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区域研究到区域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社会史研究正在向区域研究的纵深发展。为实现整体史的研究目标,学者们一方面注重区域与国家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则注意区域间的互动,由区域研究走向区域比较研究。新近召开的"比较视野下的地域社会研究———徽州与江南的文化认同与地方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就史学界关注的区域比较的理论和实践、江南区域的文化认同与经济发展、区域文献资料的开拓和利用等学术前沿问题,作了介绍和深入探讨。

1935年上海法租界人力车夫罢工初探

1935年7月法租界公董局发出通告限令人力车夫进行登记,企图以此限制车夫人数。这一城市社会管理的举措有其合理性,但由于没有考虑解决被淘汰车夫及其家属的生活出路问题,损害了人力车夫这一弱势社会群体的利益,矛盾骤然加剧。在多方与公董局交涉遭到拒绝后,人力车夫实行罢工。他们在遭到巡捕弹压时群起自卫抵抗,宣泄平日郁积的仇恨情绪。在这次罢工中,车夫与车商的关系有利益冲突的一面,车夫因怀疑车商会不顾甚至牺牲车夫的利益,一度采取过激行动。但双方更多的是有合作抵制法租界当局、共同维护人力车越来越边缘化的行业利益的一面。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人力车夫的工作方面总体上说并没有少花力气,但未能统一领导、协调上海两个租界的人力车夫的斗争,也没有在法租界的人力车夫中建立基层支部。因此,对于中共在上海人力车夫中的工作成效不宜估计过高。

“二大”在上海召开的原因

中共一大结束后,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宣传出版工作、青年工作、妇女工作率先在上海开展起来。由于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的寓所以及中央局成员张国焘主持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先后受到法租界、公共租界当局的搜查,目标太大。而中央局成员李达主持的人民出版社一直没有暴露,李达寓所成了党内通信的收转站,安全系数较高,因此选为二大会址是适宜的。而广州作为二大另一拟选会址,由于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与冲突愈演愈烈,危机一触即发,显然不便在那里召开二大。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研究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是中共中央在苏区召开的唯一的一次中央全会,它直接关系到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成败。共产国际在会议议程、军事战略、经济政策、工会政策以及中央领导机构的人选问题上事先均作了仔细的安排,并与中共中央有过沟通。这次会议全面肯定、维护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并将这种错误发展到顶点,因此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被迫长征。毛泽东没有参加五中全会,会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同意中共中央让毛泽东赴苏的动议,后又对全会的政治决议中一些极左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另一方面,这次全会将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等选入政治局,为今后的拨乱反正提供了组织上的可能性。全会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尽管在遵义会议上主要领导人有了变动)在长征途中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和合法性。

徽州旅沪同乡会与社会变迁(1923-1953)

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建立,同年首个旅沪同乡会诞生。同乡会是旧式会馆的延续,是在新式与旧式商人、士绅与新知识阶层、男性与女性、资方与劳工等更广泛参与下建立起来的地缘性自治组织,与商会功能互补。徽州旅沪同乡会从20世纪20年代初建立到1953年消亡,经历了延续到断裂、再延续、最终断裂的过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徽州旅沪同乡会纷纷停止会务。抗战胜利后,同乡会的社团自治功能及上海的市民公共空间得以延续。第二次国内战争后期,经济凋疲,社会动荡,同乡会又陷入困境,乃至1953年最终消亡。解读同乡会延续与断裂的历史,为观察这个时代的变迁提供了特有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