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劳动幸福研究离不开辩证思维——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高惠珠教授访谈

高惠珠教授认为:围绕关键词"劳动幸福"展开的四届"劳动论坛"研讨,四年来在哲学本体论、价值论和心理学研究领域已取得重要进步。正如有学者所谈"劳动幸福"是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核心,因此,深化劳动幸福研究成为当务之急。这一深化可从"更接地气"和"理论升华"两个方向进行。就现实的劳动幸福而言,这些辩证关系主要体现在八大方面:一是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之辩证关系;二是劳动幸福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之辩证关系;三是劳动幸福的质与劳动幸福的量之辩证关系。四是劳动幸福的过程性与结果性之辩证关系;五是个人劳动幸福与社会劳动幸福之辩证关系;六是部分地区或领域实现劳动幸福,与全社会实现劳动幸福之辩证关系;七是创造性劳动幸福和重复性劳动幸福之辩证关系;八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一国实现劳动幸福与全球实现劳动幸福之辩证关系。正确处理这八个方面的辩证关系,将涉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理论升华而言。高惠珠教授认为:四年来,经过来自全国各地学者对劳动及劳动幸福问题的研讨。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质上就是探讨如何在全世界实现劳动幸福的理论。《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干什么?就是为实现劳动幸福而斗争!以马克思的观点,共产主义实现的就是"自由人联合体"内的劳动幸福。而自由劳动,就是达到高水平劳动幸福的劳动,尽管自由劳动的实现是个从低水平自由到高水平自由的发展过程。从奴役劳动,谋生劳动到自由劳动,在这一劳动发展史中,人类解放之路标得到昭示。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的秘密,深藏于人类劳动幸福的发展史中。故此,我们可以说,以实现劳动幸福为目标,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价值取向。是其超越一切旧历史理论的核心之处。马克思在论及人的生产劳动时,认为人是按"美的规律"来进行的。这就是说,不仅劳动产品要符合人关于美的需要,而且也应包括了生产过程及生产后的环境也要符合"美的规律",那么,食品安全,环境保护以及符合全过程绿色生产的要求,符合人类社会及其自然环境可持续发展要求,都成为题中之义。这样才是劳动幸福的内含之意。这说明劳动幸福论可演绎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

国际商事仲裁内部选择性上诉制度探析

仲裁的优势之一是它的一裁终局性,但随着国际交易规模和金额的日益扩大,许多境外仲裁机构由此衍生出内部选择性上诉制度,深圳国际仲裁院借鉴知名境外仲裁机构引进此制度。但其中的许多规定与我国仲裁法以及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存在冲突,并且可能导致当事人滥诉以及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还存在问题。上述限制了复裁在我国的适用范围,在现行制度下,只能采取措施避免复裁制度与《仲裁法》的诸多规定相冲突。但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我国的《仲裁法》有必要作出调整,采取在部分地区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区进行试点以及制定符合仲裁制度特点的监督机制的方式来完善仲裁制度的发展。

《论犹太人问题》的三维解读视角及其逻辑关系

社会历史维度、宗教批判维度和共产主义理想维度是理解《论犹太人问题》的三个重要视角,并且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解范式。其中,社会历史维度是理解马克思与鲍威尔争论的基础与边界、宗教批判维度是一条明显的线索桥梁、共产主义理想维度则是对前两者的升华,体现出马克思的理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革命属性。同时,共产主义的提出也提示着宗教批判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在这个理解模式中,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如同花蕾、花朵和果实之间的线性否定,也不应完全视为由具体到抽象的单向度的理论终结。犹太人问题的历史性,并不意味着犹太人问题已经成为历史。人类解放尚未完成,马克思对犹太人问题的概括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必须直面犹太人问题的新形式,以新的概念、新的范式,作出有针对性的理论回应,进一步丰富马克思共产主义的伟大构想。

人性与道德的伦理之思

当下中国与世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彰显了人性的道德大美与伟大力量。人性中有道德的善与美,讲道德必须讲人性。道德生活实践召唤我们不能再对活生生的人性避而不见,而应当积极汲取人类的全部伦理智慧,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入探求人性与道德关系的真理。中国传统伦理肯定人有“好利”“好声色”“趋利避害”的自然本性,重视“理寓于欲中”,又强调“导欲于理”。西方伦理思想不论是感性主义还是理性主义,都认为人性有“自爱自保”“趋乐避苦”“利己心”的一面,又有“同情心”“仁爱心”的一面,人性是一切道德情感和行为准则的基础。现代心理科学理论揭示了由人本性所规定的饮食男女的心理欲求,是道德意识和道德原则产生的客观心理基础,人的从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心理需求,是人深刻的内在道德动机和道德动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道德是人们把握世界的一种“实践精神”。人性具有自然本性,又有社会属性,人性通过“需要”和“利益”这两个关键因素对道德具有根本性的决定、影响和驱动作用。道德则通过心理引导和利益调节的方式改善人性。人性决定和制约道德,道德又调节和完善人性。在当前个人与民族利己主义抬头,道德价值观念纷争,人际关系撕裂的背景下,我们应当重建合乎人性的道德理念,大力倡导“善良人性”这个可以成为全社会和全人类唯一达成“叠加共识”的伦理道德,重建良好的道德的秩序,构建中国和世界的生命共同体。

论同情的道德价值

同情是一个基于人性的重要伦理道德范畴。同情的产生有其独特的道德心理机制和生理基础。同情具有重要的道德价值,其表现为:同情是道德建构的主体条件,同情是道德判断的情感基础,同情是正义的道德情感来源,同情是仁爱以及一切美德的驱动力。另外,同情在道德上还具有心灵抚慰的价值。进入新时代,重视同情的道德价值,有益于克服道德独断论,拓展我国伦理学理论研究的视域;有益于克服“道德冷漠”,构建全社会和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道德;有益于培养青少年的同情心和美德,使立德树人入细入微。

宋代监狱疫病防治制度研究

由于环境蔽陋,监狱在古代是极易引发疫病的场所,宋政府为防止监狱疫情的发生与传播进行了缜密的制度设计。本文从史学、中医学的角度分析宋人所认为的“疫”的概念,把握其特质,并以此为基础对宋代监狱疫病防治制度进行考察,再现其制度及实施情况,探索宋代监狱防疫制度失效的原因,在对薛梅卿与马德诺分析模型进行参考的基础上,指出这种失效现象乃是宋朝统治制度难以消除的顽疾。

人员分类视野下的高校纪检监察与刑事犯罪衔接机制

根据高等院校校内人员分类设计高校纪检监察体系和重点,在监督对象、监督范围、监督依据和处罚上适应集中化的国家一元监督体系。预防和惩治高校腐败的关键是加强对行使公权力的校内人员进行监督,教学科研人员则区分行使公权力或行使科研权利进行动态认定。充分发挥党纪的预防作用,建立预防为主的党内监督体系;建立惩治为主的行刑衔接机制,结合学术自由特点慎重对待犯罪数额、情节、次数,将高校教师适用职业禁止纳入"法治化"轨道,慎用、少用职业禁止进行处罚。

杨昌济的教育伦理思想

杨昌济是中国近代一位学贯中西的伦理学家和教育学家,是烈士杨开慧的父亲,毛泽东的岳父,亦是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时关系最亲密的师长。戊戌变法时,杨昌济拥护康梁变法主张,积极参加了谭嗣同等人组织的南学会等维新改良活动。变法失败后,杨昌济怀着用“世界之知识”以“指导社会”的理想赴日、英、德留学考察近十年,[1]归国后应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