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接着讲和三个环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考

认真而深刻地反省、批判和继承传统文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需要的,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这一命题的深层意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学界围绕"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和深入探讨。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发展,特别是在国学热、读经热的今天,人们发现,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越来越显得迫切和具有现实意义。就哲学来看,这种情况本身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经历了百余年的传播、发展及其中国化后,尽管获得了新的理论形态,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作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上还存在着困难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要想在中国保持主流形态的地位,不能也不可能脱离开中国传统文化。这里,不仅有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传统与传统文化的问题、对中国化命题内涵本身的反思问题,关键还在于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结合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真正获得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和做法。为此,本期专门组织了以下四篇文章进行探讨,以飨读者。

梁启超论儒家哲学——基于伦理学视角的文本考察

梁启超区分"爱智"的西方哲学和"为道"的儒家哲学,认为儒家哲学的用功所在为"修己安人",其学问的最高目的为"内圣外王";儒家哲学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其内容大部分不含时代性,不可以为时代古、思想旧而抛弃之;在现代社会,儒家哲学的最大价值所在和昌明儒家哲学的关键是"养成人格"。进入21世纪之后,梁启超的这些观点对于我们传承儒家伦理以合理地组织道德生活,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孙中山“至孔子而绝”的道德思想探析

孙中山认为现代自由人格的规划不可割断与传统的联系,主张继承并发扬"至孔子而绝"的道德思想。其内涵包含仁智勇三义。智不仅指的是和善良意志比较接近的"良心",而且也表现为对是非善恶的理性判断。仁指的是博爱,这种解释既吸收了儒家,又借鉴了墨家,而且还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大勇"的实质是为了群体的利益而舍生取义。在具体道德条目上,孙中山主张确立志气、责任、信义、诚,以群体的长远利益为目标的功利。孙中山对志的自由选择、坚韧持一、后果责任等性质作出了肯定;主张废弃忠君意义上的忠,确立对国家、对民众、对事业之忠。尽管孙中山对信义的理解侧重于内在的道德品质,还没有进入现代的契约论的范畴。但是,孙中山注意到了道德行为的自觉性(智)、自愿性(意志)等特征;同时,在对"良知"的认识中,孙中山也注意到了道德性的自然性,丰富了我们对道德行为的特性的理解。孙中山主张改变政治制度以塑造自由人格,也是触及了培养自由人格的一个重要条件。

我们今天应当如何普及儒学

从历史经验、解读方法、思想内容、价值取向、主要渠道等方面来看,当代中国普及儒学需要注意以下五方面问题:一、制度层面与义理层面;二、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三、通俗性与深刻性;四、学做圣贤与平民化人格;五、大众传媒与学校教育。文章由此对当前的儒学普及作了分析,批评了某些倾向,提出了一些建议。

以小生命融入文化和自然的大生命——钱穆“人生论”初探

近代以来,虽然中国思想界对传统文化的主导倾向是批判和决裂,但仍然有一些思想家对中华文化怀抱着"温情与敬意",国学大师钱穆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在《晚学盲言》等论著中,钱穆以中西人生观比较为基本线索,以"士"(知识分子)为传统人生观的主要代表,以关于大生命与小生命、心世界与物世界、天与人关系的阐发为中心,全面、深刻地概括了中国文化的理想和精华,成为当今中华传统人生观复兴,并与国外人生观积极因素相结合的先驱。

《新民说》的当代意义——基于伦理学视角的文本考察

梁启超的《新民说》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一篇重要文献,在全面阐发"新民说"的过程中,提出了"道德之立,所以利群"的道德的功能和目的论,以及"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和"采补其所本无新之"的原则和方法论,不仅在当时具有"挽浩劫而拯生灵"的重大启蒙意义,而且对于当代中国道德生活"追回自信、实现自觉"也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多元视角中的德性伦理学

我国伦理学界近来关于德性(美德)伦理的研究,当然有其社会和伦理学发展的国内背景,但毕竟还得益于来自当代英美伦理学"德性的复兴"之推动,这就提出了"多元视角中的德性伦理学"问题。西方德性伦理学首先是在英美伦理学界实现"复兴"的,其实质是要求道德生活更具体化、更人情化,更重视个人德性及其在道德生活中的作用,其形式可以概括为"行为分析中的德性伦理学"。但是,鉴于现代化的尚未完全实现,对于发展当代中国"转型社会中的德性伦理学"更为重要的则是麦金太尔的"现代性批判中的德性伦理学"。

“对于自由另有一种新讲法”——梁漱溟政治自由观简论

梁漱溟试图在新的团体生活的框架内来诠释政治自由.这种自由是团体在和国权的对抗之中产生的.为了建设新的团体生活,梁漱溟放弃了西方文化惯用的从自由权利出发的理路,而是采取了传统的从义务关系出发的做法.在对传统的义务观的重新阐释中,梁漱溟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权利观.新的团体生活建设的起点是义务,在此基础之上,梁漱溟主张以民主的原则和“多数政治的人治”的方法来构建之.此间他认为民主精神在很多方面中国古已有之,但在理性的讨论这点上中国有所欠缺.他提出“会商量着办事”的原则,修正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民治原则.梁漱溟主张在团体生活的背景中来理解政治自由.但是,他对自由“有新的讲法”,先是确定其为教育的和道德的,而非法律的;其后又认为被赋予自由的个体必须满足向上的、创造的条件,否则就要收回其自由权.这些均显示了传统的深刻影响,表明其自由观的限度.

宗教与社会关系的现代形式——论公民宗教、政治神学与公共神学的差异

本文将在公民宗教、政治神学与公共神学三种形态中考察宗教与社会关系的现代形式,并阐述其中的差异及某些关联。在当今以世俗化为导向的社会中,宗教的重新定位及其社会角色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公民宗教、政治神学和公共神学便是对这一问题所做出的回应和努力,排斥宗教私人化从而主张宗教的社会参与和塑造成了一种共同的趋向。另一方面,这三种形式在表达宗教、神学与社会的关系上呈现出不同的进路,这源于不同的社会处境对于宗教的使命的不同吁求,同时也表明了在应对不同的社会问题时,人们可充分运用宗教本身多重而丰富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