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打工妹”群体研究的几个断面--以苏南地区为中心

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批青年女性走出封闭的乡村,走向喧闹的城镇,务工经商,形成近代社会的"打工妹"群体。综合考察近代苏南"打工妹"群体的数量、自然构成、社会构成以及进入城市劳务市场的"路径",可以断定:"打工妹"人数远远超过"打工仔",形成近代社会变迁中农民工大流动的"苏南特色";籍贯构成上,打工妹作为苏南农民工的主流,具有来源地广泛的特点,但苏南人占主流;年龄构成上,16岁至35岁的精壮劳力构成"打工妹"的"主力军";"做厂"和从事家政服务,在打工妹的职业构成中居于主流地位;打工妹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并不似打工仔那样具有游刃有余的"随意性",其求职之路充满坎坷、艰难。

近代中国教育惩戒治理的实践及启示——以“全国儿童年”废止体罚运动为例

儿童体罚一直是教育领域的难题。20世纪30年代的“儿童年”废止体罚运动是近代中国教育惩戒治理方面的实践。该运动旨在废止学校教育中的体罚,保障儿童权益,并推动教育体制的现代化。尽管废止体罚运动有着积极初衷和努力,但由于多种限制因素,未能完全实现目标。这场运动不仅反映出运动式治理在短时间内取得明显成效,但难以解决问题的根本性;同时也揭示了教育观念尤其是教育实践的改进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需要适宜的社会环境,更需要学校、家庭与全社会的协同努力来实现真正的变革。

从区域研究到区域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社会史研究正在向区域研究的纵深发展。为实现整体史的研究目标,学者们一方面注重区域与国家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则注意区域间的互动,由区域研究走向区域比较研究。新近召开的"比较视野下的地域社会研究———徽州与江南的文化认同与地方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就史学界关注的区域比较的理论和实践、江南区域的文化认同与经济发展、区域文献资料的开拓和利用等学术前沿问题,作了介绍和深入探讨。

1935年上海法租界人力车夫罢工初探

1935年7月法租界公董局发出通告限令人力车夫进行登记,企图以此限制车夫人数。这一城市社会管理的举措有其合理性,但由于没有考虑解决被淘汰车夫及其家属的生活出路问题,损害了人力车夫这一弱势社会群体的利益,矛盾骤然加剧。在多方与公董局交涉遭到拒绝后,人力车夫实行罢工。他们在遭到巡捕弹压时群起自卫抵抗,宣泄平日郁积的仇恨情绪。在这次罢工中,车夫与车商的关系有利益冲突的一面,车夫因怀疑车商会不顾甚至牺牲车夫的利益,一度采取过激行动。但双方更多的是有合作抵制法租界当局、共同维护人力车越来越边缘化的行业利益的一面。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人力车夫的工作方面总体上说并没有少花力气,但未能统一领导、协调上海两个租界的人力车夫的斗争,也没有在法租界的人力车夫中建立基层支部。因此,对于中共在上海人力车夫中的工作成效不宜估计过高。

中国当代史建设刍议

中国当代史通常是指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走过62年的历程，共和国史研究也几乎具有了62年的历史。当然，中国当代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一般认为发端于1978年；其正式的推广与展开，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历史学科里，当代中国史无疑是最年轻的新兴学科，尽管还比较稚嫩，但内容丰富，进步明显，思潮起伏，发展曲折，大有成为显学之势。

“二大”在上海召开的原因

中共一大结束后,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宣传出版工作、青年工作、妇女工作率先在上海开展起来。由于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的寓所以及中央局成员张国焘主持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先后受到法租界、公共租界当局的搜查,目标太大。而中央局成员李达主持的人民出版社一直没有暴露,李达寓所成了党内通信的收转站,安全系数较高,因此选为二大会址是适宜的。而广州作为二大另一拟选会址,由于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与冲突愈演愈烈,危机一触即发,显然不便在那里召开二大。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研究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是中共中央在苏区召开的唯一的一次中央全会,它直接关系到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成败。共产国际在会议议程、军事战略、经济政策、工会政策以及中央领导机构的人选问题上事先均作了仔细的安排,并与中共中央有过沟通。这次会议全面肯定、维护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并将这种错误发展到顶点,因此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被迫长征。毛泽东没有参加五中全会,会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同意中共中央让毛泽东赴苏的动议,后又对全会的政治决议中一些极左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另一方面,这次全会将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等选入政治局,为今后的拨乱反正提供了组织上的可能性。全会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尽管在遵义会议上主要领导人有了变动)在长征途中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和合法性。

族群历史与社会记忆的重构——论王明珂的民族史研究

王明珂的边疆民族史系列研究建立在对传统民族史反思的基础之上,其族群研究以边缘看中心为视角,以社会记忆为研究路径,并强调反思性历史研究的现实关怀。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族群研究的概念体系,即以“文类—模式化叙事—历史心性—现实情境”来分析边疆民族的族群认同与历史记忆,提出了一系列耳目一新的民族史新见,为中国民族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范式与问题意识。但其研究中也存在疏于考证、史实不清等问题,需要我们加以辨别与警惕。全面评析王明珂的边疆民族史系列研究,不仅有助于人们认识王明珂先生的民族史研究贡献,还为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可能。

《左傳·定公四年》祝佗追敍辨正——兼論商代宗族研究的文獻基礎

《左傳·定公四年》所載祝佗關於周成王分封過程的一段追敍,在商代宗族結構的研究史上居於重要地位,但其中存在的許多矛盾,難以在現存古史框架内獲得圓滿解釋。在與殷民六族、殷民七族相關文字的周圍,很可能存在一些被有意植入正文的注文。分魯公之殷民六族,分康叔之殷民七族,分唐叔之懷姓九宗,都是追敍原文中所謂"昭之以分物"的具體類目之一;"使帥其宗氏"中的被"使"者,應該是魯公。祝佗在使用"宗氏"等詞時並非針對"殷民六族"而言。

宏觀把握大局,忠實還原細節——評守屋美都雄著《中國古代的家族與國家》

在日本当代汉学发展史上，守屋美都雄被研究者誉为“束京文献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是反映日本战国秦汉史研究成果的一部着名论文集。由于全书存在主题和体例斟酌不够充分、结构设置也有欠周到的缺陷，因此，读通守屋氏这部作品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循其学术脉络，淡化结构框架。守屋氏学术追求的最主要特徵，是在宏观把握大局基础上的忠实还原细节，特别是有助于今人了解古人日常生活的具体过程如何产生、如何变化的那些细节。全书的核心是《南人与北人》、《社的研究》、《父老》等九篇文章，代表了守屋氏关于中国民俗、家族宗族、国家结构的基本观点；其他文章也非常典型地表现出文献学派传人的深厚功底，在对资料的处理和对中日学界研究成果的评述上，都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

科学探索与人文研究的共鸣——基于科学巨擘的经验思考

在科学巨擘们看来,自然科学探索与人文社会研究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差别,双方在研究目标、研究前提、研究方法与研究结果上皆存在共鸣。人文与科学的共同目标是为了人们通向真理、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科学探索与人文研究有共同的研究前提,它需要学者有扎实的基本功、深厚的功力与大量时间、精力的投入。双方的研究方法也多有暗合之处,假设想象、总结归纳、构造概念或体系等方法都广泛适用于科学探索与人文研究之中。而科学与人文的研究成果都有着实用性与非实用性并存、经得起时间考验、表达简练等特征。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应该在做好本职研究的同时,加强沟通互联,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通力合作。

抗战后期徽州基层治理与社会秩序变迁

抗战时期,徽州成为孤悬在江南地区唯一且完整的国统区,不仅维持了内部的稳定状态,还积极支援全国抗战。然而,实际情况远比表面上所见更为复杂。随着抗战胜利的临近,国民政府为巩固政权合法性采取了限制社会参与和加大资源抽取的策略。徽州等内陆地区现代化程度低,主要依赖手工业和小规模商业,缺乏大型产业,难以承受沉重的公债和税收负担。当国家对资源的抽取超出社会承受能力,对民间力量造成较大的侵害时,双方之间产生激烈的矛盾,有时甚至难以弥合。徽州地区稳定的社会秩序背后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国民政府在徽州的战时治理实践可被视为其在战时大后方社会治理上的缩影。随着国民政府基层治理能力逐渐削弱,乡村基层治理体系难以有效维护乡村的社会秩序,民众对政权的信任和支持也逐渐减弱。这样一个渐渐失去民众支持的政权在接下来的解放战争中迅速崩溃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

全面抗战时期徽州经济统制政策探析

抗战爆发后,徽州作为江浙皖一带最大的国统区,周边地区都沦陷为敌占区,物资交流异常困难。迫于严峻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困难,徽州地方政府为了维持战争时期社会稳定以及经济的正常运行,实施战时金融统制,扩大战时生产,发展合作事业,不断加强对敌的经济封锁,并对粮食进行统制,保障军粮民食的供应,这些举措客观上起到了经济“助推器”与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不仅维系了徽州地方社会的稳定状态,也有效地支持了周边地区乃至全国的抗战。随着抗战进程的推进,国民政府为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逐步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抽取力度,徽州稳定的社会秩序背后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权力文化视阈下的近代上海报贩组织研究

作为近代行业组织较为特殊的上海报贩组织,它的产生、发展演变与近代上海社会政治文化息息相关。传统报贩组织有着民间行业的习惯和行业规范,及严密的等级关系,是一种家族式的行业组织。报贩组织内部保持着对报贩的权力关系。报贩与报馆之间一直维持着控制与利用关系。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近代上海新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下,政府权力逐渐渗透到报贩组织中,报贩组织的性质随之发生了相应变化,报贩行业组织也从一民间行业组织逐渐成为受政府控制的准官方行业组织。近代上海报贩组织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其内外部充满了权力的张力。

论徽州士绅的文化权力与乡村自治

16至20世纪中叶,徽州乡村社会长期保持着稳定的局面。宗族是徽州乡村自治的组织形式,徽商为乡村自治提供经济基础,而士绅则为乡村自治的领导力量。徽州社会系统三要素的良性互动,造成了数量庞大的正途与异途士绅。士绅的文化权力无所不在,主要表现为文会、乡评,以及编纂族谱、地方志两个方面。士绅还交通官宦,参与诉讼活动,这表明士绅是乡村自治的领导力量,具有相当的公信力。

“族”与“前宗族时代”——兼论“宗族”概念的二元结构

宗族的建构,是按照父系单系世系的原则,从全部亲属中认定一部分亲属为宗亲的结果。在"知其母不知其父",即尚无父系世系观念的时代,不仅存在家庭,也会存在作为人群聚合形式的"族",但却不会产生宗族。即便当"族"确实具有"亲属团体的意义时",也不一定就是"父方亲属集团的专有的称呼"。"族"可以用来反映"前宗族时代"。"宗族"概念是一个"宗"、"族"各有前提条件、各有发展过程、各有历史特征的二元结构。"族"是"宗"整合与统领的对象,在逻辑上,"族"应先于"宗"而存在。

论“后宗族形态”

"前宗族形态"指有聚合无世系,其历史趋势是以源于一宗的父系世系整合族类关系;"后宗族形态"指有世系无聚居,其历史趋势是父系世系与传统的族居形式逐渐脱离,并衍化为一种文化性范畴。中国明清以来直至近现代社会中广泛发生的联宗活动以及所由形成的联宗组织,就具有进入"后宗族形态"的基本特征。而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后宗族形态"有可能成为中国宗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世系观念的起源及两种世系原则

"世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源远流长的专用名词,其本意可能与先民结绳记事的习俗有关。"世"、"系"之较早且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表现形式,主要见于对帝、王、卿大夫等公职爵位传承过程的描述中。以帝王传位和诸侯、卿大夫身份继承为内容的世系原则,强调的是对政治地位和财产拥有权的承袭、继承,与对宗族成员资格加以认定的世系原则是性质不同的两种规则。对中国古代源于一"宗"的父系世系观念的追溯,必须从有能力运用文字进行记载、并且留下了文字作品的时代开始。

改业从艺——近代评弹“外打进”艺人研究

近代社会处于急剧转型之中,各行业之间传统上的壁垒日渐模糊,职业选择的多样化成为了晚清民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评弹受社会大环境影响,曾存在着一批由其他行业改行从艺的艺人,这批艺人对评弹艺术的发展曾作出应有的贡献。近代改业评弹艺人的经历,反映了江南社会的急剧变化与普通民众的坎坷命运。

福建事变前后陈铭枢等人与共产党的交往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积极支援19路军抗战。但是处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之下的临时中央以及共产国际对蔡廷锴、蒋光鼐等人持批判、否定态度。另一方面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与陈铭枢有秘密来往。1933年5月陈铭枢从欧洲回国后,为使十九路军摆脱困境,派人到上海与中共联络。9月李济深、陈铭枢起草了19路军司令部给中共的建议,并为自己的谈判代表开出了全权证书。中共上海中央局收到建议书后马上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作了报告。与苏联有密切关系的共产国际在对待19路军和福建事变的问题上总体上说是错误的。时任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没有给19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以应有的支持和帮助,结果自己也失去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历史机遇,被迫走上了漫漫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