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官审美”论——感官的鉴赏何以可能

在当代人的审美活动中,感官的鉴赏活动是普遍的现象,感官之所以能够鉴赏,是因为感官认识在感官的锐化与智化的过程中具有了一种普遍性和反思性。感官愉悦一方面是功利性的快适,另一方面,由于感官感知到了对象存在的深度,把握到其中包含着的意味,从而获得了合目的性的愉悦,这种感觉是非功利性的,是自由的感觉,是有深度的感觉,而这种愉悦因此体现出审美性。这种感觉叫作"审美感觉"。

哲学、美学、人文学科四边形与别现代主义——回应阿列西·艾尔雅维茨教授

阿列西·艾尔雅维茨关于世界哲学四边形的说法,带给中国哲学、美学和人文学科一种期许。这种期许能否实现关键在于,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人文学科能否摆脱目前"声音"的困扰而进入"语言"或"发言"的层次。要做到语言或发言,就要有自己的原创性的思想、理论和主义。如何摆脱世界哲学四边形期许带来的尴尬,别现代主义的时间空间化理论和发展四阶段理论对此作了回答。艾尔雅维茨的世界哲学四边形期许正面临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悖论,走出这一悖论的关键在于中西马我格局中"我"的原创和成就。别现代主义是在多元混杂的现实中的自我原创主义、自我调节主义、自我更新主义、自我超越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兑现主义。

跨文化语境下中国公案小说的西传与回溯--以荷兰高罗佩《迷宫案》为例

《迷宫案》是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用英语创作的二十四种狄公案系列小说中的第二种,也是由他亲自翻译为中文的唯一一种。高罗佩西传与回溯狄公故事的实践使中国公案小说在改良中得以重生,同时也向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扇展示中国刑律制度和广博文化的窗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外交官陈来元也将《迷宫案》译介给中国读者,完成了该小说的二重回溯。漫长的跨文化传播历程使《迷宫案》小说及狄公形象得到多重阐释和想象,使之成为跨文化语境下中国公案小说西传与回溯的成功案例。

东亚汉文小说研究:一个有待开掘的学术领域

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大多把目光集中在“域内”汉籍的研究上,而对“域外”汉籍,则很少涉及。近20年来,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在域外汉籍的整理和研究上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本刊此次邀请七位这一领域的“拓荒者”,他们对域外汉籍的界定,域外特别是东亚的汉文小说、诗歌和戏剧的具体情况,域外文人对中国原作的拟效,国内汉籍的东传以及百年来中国文人对域外汉籍的寻访,都作了精练而全面的介绍,并提出许多尚待研究的问题。本期刊发域外汉籍研究的一组文章,就是希冀能引起更多学者对这一问题饶有兴趣的探索、讨论和研究。

市民广场与城市空间的文化生产

从起源的角度看,广场最早与最基本的功能是一个文化、精神与艺术活动的中心。现代广场更关注其对城市环境与都市人具有的生态功能。作为城市文明符号与主要象征的市民广场具有重要的公共空间与公共文化价值。中国城市广场普遍存在着空间布局混乱、结构失衡、功能错乱、"空心化"、管理落后等问题。真正理解与领会市民广场的本质内涵,制止对城市空间的非理性改造与盲目生产,以及通过管理与服务创新全面地提升市民广场的文化服务水平,对于中国市民广场与城市空间生产十分重要。

都市化进程中的“新农村”建设与“城市群”发展

"新农村"与"城市群"是"十一五"规划中的两个关键词,也是都市化进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体现。面对"城市群"与"新农村",我们既要看到两者的矛盾,也要看到它们的相互依存关系。由于都市化进程在加剧农村与城市在人口迁移、资源分配、文化消费等固有矛盾的同时,也为它们在更高的历史平面上综合解决城乡之间的紧张与危机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与先进的实践框架。因此如何处理好"新农村"与"城市群"的关系,认真地研究两者的内在关系原理与外在实践框架,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俄藏敦煌写卷《放光般若经》音义考斠

俄藏Φ368、дх00585、дх00586A、дх00586Cдх00211、дх00252和дх00255是玄应所释《放光般若经》音义的写卷,据我们比勘,дх00585、дх00586A的第一页中"珠玑居"与Φ368"珠玑居衣反说文珠之"的残缺部位正好相合,可见二者原本是联缀在一起的。《玄应音义》的丽藏本所据本与дх00585、дх00586A第二页所据本可能相同,碛砂藏本和丽藏本所据本在传抄中既有误衍误脱等错讹,也有不同程度的增补和删略。碛砂藏本和《慧琳音义》所据本似都有增补,也可能дх00211、дх00252、дх00255和丽藏所据本已有删略或脱漏。由俄藏所载《放光般若经》音义可见佛经音义在敦煌的广泛流传和唐代佛教在敦煌的兴盛。

進入宋代皇室的乳母與宫廷政治鬥爭

在宋代,下層婦女經由女性中介進入皇室成爲乳母。其中,皇帝的乳母地位最高,和唐五代的內外相淆不同,宋代皇帝乳母的封號基本上屬郡、國夫人等外命婦系列。儘管宋代的皇帝乳母封號美稱達到新的高度,但在士大夫警惕的目光下,除仁宗朝的林氏之外,她們所謂干政僅限於取得更多的經濟利益,和漢、明的乳母不可同日而語。但這個羣體仍有相當的特權,她們一般都能取得命婦稱號,由於她們能出入皇宮傳話,往往在王子、公主府中具有一定的權威。在宮內外的皇室家庭生活中,她們的身影亦時隱時現,她們與其他下層女性相似,具有健康豐碩的體態,往往成爲吸引男主人的因素,因此她們也給主家帶來後代血緣上的困惑,甚至給這個家庭帶來倫理親情的危機。

责无旁贷乎时不我待也——东亚汉诗研究的前景展望

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大多把目光集中在“域内”汉籍的研究上,而对“域外”汉籍,则很少涉及。近20年来,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在域外汉籍的整理和研究上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本刊此次邀请七位这一领域的“拓荒者”,他们对域外汉籍的界定,域外特别是东亚的汉文小说、诗歌和戏剧的具体情况,域外文人对中国原作的拟效,国内汉籍的东传以及百年来中国文人对域外汉籍的寻访,都作了精练而全面的介绍,并提出许多尚待研究的问题。本期刊发域外汉籍研究的一组文章,就是希冀能引起更多学者对这一问题饶有兴趣的探索、讨论和研究。

唐“开元通宝”钱“仰月纹”述考

唐"开元通宝"钱在我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由于有的"开元通宝"钱背铸有一仰月纹,历史上不少学者对其来历进行了探究,大多以为是铸造"开元通宝"前,向皇帝呈送蜡样审定时,由某一皇后所掐指甲痕造成的。但是,经对文献记载和铸币工艺程序梳理、分析,"开元通宝"的仰月纹与指甲痕无关。根据唐以前钱币背文和"开元通宝"钱背仰月纹的特点比较分析,"开元通宝"的仰月纹当是一种兼具装饰和炉别的记号。

试说《隋书·五行志》中的佛教史料

《隋书·五行志》中涉及佛教之记载特别多。一方面，层出不穷的灾变为以五行观念来观察隋代兴亡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并与当时极为普遍的佛教产生了很多交叉点。另一方面，也表明佛教在隋代已经融入中国文化意识的主流，几乎无所不在了。

中、日、韩三国的历史文化交流和民族戏剧面貌

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大多把目光集中在“域内”汉籍的研究上,而对“域外”汉籍,则很少涉及。近20年来,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在域外汉籍的整理和研究上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本刊此次邀请七位这一领域的“拓荒者”,他们对域外汉籍的界定,域外特别是东亚的汉文小说、诗歌和戏剧的具体情况,域外文人对中国原作的拟效,国内汉籍的东传以及百年来中国文人对域外汉籍的寻访,都作了精练而全面的介绍,并提出许多尚待研究的问题。本期刊发域外汉籍研究的一组文章,就是希冀能引起更多学者对这一问题饶有兴趣的探索、讨论和研究。

“先锋诗歌：内与外的反思”笔谈——现代性：一种反思的角度

作为对一种特殊诗歌实践的命名，“先锋诗歌”这样的概念在语言策略花样翻新的1980年代并不流行。只是到了1990年代，在描述自“今天派”开始的当代前卫诗歌现象时，它的阐释力才为诗歌评论界所认识。进入新世纪以后，相异于1980年代人们对这个称呼的游离态度，“先锋诗歌”受到众多诗人的追捧甚至热炒，“先锋诗歌”就像预期升值的原始概念股，被秉持不同诗学观念、诗歌理想和趣味的诗人群体共同抢购。近几年甚至出现了“先锋诗歌”的出版热、活动热。无论是什么样的诗歌写作者，现在都在往这个称呼上靠。在使用者那里，“先锋诗歌”这一命名本身似乎具有不言而喻的价值等级上的优位性，具有一定的自我加冕的意味。

试论中国历史上的村落共同体

村落共同体问题对于思考宋元社会乃至整个中国前近代社会都有重要意义。二次大战以后,日本学界在这一问题上主要围绕着地主佃户关系、国家编民关系和共同体论展开了论争;关于华北是否也与南方同样存在村落共同体,也是日本史学界争论的热点之一。中国史上村落共同体的研究,不应仅以西欧或日本的共同体诸表象作为讨论问题的唯一标准。

中国美学：主义的缺位与重建--与王洪岳教授商榷

由于时代呼唤和文化强国的需要,随着中国美学研究者的成长和主义意识的觉醒,中国美学上的主义的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中国美学的主义重建需要合理的路径。这个路径不是单一的意识形态批判,而是符合美学学科自律的多元化建构。其中对中国古代家和教思想的提炼与改造;对信息时代的另类世界的感受和认识;对现实吁求的关注与回应;将精神抽象化,将思想冠名化等,都应该成为当前主义建设中应予关注的重点。

近代上海无线电广播与苏州评弹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随着无线电广播的诞生、发展,苏州评弹成为无线电广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一些商家借助苏州评弹在无线电广播播送商业广告,评弹艺人也凭借无线电广播一举成名。无线电广播播放的三弦叮咚声回荡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成为这座现代化都市的一道独特风景。

上海盟军战俘营考略

太平洋战争期间,为了管理盟军战俘、消除中国民众对英美等国援助抗战的期望,同时为上海的驻军提供劳动力资源,日军设置了上海盟军战俘营。自1942年1月至1945年5月,1000余名来自威克岛、华北海军陆战队等地的盟军战俘被关押于此战俘营。日方对盟军战俘非常野蛮,盟军战俘遭受寒冷、饥饿、酷刑、强迫劳动等痛苦折磨。虽然生存条件极其恶劣,但由于战俘营配备一定的医疗设施,红十字会及旅沪侨民积极援助,以及盟军战俘尽力保持严格军纪,上海盟军战俘营保持了较低的死亡率。日军原本想将上海盟军战俘营作为其善待战俘的展示橱窗,实际反倒成了其践踏国际人道主义、实施战争犯罪的见证。

别现代:主义的诉求与建构

别现代,一个类似于解构主义"延异"的汉语创造,其实质是对语界的坚守,是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纠葛中,别出新路的思想发现、理论建构和主义创造,是我国学术界理论创新和主义诉求的回音。别现代既是后现代之后的历时形态,又是前现代、后现代、现代共处的共时形态,但它的思想取向面向未来。别现代的精要在于不是跟着后现代去做后现代布置好的作业,相反,是预设在后现代之后以回首俯视的方式,展开自己的话语体系和主义建构。别现代这种主义究其形态特征而言,是立足于中华本土的跨越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跨越主义和未来关怀。别现代所以要在西方后现代理论盛行之时被提出,是基于中国与西方在发展层级上的代差而导致的主义上的诸多错位,以及随之而来的盲目、困惑和尴尬。别现代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别现代立足于中国现实和中国问题,同时又关注全球问题。就思想建构而言,别现代具有重要的、迫切的现实意义。别现代不同于西方描述中国革命的所谓"另类现代性",而是一种具有系统识别功能和理论张力的主义。它具有明显的理论前瞻性、时代跨越性、综合创造性和民族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