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业进村”:“城中村”物业服务的模式与实现路径——基于上海市M村的田野调查

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内在张力,我国“城中村”虽然被赋予了城市社区的特征,但其内部治理条件仍落后于一般类型的城市社区。其中,“城中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本文以上海市M村为研究个案,从社区治理的视角出发,构建城中村“物业进村”模式分析框架,从自然禀赋、治理方式、目标价值方面分析M村引入现代物业服务模式的实现路径,并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城中村特殊的自然禀赋影响了其治理方式的选取,并以此来助推目标价值的实现。进一步推进“城中村”物业服务工作,要把握社区自然禀赋、加强价值引领、创新服务模式、联动多元主体,这为破解“城中村”物业服务供给不足的民生难题提供了可行路径。

减少社会矛盾发生的内生机制探索——以上海市黄浦区半淞园街道《住户守则》为例

构建社会矛盾的源头治理机制是社会治理领域的重大任务。上海市黄浦区半淞园街道通过民主协商制定《住户守则》,深化居民自治,探索建立减少社会矛盾发生的内生机制。《住户守则》于法有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社会治理既要有依法而治的“标准件”,也要有践约而行的“定制件”。让社区成为居民最安心的港湾必须以长远的眼光做好“治未病”的工作,从“关系治理”走向“规则治理”。

上海抗疫“团长”现象对城乡社会治理新路径的启发

上海本轮疫情防控期间,社区团购被赋予了补充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物资供应的新使命。党员志愿者服务队从洁身自好的“三个一分钱”准则到纾困助农的初步实践,形成疫情防控期间独特的“团长”现象。“团长”现象对城乡社会治理的启示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民生是第一位的刚性需求,做任何工作都不能“单打一”;党建只有为老百姓谋利益才能更好发挥引领作用;“团长”是亟待研究并加以引导的社会治理有生力量;“团长”现象推动城乡社会治理探索“星链”技术的应用,“星链”赋能可以在社会治理的各方面形成供求双方的自动链接,以消除信息的“断头路”。

人民城市建设与培育公共伦理、责任伦理的法学思考

人民城市建设需要公共伦理、责任伦理的柔性力量。公共伦理与责任伦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成部分,是价值认同和社会引领的无形力量,是自我约束的道德武器。以人民为主体的城市建设为公共伦理、责任伦理提供了成长空间,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需要市民以主人翁精神踊跃参与。公共伦理是高透明度制度“管官”的必要辅佐;责任伦理是凝聚社会成员奉献社会的强大驱动力。没有职责约束的无偿奉献动力源于责任伦理,尽我所能为社会尽一份责任的力量源泉是责任伦理,政府有责任以身教言传的方式培养公民的公共德性。对趋利避害应当作出新的解释:避免因个人获利对社会造成危害。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增强伦理敏感性,建立每个人内心确认的公共伦理与责任伦理。元宇宙是公共数字空间,也需要公共伦理与责任伦理的规制。

疫情下的民众社会心理变化

由于新冠肺炎在全球范围内的大流行,经济运行受到巨大冲击。我国政府在疫情防控中的果断决策深得人心,人民群众赞同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但对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经济的萎缩深感忧虑。特别是人类对新冠病毒的认识还很不充分,经济下行乃至发生全球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存在,普遍担心我国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前景。“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难度持续增大,待就业群体与部分低收入人群生活出现困难,公众的心理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变化。

整体智治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下)

(接上期本刊42页)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建议2018年6月4日,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在延安干部学院首次正式提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概念。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这是“市域社会治理”的概念首次出现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对“市域社会治理”,政法系统的基本共识是一致的,即市域是观察矛盾风险走向的晴雨表、守住安全稳定底线的主阵地、满足人民群众新需要的大平台。

整体智治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上)

当前,我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已经取得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的阶段性成果,但同时也面临全球规模的疫情大流行和经济大衰退的严峻挑战。当前,我们需要增强见微知著的能力,洞察平安中国建设、社会治理、健康治理三者的关系,在“航船刚刚露出桅杆尖头”的时刻,对未来的生活方式、潜在的风险、社会治理着力点的大势作出科学预判,制定科学的对策。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都要硬”

当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已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要保持头脑清醒,进一步振奋精神,明确任务,握指成拳,慎终如始。严防松懈、厌战情绪的滋生,防止本位主义、侥幸心理再一次抬头,充分释放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做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

推动人民建议征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听取群众意见建议的平台,工作的重心应当是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信访工作的定位是"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应当按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改进信访工作,把人民建议征集制度的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上海人民建议征集制度建设还待进一步加强,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升级增能的具体建议是:1.把人民建议征集制度提升到协商民主渠道的高度精心建设;2.强化人民建议征集的应用性理论研究;3.构建人民建议征集与人大、政协工作互通对接的机制;4.探索主动专题征集人民建议的操作流程;5.更新观念,把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纳入智库建设;6.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的信息公开;7.运用激励机制培育热心人民建议的好市民队伍;8.组织传统和新兴媒体共同宣传人民建议征集工作。

让每个人都乐于向政府提建议

7月17日下午,上海实行了一项具有开拓意义的创新制度: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正式揭牌成立。该征集办主任王剑华表示,成立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不是简单的机构设置、多块牌子,关键是怎么做好今后的人民建议征集工作,把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城市发展建设上来.

媒体调解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近年来，国内不少电视台利用真人秀的形式，陆续开办了一些人民调解节目（以下简称“真人秀调解”），而且多数真人秀调解节目都在黄金时间段播出。应当认识到，真人秀调解节目已经和正在对社会舆论、社会风气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真人秀调解作为电视节目的创新，在整体上取得了积极的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引起质疑，有的已遭到整改、改版、停播等处理。现在，有必要对真人秀调解节目如何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进行认真的讨论。

广告打违法“擦边球”应严惩

上海某银行微信公众号发布一则题为《不要告诉别人,你的肚子是被我们搞大的!》的广告推文,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该银行停止发布广告,并对其处罚款60万元,另对上海某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告公司”)处罚款30万元。广告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上述行政处罚,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广告公司不服,上诉至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对入境人员的温馨提示

自从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构成全球性大流行以来,不少旅居海外的同胞、留学生选择了回国。最近,全国各地已经基本上没有本土新增新冠病毒肺炎病例.但境外疫情输入呈现高发态势。毫无疑问,祖国欢迎海外同胞和留学生回家,但也有如下事项需要作出温馨提示。第一,入境人员选择回国表明其愿意在国家疫情防控措施下,获得自身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肆虐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国内口岸和社区所釆取的所有防控措施针对的是新冠病毒。

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才能善治

法律与道德相互联系、功能互补,但由于两者形成的机理、发生作用的方式不同,各自的功能也有差异。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法律体系走向完备、道德指引趋向深入的产物。法治与德治的结合,并不是两者简单相加或兼顾,而是两者有机结合,实现作用力的最大化。必须抓住“实”字、突出“实”字,以有机结合,实打实凿地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从上做起”比“从我做起”更重要,要“从上做起”以身作则推进法治道德建设;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培育良好政治生态;培育诚信进一步发挥利益调整机制的杠杆作用。践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应当特别注意发挥法治与德治的不同优势,达到1+1>2的效果。

提速“一江一河”沿岸公共区域综合治理立法

2018年7月,我提出了"关于黄浦江苏州河岸线综合治理亟待立法的建议"。2018年9月21日公布的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2018-2022年)将"上海市黄浦江苏州河岸线综合治理相关立法"列入第五部分第三类"条件尚不完全具备,需要继续论证研究的立法项目"。

丰巢争议解决预案

丰巢科技宣布"从4月30日起对存放超过12小时未取的包裹进行收费的"消息引发网络争议。丰巢推行会员制度、超时收费的行业新标准,导致上海、浙江等地多个小区联合抵制,此事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事件虽然暂告一段落,但远未结束。有丰巢快递员表示,"柜子有一半是空着的,多数用户拒绝将快递放置在丰巢智能柜。"

企业运用破产制度纾困值得研究

当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要进一步振奋精神,明确任务,握指成拳,严防松懈、厌战情绪的滋生,防止本位主义、侥幸心理抬头,充分释放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做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

科学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

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行的是“动态清零”总方针,必须坚持不犹豫、不动摇。“动态清零”并不是“人定胜天”,也不是企图把新冠病毒全部灭杀,主观上不存在疫情的“清零”。对于“动态清零”,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这个根本点上加以认识,努力以最小代价实现最大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法治战“疫”》专题报道之一:大是大非,“训诫书”到底是对还是错?

2020年春节,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一场全民参与.抗击疫情的阻击战全面打响。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阻击战,考验着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也检验着地方政府部门的依法防控、依法治理水平。从防疫法到突发事件应对法,再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尽管抗击疫情我们有法可依,但是从武汉“8名散布谣言者”被“训诫”到有湖北旅居史,返乡配合登记人员个人信息被公布,从武汉打工人员返乡被封门到外地返京人员不让进小区或村庄……一桩桩,一件件,引发舆论质疑的同时,考量着个别地方官员的法治观念和部分地方政府部门的依法行政、依法办案的能力。“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毋庸置疑,坚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用法治增强疫情防控的“底气”,及时应对疫情防控期间民事纠纷中出现的新问题,依法定分止争,厘清疫情防控中涉及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判定,将疫情防控工作引领到法治轨道上来,才能在这场“法治大考”中取得佳绩,并最终赢得这场疫情阻击战的完胜。

愿以“一树之争”推进良法善治

近日,"上海一老人修剪自买的香樟树被罚14万"的新闻上了热搜,新华社、《人民日报》先后对此进行报道,引发广泛讨论。舆论中心指向——究竟是修剪一棵自己种的树给环境带来的危害大?还是"僵硬执法"带来的危害大?对此,笔者认为,"良法+善治"才能取得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提升城市软实力。尽管"一树之争"的罚单可能有损上海行政执法的公众印象,但只要引导恰当,可以助推上海乃至全国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