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日利亚英语文学在西方：解读范式与研究热点

1960年尼日利亚宣布独立,西方尼日利亚英语文学研究也由此拉开序幕。半个多世纪以来,以英美国两国为主的西方学者在研究尼日利亚三代英语作家作品之时,因政治视角和历史时期不同而表露出明显的阶段性批评话语特征,在批评方法和主题探讨上则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向度变化。西方的尼日利亚英语文学研究主要经历了文化体验式解读、民族性多元探讨和历史问题审视这三个阶段,同时西方学者在解构其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正试图构建出一种更具混杂性的后殖民批评话语。了解西方尼日利亚英语文学研究的解读范式,是我国学者开展相关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是以中国立场构建中国话语、实践与非洲文学平等对话交流的重要参照。

中国学者文学英译的困顿与出路

一百多年来,中国学者在向外译介中国文学、传播中国文化的崎岖道路上不断攀爬探索,虽挫败连连,但却越挫越勇,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学者的文学英译有其自身的文化与美学价值,有着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所不能比拟的作用和意义。与霍克斯的译本相比,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的《红楼梦》在英语世界遭受冷遇,并不是因为杨译本质量不佳,而是因为其采用的以忠实文本为圭臬的翻译策略在当时来说有些超前,而现在则已经具备了接受这样翻译的国际语境;老舍将其小说《离婚》的英译者伊文·金告上法庭,并收回版权自行翻译,只因其译者在发挥其译者主体性时失去了底线,歪曲了中国文学;麦家的长篇小说《解密》在英语世界的成功提醒中国的英语学者,重视和讲求文本迻译策略的同时,还要强调译本的宣传推介等市场营销工作。及时总结中国学者文学外译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文学文化走向世界并融入其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好的作家遇上好的翻译家,那是难得的艳遇——朱振武教授访谈录

访谈中,朱振武教授首先回顾了自己的英语学习之路,提出学习英语要深入到目标语的文学文化中去,强调把自己的本民族语言文学文化学好是必不可少的,也是译者应该具备的最重要素养。在翻译认知、选择和标准上,朱教授认为,建立文化自信,构建话语体系是翻译界应该重视的一个问题。他特别倡导在翻译过程中既不要歧视地翻译,也不要仰视地翻译,更不要奴译。他还主张,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世界文学的概念,重视非主流文学。结合自己丰富的翻译实践和创作实践,朱教授阐述道,翻译和写作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要知道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都是为了繁荣中国的文学文化,要认识到文学翻译一如文学创作,是真正的艺术,好的作家遇上好的翻译家那是难得的艳遇,因此要重视翻译家的再创作。在访谈的最后,朱教授结合自己的经历,认为有志于从事翻译工作的青年学子应该树立正确的翻译理念,为中国文学文化繁荣发展和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作贡献。

中国学者文学英译的困顿与出路

中国文学英译已走过150多年的历程,中国几代外语学者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但效果远不如人意。究其原因,首先是中国译者对目标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不够了解,因而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不够灵活;其次是个别外国译者为迎合目标语读者的喜好而随意改译原著,扭曲了中国文学,不利于其原汁原味地走出去。

西人英译中国典籍的价值取向与中国形象的异域变迁

作为欧洲文艺复兴以来逐渐形成的区分“优劣”的固化观念,“文明等级论”伴随着西方的殖民扩张以及各学科的发展渗透到世界各地。在这一背景下,早期的传教士和后来的几代汉学家所做的中国文化典籍的译介在对中国文化传播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又有着怎样有别于中华文化的价值取向,其译介行为对西人眼中的中国形象造成了哪些影响,都需要仔细甄别与辨析。在新时期语境下,深度探究处在集体无意识之中的西人英译,考察其英译中国文化典籍的目的动机、文本选择、翻译策略、文化误读及其背后的心理流变等问题,考察其问题的成因以及这些问题造成的影响,就显得十分必要。

同史不同译,个中藏玄机——《史记》英译的策略异同比勘和文化立场审视

在多个《史记》外译本中,美国的华译本和倪译本两个英译本是不同社会语境下的典型案例,分别以普通读者和专业人士为读者对象,因此其迻译策略和所取得的社会功能及接受效果也明显不同。文化经典要想在异国他乡得到接受认可并落地开花,忠实的迻译必不可少,中外合作也是迫切需求,但一定要弄清目标读者和目标语的社会语境及其阅读市场,分清大众化翻译和学术化翻译,正确理解不同时期不同译本的翻译发生及其动机和目的,弄清其工作主旨和工作重心,走出单一的对与错的评判误区,理性对待译介中的舛误和瑕疵,根据具体文本和具体目的在归化与异化间寻求有机平衡。这是《史记》两个经典英译本给我们文化走出去带来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