近中文"公共"的意思,因为中文的"公共交通"或"公共设施"一般是指由行政部门主导和资助的大众服务。如果中国的遗产事业要与国际接轨,公共考古学也要摆脱目前局限于考古教育和知识普及的零敲碎打的大众实践,借鉴国际通行做法,由政府出于公众利益对考古学进行管理,鼓励公众积极参加考古活动和遗产保护与管理,并从多声部的公众视角来解释考古成果和布置博物馆陈列。

文字与早期文明

在早期文明中，上层阶级在生活方式及文化上与普通人判然有别。上层阶级居住在较宽敞、较豪华、且往往是较干净的房子里，由专门的仆人伺候，吃营养较丰富的食物，穿金戴银，更加讲究个人外表和卫生，并修炼较优雅的举止。在埃及古王国时期上层阶级的墓葬艺术中，就形象体现了各种行为模式，其中上层阶级的稳重、高贵和完美体质与下层阶级的喧嚣、粗俗的举止、邋遢的外表以及时有所见的营养不良和肢体残缺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清康熙时期景德镇外销瓷看中欧外销瓷贸易——以碗礁Ⅰ号沉船出水瓷器为例

碗礁Ⅰ号沉船遗址,出水遗物以瓷器为主。在这17000余件瓷器中,大部分为青花瓷,并有少量的五彩、青花釉里红、单色釉瓷器等,具有清康熙时期景德镇生产的典型特点,为外销瓷研究提供重要的材料。随着康熙开禁和欧洲人参与瓷器贸易程度的加深,中国瓷器贸易达到了一个顶峰。中欧瓷器贸易的发展,新的瓷器品种被创造出来。同时,中欧瓷器贸易展现出“对接式”贸易的特点,呈现出“两个开始转变”的趋势。此外,欧洲人逐步控制了外销瓷贸易的主导权,并建立了各自的制瓷厂。

中国古代吹管乐器溯源

三四千年前的上古时期,华夏就以礼乐通神、治国、教化民众,辉煌的音乐文明孕育出众多形态各异的乐器。《周礼·春官·笙师》载:“笙师掌教龡竽、笙、埙、龠、箫、篪、篴、管、舂牍、应、雅,以教祴乐。”这些乐器承载着先民的智慧,为现今民族乐器的滥觞,它们在历史长河中各领风骚、历久弥新。

考古类展览的情境构建和阐释策略——以“实证中国崧泽·良渚文明考古特展”为例

考古类展览在从田野走向展厅的过程中,信息发生了一系列转译。为了让考古成果及其论证过程更完整地呈现给观众,并在阐释中尊重观众的自主性,策展人需要对信息进行取舍和延伸。本文以上海博物馆“实证中国——崧泽·良渚文明考古特展”为例,探讨通过引导探究式的情境创设和多元开放式的阐释策略,将考古材料更有效、精准、生动地传递给观众,引导其建立自己的思考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