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哲学的生产机制与运行机理探究

中国当代哲学知识的生产,应当超越一般的文本分析,而进入知识社会学的考察。这就要从中国当代哲学的问题意识出发,以“现代性中国问题”为焦点,将“国家理由与实践逻辑”理解为中国当代哲学的经纬,从“文教制度与个体理性”来审视中国当代哲学的具体书写,从而切实把握中国当代哲学的生产机制与运行机理。

身份的尴尬与学术的紧张——现代文教制度中的冯友兰及其哲学

如何在文教制度的变迁中考察冯友兰的哲学,本文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本文试图从文教制度变迁中冯友兰身份的尴尬处境出发,揭示冯友兰哲学中存在的思想紧张。并进而指出目前冯友兰哲学研究中存在的误区,以及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性出路。

礼宜乐和:礼乐文明之枢机——从教化维度对中华文明韧性之根由的探赜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为什么富有韧性和生命力?从文化上说,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源于其独特的礼乐文明模式,特别是礼乐教化所蕴含的礼宜乐和的内在机理。从理论维度看,礼乐教化之机理可以溯源至《周易》中“文明以止”的思想,中国古代圣哲基于对人类自身有限性的洞察,以天人合一为依据,提出了“文明以止”的中国方案,陶铸了中华文明“因时而中”“合宜而止”的精神特质,使中华民族规避了极端化思维的“偏伤”。从实践维度看,先秦儒家通过“文之以礼乐”找到了“文明以止”的路径和方法;通过“礼之用,和为贵”澄明了礼的本质;通过“礼别异,乐合同”以及“中和位育”,昭示了礼宜乐和的文明枢机,揭橥了中华民族不勉而中、保合太和、生生不已之奥秘。

“人民至上”观与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的精神契合——从历史本体论维度的思考

“人民至上”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伦理观的重要内容,其滥觞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群众史观为什么能跨越历史时空,以“人民至上”的言说和实践方式植根于中国,而没有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高度自觉地弘扬和践履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这与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有着密切关系。从历史本体论上看,“天命德延”“敬德保民”是“人民至上”观所遵循的历史规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其所依托的历史主体,“凯弟君子,民之父母”是其所建基的历史动力,“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是其所彰显的历史价值。概言之,“人民至上”观与先秦儒家政治伦理在精神上高度契合。

康德对自由意志的证成及其实践意义

每一个有理性存在者何以要对自己行动的正当性担负道德责任?何以能够在事实上担负道德责任?这两个问题构成了理论伦理学的根本性问题,前者可视为规范论的难题,后者可当作德性论的困境。对此,康德给出了有别于从行动主体外部寻找根据的路径,这形成了他两个世界理论的逻辑起点。若一个行动的动因不是出于行动者的决意或意向,而是出于外部的决定,那么他就不是自主的行动者,他遵循的便是因果性规律;若行动者把自己视为其行动的最终发动者、承担者、责任者和评价者,他遵循的则是自己制定的实践法则,康德将这一行动根据称为原因性逻辑。而完成归责的根本道路就是人通过理性和意志将其自身划分为同时属于知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成员,前者对后者具有逻辑在先的性质,它可以依照实践法则对自己属于感性世界的部分实施支配性要求,其本质是特殊意志即善良意志和实践理性对一般意志即效用动机和实用理性的主导性作用,以保证他的行为是出于义务,而不是简单地合于义务,更非反乎义务。康德的两个世界理论及其对自由意志的证成之于当代道德哲学的重构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更是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如何将康德的自由意志理论运用于对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中的意志自由及其道德责任问题的分析上来,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任务。

媒体融合视域下《纽约时报》的VR新闻经验及启示

本文将考察虚拟现实技术与传统新闻纸深度融合的可能性及其技术路径,为国内“报纸+VR”的转型发展提供可行的技术参考路径。

中华民族的“天下观”与“天下情怀”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建基于中华民族“天下情怀”之上的价值观。这种“天下情怀”以“万物一体”的“天下观”为哲学之基,以“义以为上”“以德服天下”为实践理路,以“协和万邦”“万国咸宁”为价值旨归,以“精神人文主义”为核心意蕴,是中华民族德性与智慧的结晶。在全球化时代,“天下情怀”是人类共生共存的“道德积蓄”,是国家民族守望相助、互尊互重的“理性枢轴”。

康德的“敬重悖论”及其解决：基于当代道德心理学的视角

根据对康德实践哲学的一个传统解释,康德对道德的本质作出一个过于严格的承诺:道德法则对所有理性存在者都是普遍的、不偏不倚的,对道德法则的遵循是出于不掺杂任何个人感性因素的纯粹意志动机,情感因其属于感性领域而被排除在道德考量之外。但这个结论对康德的道德心理采取了简单化、扁平化的解释,实际上,康德对“敬重”这种特殊情感的重视贯穿了他整个道德论述,并将其确立为道德义务唯一有效的主观动机或执行道德义务的感性条件。但在康德的道德理性主义框架内,敬重概念似乎呈现出某种“悖论性”:它不同于“病理性的情感,是一种自我激发的、自主的道德情感。基于当代道德心理学对认知机制和情感机制的研究,“敬重”表面上的概念悖论实际上显示了人们一些复杂的道德情感并非单纯的认知性的,也非纯然受直接的情感所推动,而是整合这两者,并可以在规范性和经验性上得到有效的辩护。

文明的根柢:儒家伦理如何为现代中国奠基——兼评陈泽环新著《儒学伦理与现代中国》

如何重建现代中国的文明根柢,尤其是回向传统重建文化的自主性、确立文化自信是目前学界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儒家伦理以其在传统思想的重要地位而成为首选思想资源,然而此种理路当自觉回应如下问题:第一,儒家伦理的"修己安人"与现代生活之张力如何化解?对传统儒家伦理思想资源的发掘和重认当以现代生活为基本参照,那么"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的张力便难以回避;第二,对于儒家伦理与现代生活之张力的化解应放到"中西关照"视阈下,但是其"关照"方法当自觉留意理论"质"的维度(蕴含支持与批判),而非仅仅借助不同空间的同质理论作为支援意识;第三,借助综合创新理论方法回向传统,一方面可以对于中西马路径予以融合,但是应当留意任何理论都是第二位的,应当回到"保存我们"这一"生存实践"的第一义上来,而且"回向传统"的视阈不应自限于齐鲁一隅,而是整个人类文明。

尼采的真理观及其诠释学意蕴

在尼采看来,人从本质上讲就是权力意志,人的一切活动都受其追求权力的意志支配。他批判传统哲学中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观,强调真理只不过是对人有用的虚构,并由此认为在科学、艺术、宗教和道德之间并不存在本质性区别。尼采的真理观与诠释学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其诠释学思想既有语言性的一面,也有前语言性的一面;既有非理性和主观性的一面,也有理性和客观性的一面;更接近于一种实然诠释学,而非应然诠释学。伽达默尔和德里达把尼采思想当成对主观主义的神化,瓦蒂莫认为尼采的诠释学思想在本质上是虚无主义的,这些评价需要得到更进一步的澄清或纠偏。

《周易》之“德”的伦理学诠释

“道”与“德”是《周易》的两大核心范畴。长期以来,学界以“易道”为核心,侧重对《周易》之“道”的研究,而对“德”的研究阙如。在《周易》所展现的伦理秩序中,“德”完成了由“目视于途”向“德性”之义的转向,展现了中国传统思想理性化的过程。“德”不仅将时间因素摄入其中,表明执守德性的重要性,而且表现出政治伦理特质,从“君子之善”和“制度之善”的角度说明“修德敬业”地践行德性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南赣乡约与抚谕绥柔——王阳明乡村基层治理与统战思想论

王阳明戎马一生,然其最喜爱的是“教书传道”和“乡村治理”。前者可以把“圣人之学,心学也”发扬光大,后者则是亲身实践,把心学贯穿于基层治理中。“心学”强调实践,并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无论是治理南、赣,还是治理边疆流寇,阳明始终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爱万物,因势利导,顺情而为,不给当地民众生产和生活系统带来任何破坏。在基层治理和平叛中坚持“求同存异”原则。其一是:强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二是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因地制宜,用当地的人来管理当地;三是移风易俗,强调道德教化。即便是不得已的战争,也以“心战”为主,兵不血刃。《南赣乡约》充分体现了阳明了解基层,善于从“心”上解决民众最关心、最实际的问题。《绥柔流寇》《告谕顽民》等体现阳明“心战”为上,善于统一战线,为我所用,然其根本仍然是作为一个儒者让百姓免受战乱蹂躏。这些为我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治理和统战工作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指导。

存在论革命:人工智能神话与人性论悲歌——兼与赵汀阳《人工智能的神话或悲歌》商榷

超级人工智能或曰反思性人工智能ARI,对人类构成的实质性危险在于其引发的“存在论革命”(ontological revolution)。“存在论革命”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权力与智能技术结合而产生文明的重新野蛮化(re-barbarization)。其深层危机首先在于人类主体性内部的“存在论巨变”,而非多数主体间的“存在论”竞争。“存在论巨变”的真正危险不在于多元主体导致人类“存在”的无法延续,而在于人类自身走向了技术化专制(奴隶制)。其二,人工智能技术在权力诱导下产生的普遍心灵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存在论”革命,其危险不在于ARI对人类的清除,而在于基于人性弱点和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人类的存在论格局发生层级性蜕变,人的存在走向了“非人”,无论是强人抑或奴隶都走向了自身的异化。其三,人工智能技术预示了主体性神话的“伪神”特质,“自定人”走向了自我否定。当主体性神话破灭,真正值得警惕的也不是运用“天下体系”预防ARI风险,而是建构有执行力的“世界宪法”规避“主权神话”的肆无忌惮和无法无天。

作为共同体难题的骄狂——从《乌托邦》的多重镜像结构来看

本文旨在通过阐发《乌托邦》的“镜像结构”来呈现托马斯·莫尔对政治哲学问题的思考。严格说来,并不存在莫尔的“乌托邦”,存在的只是其笔下希斯拉德以及与之观点相左的莫鲁斯的思想。哲学思想从来包含的都是诸意见之对话而非某一定论,传统伊拉斯谟的二分理解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莫尔的真实意图。如《乌托邦》的第二部分必须依托第一部分的现实世界一样,在莫尔看来,古往今来讨论的“理想共同体是什么”的政治哲学问题必须还原到个体与群体的张力中才能被真正地触及到,幸福共同体的根源建基于对人性之骄狂问题的解决。

介于无知与有知的居间——《申辩》与《会饮》中的苏格拉底

通过对比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可以发现哲学史经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似乎走上了一条逐渐偏离日常哲学的形而上学之路。哲学家们开始越来越远离作为“居间”的人之本质,“异化”到了作为对象的知识与方法上——这在海德格尔看来就是一种关于存在的本真遗忘。在某种程度上,苏格拉底的化知识为德性的无知之知让我们重新回忆起哲学的始基,并构成了对日益学术化、知识化、规范化的哲学史的反思。

认识论视阈下冯契先生“智慧说”之省察——以“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问题为中心

冯契先生承继认识论领域感觉与外物的关系问题,基于唯物论立场予以回应,其论证表现在两个方面:实践论论证和所与论论证。实践论论证揭示出基于实践的感觉经验可以给予外物的客观实在感;所与论论证主要是继承金岳霖的"所与论",由此可得到感觉与外物的同一性,也即证成"感觉给予客观实在"的命题。然而,实践论论证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忽视了"外物存在"是唯物论的本体论预设,另一方面若纳入认识论领域则无法避免"循环论证";所与论论证的问题在于一方面金岳霖的"客观"不等于"客观实在",而只是官觉类的"类观"客观性,另一方面金岳霖的"外物"也不等于"客观实在",因为所与论的"外物界定"只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官觉外物",而"官觉外物"与"客观实在"并不等同。所以,无论是实践论论证对"本体论预设"的忽视以及"循环论证"的无效,还是对金岳霖所与论"外物"与"客观"的误读,都无法证成"感觉给予客观实在"的命题。

人工智能的责任困境:以自主能动性和道德图灵测试为探讨中心

与作为单纯技术工具的传统机器人不同,当今的人工智能具有深度学习能力和高度自主系统,它们被设计成即便脱离了人的即时操作和控制,仍然能够凭借其模拟人类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和推理能力继续作出合理的决策和行动,并由此被认为具有最低限度的自主能动性。但人工智能要成为具有道德行为能力的"道德行动者",并据此成为道德责任归属的主体和对象,在规范性意义上需要进一步考察其道德行为能力的可能性。而人工智能凭借其以合理性为核心的自主能动性和道德图灵测试的论证并不能使之满足道德能动性的充分条件,因此,它们可以说属于不完整的行动者。为了应对当今人工智能在应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道德责任困境,避免在多主体协作环境中责任消散与责任归属的难题,针对人工智能的内部算法机制,一个恰当的道德能动性理论不仅需要基本的自主性条件,还应当包含对道德规范的理解能力和道德反应能力。而针对人工智能的设计、开发和使用环境,我们需要建构一个积极践行责任而非消极避险的共同体伦理文化,以便更合理地评估和分配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发展过程中相关行动者的不同责任。

“易学两栖”何以可能?——以“易学类”文献为例再论四库分类中的知识谱系问题

"易学两栖"现象是指《四库全书总目》明确将同属于"易学"的文献分归在"经部"(注重公理)和"子部"(术数类)中,由此现象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此种分类依据是对孔子以来由"卜筮"而"德义"易学观的自觉继承;第二,"两栖"现象普遍存在于四库分类中,其依托的知识谱系是带有"意识形态宣教"色彩的"经史知识结构";第三,就知识自身性质而言,"两栖"现象存在种种知识上的误读,而且"经史知识结构"也面临知识分类上的边界与困境。由"易学两栖"现象可以折射出《四库全书总目》所依据的知识谱系,同时也可以彰显其作为晚清民初思想遗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