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海洋文明与三角洲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2年10月22至23日,由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八届“海洋文明”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本次研讨会以“海洋文明与三角洲社会变迁”为主题,纳入“上海市社联第十六届(2022)学会学术活动月”项目。受疫情影响,研讨会主要采取线上召开的形式。

吐蕃朝贡与唐蕃关系的互动研究

吐蕃对唐的朝贡,为认识唐蕃关系提供了一个较好的途径。朝贡的正常进行是唐蕃之间友好关系的维系,其朝贡过程中出现的中断是双方关系紧张的变相反映。通过对吐蕃常见贡品、贡期规律的分析,探究吐蕃朝贡对双方的影响以及唐蕃双方背后的政治关系演变。吐蕃朝贡影响深远,突出表现在促进了双方在制造工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加深了汉藏人民的文化认同。

上海帮会与帝国主义、国民党政权的关系

上海帮会发迹于租界,充当了租界当局的统治工具,但在日本侵华期间,其中一部分人具有爱国心。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上海帮会的封建性有所削弱,增添了资本主义“文明”色彩和买办性,以适应国民党统治的需要。

全球化的缘起及其与世界历史的关系

在全球化的缘起及其与世界历史的关系问题上,全球化与发生于西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及其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又不与之同始;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生以及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有联系,但又不与这两者同步;全球化应该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而这一新阶段肇始于20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我们可以这样读族谱

濑川昌久通过对新界W氏族谱中最“枯燥乏味至极”的“个人生死等人事信息”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接近于族谱学纲领级别的“根本性问题”:“人们在记录族谱内容这件事上发现了什么意义?……被持续记录的构成了所记内容的各种信息具有何种价值?人们如何从族谱中发现宗族?”他“希望通过解释族谱究竟是什么文献,人们记录族谱的目的是什么这类问题,阐明族谱编纂主体以及与成为记录对象的人们关于时间的推移和超越时间的持续性所具有的非显性意识。”日本人类学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式,是从族谱中看到宗族的实态,使族谱研究回归族谱本身的一次重要实践,值得中国族谱阅读者和研究者高度重视。

熙宁战争与宋越关系

熙宁战争是宋朝主动策划的意欲统一交趾的战争。这场战争的引发,既来自王安石和宋神宗统一交趾的计划,也受到宋初以来两国关系发展的影响。它以宋朝的失败而结束,原因在于宋朝的战术失误、将帅不和及粮草不继等,也暴露了宋朝军事制度的痼疾。熙宁战争使宋朝放弃了宋初以来的统一交趾的战略目标,转而实行以经济贸易为主的政策;也改变了宋朝联合占城,抑制交趾的三国关系格局,占城转而疏离宋朝,臣服于交趾。

公厕变迁与都市文明——以近代上海为例

近代上海都市化发展,人口流动性增强,公厕成为一类必不可少的公共设施。公厕作为都市卫生的窗口,进入政府公共事业的视界。近代上海公厕在形式上经历了一个由土式坑厕到现代设施的公厕及专门性公厕的发展;在运营方式上,历经了承包经营的商办方式到政府雇工看厕的市办方式的变迁;在治理模式上逐渐从政府单一治理走向社会参与、多元共治的局面。尽管其社会化程度仍很有限,但公厕作为都市文明的窗口,反映了都市社会公共性的增长,增进了都市文明的内涵。同时,近代上海公厕变迁,租界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上海都市文明的进程中占有关键的一席之地。

庙、信仰与社区——从城隍信仰看近代上海城隍庙社区

从晚清到民国,源于传统的上海城隍信仰,经历了“亦官亦民”到“日益大众化”、“信仰一元”到“信仰商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信仰文化与商业文化在近代上海社会生活中的博弈与重构。这些在信仰、仪式等方面表现出的多元因素归结到同一象征点——城隍庙,便会呈现一种空间性的整合,使城隍庙社区成为具有传统气质的以信仰为内核、集文化、商业、娱乐为一体的公共活动空间。这可以看作城隍信仰与近代化过程中的城隍庙社区的互动。

“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动乱与徽州宗族记忆系统的重建——以徽州绩溪县宅坦村为个案的研究

咸丰年间的战乱是徽州历史上最大的动乱。宗族文化的物质载体——祠堂、祖坟和族谱遭受破坏,宗族记忆被打断,祭祀仪式难以为继。短时段的事件对宗族记忆的冲击,反倒使隐没在长时段日常宗族生活中的记忆系统显现出来。本文以徽州绩溪宅坦村胡氏为样本,考察胡氏在咸丰战乱后,是如何重建宗族记忆的?揭示徽州宗族记忆系统由文本与仪式两个子系统所组成,这两个子系统相互作用制约,构成为一个完整、复杂的记忆系统。这是徽州社会得以保持“千丁之族,未尝散处”的内在机制。宗族记忆系统的重建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因为它与地方社会秩序重建是一致的。传统中国社会特有的不同层次、不同地域交织而成的完善的记忆系统是中华文明历经劫难而长盛不衰的内在机制之一。

地方记忆与江南社会生活图景——评《上海乡镇旧志丛书》

方志是记述一定区域范围内自然、人文、社会及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全书，是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史学研究有很重要的价值。尤其是乡镇志，作为记述范围更小、记述内容更细致的社会基层文献，更是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民国上海医药广告管理评析

医药广告的滥觞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以民国时期的上海为例,从医药广告问题产生的背景入手,初步分析了民国上海医药广告的各项规章及其实施情况,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期为当今广告市场的良性运行提供启示。

徽商在上海市镇的迁徙与定居活动

新移民在定居地进入主流社会的实质是主客文化 交融的过程。以往对移民史的研究，一般忽略移民“进入”定居地的研究。徽商在定居地 “进入”的过程，族谱往往语焉不详。而江南地区的地方志中每多徽商活动记录，尤其是一 些乡镇志，内容更为翔实。本文结合《新安月潭朱氏族谱》以及由徽州人编纂的《干巷志》 、《朱泾志》等资料，揭示徽商“进入”上海市镇的特征：首重结交地方精英，贾儒迭相为 用，改变籍贯扩大婚姻圈，以信义立本，建立市镇间的区域网络。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派系斗争

中国国民党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内部存在许多派系,其中影响较大者如西山会议派、改组派、汪精卫派、冯(玉祥)系、阎(锡山)系、桂系、西南实力派、西北马氏家族等等。这些派系之间,既有对中央的表面从属关系,又有各派之间的横向关系。横向间的矛盾斗争虽时有发生,但往往是局部的或短期的。而他们与国民党中央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却是普遍的、长期的。派系斗争贯穿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始终。因此,国民党派系斗争史成为民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派系斗争史,至今是史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有关国民党派系斗争的起因、特点、结局及其历史作用,都有待于探讨。笔者就下列问题提出粗浅看法,谨为抛砖引玉。

同盟会时期孙中山与美国致公堂的关系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对美国致公堂的工作是联络华人华侨共同革命的重要举措。1909年末1910年初孙中山在美国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地建立同盟会组织,同时进行筹款工作。在此期间他与洪门致公堂沟通不多,只是在同盟会不便直接出面的情况下才考虑运用致公堂的资源。1911年4月孙中山结束加拿大之行后回到美国。6月,孙中山到达旧金山说服致公堂大佬与同盟会合作,以互相参加的方式实行大联合。随后仿效在加拿大的成功经验,设立“洪门筹饷局”。孙中山旅居旧金山期间,还到加利福尼亚州各地进行革命宣传。美洲致公堂捐助的大量经费在辛亥革命运动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辛亥革命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物质条件。

人生经验与历史学者的悟性——史学方法谈

一个学者的人生经验对于他所从事的学术是否有帮助？我们可以根据人生经历与学术成就的相关度,把所有的学科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一个人的人生经验对于他所从事的学科来说完全不重要,第二类是比较重要,或有一定的相关性,第三类是非常重要.

林则徐广州禁烟与美国人的关系

林则徐到广州禁毒不禁商,他要查禁的只是鸦片,并非盲目排外。1839年3月林则徐直接给美商经回信,区分良莠,为全面禁烟的大局服务。林则徐下令恢复中外贸易后,美国领事吐哪向林则徐保证嗣后本国各商遵例不敢贩卖鸦片。6月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时,准令外人观看,接见美国商人并与之进行会谈。虎门销烟后林则徐对外商区别对待,恩威并施,努力做好善后工作,将对外贸易纳入安全可控的范围之内。7月在广州的美国商人在权衡利弊得失后决定按照林则徐的要求出具甘结,留在当地,几乎包揽广州的进出口贸易,获得客观的经济效益。不久美国商人拒绝与英商共同撤离广州,在客观上减轻了对林则徐禁烟工作的压力与阻力。林则徐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尊严,敢于、善于与外国人直接接触,正确处置好对外关系,实非易事。

上海地区的施相公信仰

生成于上海地区的施相公,是最受上海城乡居民尊崇的民间“显神”之一。但在后世的传承中,民间对其来历生出诸多歧说,遂使其“蛇神”的本色蒙上了迷雾。在人们的信仰观念中,施相公的职掌由“掌蛇”向“掌水”、“掌医”演变,而这一过程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上海社会文化的变化。上海民间对施相公的崇奉非常虔诚和狂热,并形成多种祭祀方式,故施相公信仰实为上海信仰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评红军长征中利用国民党派系矛盾

红军长征胜利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胜利,长征获胜是克服多种艰难险阻的结果,也是调动多种克敌制胜因素的结果,其中就有积极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利用国民党派系矛盾方面的因素,本文就此列举长征中的史实作一阐述.(一)利用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长征之前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坚持党内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以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眼光,注意到国民党内派别斗争所形成的某些局部对革命有利的条件,重视利用国民党内的矛盾斗争,创造有利于革命的形势.

城市近代化中的上海闽商

上海泉漳会馆是近代福建商人的一个同乡、同业组织 ,它在上海近代的发展轨迹 ,恰恰与学术界以往已经形成的“民国时期是会馆组织的衰弱期”这样的观点不相符。本文通过对泉漳会馆在近代上海活动轨迹的梳理 ,比较它与同籍商人、行业团体、同乡团体的关系 ,探究上海开埠后闽商尽显颓势而泉漳会馆一枝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