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所见道氤《设斋赞愿文》及其研究价值

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大量斋文文献此前已经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一些前贤们讨论过的旧资料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即以三号敦煌遗书道氤述《大唐开元十六年七月三十日敕为大惠禅师建碑于塔所设斋赞愿文》为例,首先可以对其内容进行复原,以补正前贤录文的遗漏;其次,对该文献的属性进行讨论,可以确定其为一篇佛教法会仪式中宣读并表述设斋目的(斋意)的斋文;此外,研究还可揭示该文献在研究唐僧一行生前事迹及其与玄宗之关系、道氤生平与著作,以及唐代斋会等方面的价值。

谈《刘师礼文》的后代变种

现知《刘师礼文》最早见于敦煌遗书的南北朝写卷,据传是东晋僧人刘萨诃所倡导的一种礼拜法。通过收集敦煌遗书乃至现代流传本《刘师礼文》及其后代变种16种,梳理其异本,探讨其演化,可以看出由《刘师礼文》体现的与时俱进并演变为种种形态的特征、将自己装饰为民众喜闻乐见形式的特征、以及它所具有的多种文化混杂的特征,进而成为我们研究仪轨佛教演化的观察点。

日本藏《鐔津文集》版本及其文獻價值

《鐔津文集》是北宋沙門契嵩(1007-1072)的詩文集。本文集最早爲二十卷,是契嵩圓寂後約六十年左右,由沙門懷悟於紹興四年(1134)編輯成書。自編成以來,屢次鏤版,流傳甚廣,影響巨大,可以説是契嵩的代表性著述。迄今爲止,中外學界根據《鐔津文集》一書對契嵩已進行了多方面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對《鐔津文集》本身,包括它的成書經過、歷代刊刻以及版本流傳等情況似乎少有專論。

早期宝卷并非白莲教经卷——以《五部六册》征引宝卷为中心的考察

《宝卷新研》是李世瑜1956年针对郑振铎宝卷研究观点而撰写的论文,与他对宝卷研究的其他系列成果一样,引领了特定历史时期宝卷研究的方向。但是,李世瑜宝卷研究的系列观点,诸如罗祖《五部六册》是最早的宝卷,宝卷是白莲教及其分支编制的宗教经典,"无生"、"无为"、"无为居士"等概念是判断宝卷属性的标准,都因为罗祖《五部六册》所引宝卷《香山卷》、《目连卷》、《金刚宝卷》和《圆觉卷》的存世而不能成立。在民间宗教研究视角、文学研究视角无助于宝卷研究深入开展的情况下,将宝卷与变文、科仪等仪式文本一样放在斋供仪式的背景下研究,可能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新视角。

續藏經本《名僧傳抄》録文疏失舉正

《名僧傳》,梁代沙門寶唱撰,共三十卷。該傳成書於慧皎《高僧傳》之前,是中國佛教早期僧傳的重要文獻。遺憾的是,該傳早佚,部分内容僅見於日本奈良東大寺沙門宗性摘抄的《名僧傳要文抄》與《名僧傳指示抄》。由於《名僧傳》原書不存,因此宗性的抄本就成爲我們了解該傳内容的主要依據。宗性抄本原件現藏於奈良東大寺圖書館,日本方面早年以此爲底本進行過録文,收在《續藏經》第七十七册(以下簡稱"續藏經本")。然而。

日本古寫經《高僧傳》所見“法和傳”異文考辯

近年來,在日本古寫經中陸續發現了多種《高僧傳》寫本,這些寫本與目前通行的版本有所不同,爲我們研究該傳提供了新資料,提出了新問題。本文擬考察"法和傳"内容爲主,根據日本古寫經所見異文,指出通行本"法和傳"記述上所存在的誤失。通過本文的研究,揭示了"法和傳"在編撰過程中先後依據的不同史料,基本釐清了法和的生平事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