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东文观与中国日语教育——从绍兴中西学堂到南洋公学特班

在蔡元培由封建官僚向革命派转变的过程中,日语学习和日译西籍的阅读对其了解西学新知和革命思想的形成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他对“和文汉读法”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日语学习方法的探索甚至早于梁启超。在完成了由日语学徒向教育管理者的转变后,将这种日语“速成”教学法乃至自己的东文观服从和服务于近代大学的功能定位及国家的政治战略,因材施教、因时而教,对今天的日语教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双重性格与“亚洲主义”——以大正时期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一方面带有主张开国、追随西方的色彩,另一方面又带有主张攘夷、对抗西方的倾向。两种性格既矛盾又统一,能够在“作为反普遍之特殊的欧化民族主义”与“作为反特殊之特殊的国粹民族主义”这一对立模式中得到集中的体现。这说明它不仅仅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更是一种“反普遍与反特殊”“反封建与反西方”并行发展、缠绕交错的复杂集合体。在大正时期,这两种性格又进一步向“民本主义之民族主义”与“超国家主义之民族主义”的形态发生了蜕变,并带着向“亚洲”延伸、扩张的欲求与冲动与“亚洲主义”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从而扩展出了“民本主义之亚洲主义”与“超国家主义之亚洲主义”。但无论是哪一种类型都没有否认日本的特殊性与优越性,都带有将日本一国利益等同于亚洲整体利益,主张“日本=亚洲”的消极色彩。

甲午战争以前日本的对华协调政策——以1876—1894年的朝鲜问题为例

1876年以后日本政府在新的东亚变局下开始摸索对华外交路线的转变,特别是以1882年朝鲜的“壬午兵变”为契机,多种政策构想逐渐向“对清协调”的路线统一。而这一变化又在此后与清政府代表李鸿章等人的协商交涉之中,在甲申政变、天津条约、朝俄密约、巨文岛事件等一系列时局背景的影响下得到发展,最终以联清拒俄、承认清廷主导朝鲜事务、默认清军扩大对朝支配的方式具体表现出来。但由于该路线有其背后阴谋,本身是为其对外扩张服务的工具,再加上当时中日之间的根本矛盾难以调和,结果使其政策在1894年前后迎来了重大变动并进一步引发了甲午战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亚洲主义”意识形态的政策化

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并非一定以对抗欧美为根本目的,因而它与所谓的“协调主义”路线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这意味着“亚洲主义”意识形态的政策化存在着可能性。尤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它自下而上,由日本陆海军、外务省等各分支机构到最高首脑决策,经历了一个逐渐向外交国策渗透发展并最终讨论成型的复杂过程。可以说1933年斋藤内阁“五相会议”所制定的《外交方针》正是其政策化的典型表现。该方针将“协调主义”作为辅助手段,明确宣布今后日本的国策在于“实现帝国指导下日、满、华的提携共助”。这意味着“不放弃协调主义的亚洲主义政策”在当时已告形成。

学习日语过程中的思维变化和语言行为——以中国学习者为例

对上海师范大学日语专业学生和非日语专业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旨在了解中国学生学习日语过程中的外语思维变化和语言行为表现能力。通过调查分析,发现了中国学生学习日语过程中外语思维的变化、语言行为表现能力与学习外语的时间和语言环境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要掌握一门地道的外语,除了解所学国家的文化、风俗习惯等之外,用所学国家的语言方式习惯性思维等也非常重要。

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以幸德秋水的精英主义思想为线索

幸德秋水是从富有儒学涵养的自由民权左派人士成长为社会主义者的,故其左翼思想在早期阶段带有浓厚的议会政策主义与精英主义特质,不仅过于强调"仁人志士"等少数社会精英的历史作用,而且超然于人民群众之上,丢失了真正的革命主体。正是在此影响下,幸德的社会主义呈现出了"既反对资产阶级专政又拒绝无产阶级专政"的倾向,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主张作为社会主义的"正统信仰"而不断遭遇了挫折。在绝望彷徨之际他未能找到正确的斗争道路,转而走向了彻底否定议会、否定政府、否定一切权威的极端思想。但是这种"新变化"看似与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一致,实则相去甚远,且由于终究未能摆脱"仁人志士之精英主义"的根本影响而难以避免受挫的命运。

当代在日华人女性作家书写中的符号身份与性别叙事

当代在日华人书写充分彰显了超越以传统共同体为本位的多元文明共生性发展及其中国性主体的叙事特征,其离散/差异/共存等叙述亦可以视作文学共情视域下的他者文学表象。而华人女性作家的独特位置以及意义在于,女性书写中将国家民族等这样宏大叙事拉回到吃饭、穿衣、恋爱、婚丧嫁娶的琐屑生活叙事中,从而赋予宏大主题以超越历史的厚实感。本文以华人女性作家黑孩(1963—)与温又柔(1983—)等为考察对象,目的是关注其同一于在日/女性/作家三重身份下不同的个体经验及叙事特点,从而揭示在日华人作家立体分层的主体构建样态及意义,特别是对自己生活所在地的情感与身份文化认同中反复呈现的中国/内地想象,进而探讨其民族认同的独特性。

日本大正末期的“亚洲主义”浪潮与中国的回应——兼论孙中山的思想与中国民族主义

日本的"亚洲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曾遭遇挫折并进入了低潮期。但此后不久,由于中国排日浪潮的结束、美国"排日移民法案"的实施,它在1923—1924年前后又重新呈现出了复苏的迹象。对此,当时中方各界曾进行过不少回应与批判。尤其从孙中山的思想理论来看,他所主张的"亚洲主义"并非是对日方主张的共鸣,反而是在倾诉着绝望与不满,是一种"作为抵抗与言论的亚洲主义"。而且,这种"亚洲主义"思想与当时中国的民族主义关系极为密切,可以说是由其延伸而来的,追求亚洲"被压迫民族"团结一致,救亡图存的"亚洲主义",故在抵抗侵略的问题上有着不容小觑的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

人到中年,学在中天——就十卷本《王向远著作集》出版发行采访王向远教授

做学问本身就是一种修行,需要培养长年累月甘坐冷板凳的耐力,需要将学术本身作为目的,需要有一点"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需要有一点不追名逐利的脱俗与清高,需要有一点以苦为乐的痴心与执着,否则坚持不了很久。

特殊个体的原理价值及其局限性——论泽柳政太郎的亚洲主义思想

一战以后,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者在面对中国汹涌澎湃的反日浪潮时内心是极度失落的,以致于在此后开始对其思想理论展开重大调整。虽然其主流在于将国家改造运动与亚洲主义捆绑起来,但其中亦不乏别样的论调。而正是这些论调,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殊原理性。尤其是泽柳政太郎,曾脱逸出以往“东方vs西方”的思维范式而将亚洲主义定义为足以与欧美并存共生的跨国境、超民族理念,以便将其作为通往世界主义的桥梁与当时盛行的“国联构想”进行融合。然而从其理论中所包含的日本盟主论等色彩来看,泽柳亦终究无法克服历史的局限性、无法跨越出扩张主义意识形态的范畴,未能将发展亚洲、世界大同作为目的,其本质仍停留在鼓吹日本利益优先的“亚洲门罗主义”层次而应予以批判。

从历史视角看竹内好的“文学思想”及其“抵抗”原理

日本文学家、思想家竹内好的在华经历与“日本经历”,对其“文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些经历彻底颠覆了其以往的“文学”理解,使其发现了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并进而促使其“文学思想”与文学实践展现出了既反政治又反文学、既反西方之近代又反东方之前近代的特质。正因如此,作为其核心价值的“抵抗”具备了双重否定性,带着“无敌属性”,追求着一种永不放弃、不惧困苦的精神与态度。然而,竹内的思想也曾在历史上受到过东西文明融合论、右翼的反官僚主张、近代超克论等言论学说的深刻影响,故对其携带的思想缺陷与时代局限性也应倍加留意、引以为戒。

吉田松阴的幕府观与伦理困境——兼论松阴非“倒幕论者”

德川时代日本的长州藩士、阳明学者吉田松阴始终持“敬而不尊”的幕府观,他以天皇为日本的最高统治者,但同时承认幕府在军事上对各藩国的统帅地位。吉田松阴对幕府有着攘夷的现实诉求,当幕府无心攘夷时,松阴就陷入了一种伦理困境之中:幕府对自身所属的长州藩有着长久以来的恩情,即便幕府有违天皇的攘夷旨意,身为藩士的松阴也无法转身倒幕,只能履行死谏的责任。即便幕府两次违敕,松阴也始终对此报以高度克制,其生前种种言行都为矫幕、谏幕而发,不以打倒幕府为最终目的。

藤泽东畡“尊孔非孟”的逻辑理路与真实意图

藤泽东畡尊孔非孟,他对孔子的推崇主要分“孔子不二其君”“孔子欲使四海一其君”“孔子欲使万古不二其君”三个层级依次展开,并以孔子之志为“人伦之至”;东畡对孟子的批判集中在“孟子不尊王”一点上,他以孟子为“乱伦之魁”,声称孟子劝王为后世篡弑者提供了理论依据。东畡认为日本的国家政治特性与孔子追求的“万古不二其君”相符,并用孔子之志的至尚来证明日本的国家政治特性的“至美”。东畡之所以尊孔非孟,不仅是想抬高日本贬低中国、树立“日本优越型”地位观,同时还想证明日本儒学优于中国儒学,以此扭转两国儒学界的师从秩序。

当代日本华人作家的中国城市书写与身份认同

进入新世纪以来,华人作家相继获得日本主流文学奖项,这意味着当代日本华人文学的真正崛起。其中,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书写对象,不仅是构成作家作品中文学事件发生的场景,也是海外读者阅读中国文化/华人故事时的重要审美对象。文章从历时与共时的角度追溯新世纪前后30年的日华文学史,选取多位代际不同的华人作家及作品,考察其中国城市的书写方式、城市意象的呈现形态。特别是探讨城市书写中的中国认同的普遍性与独特性。如此细致探讨文学文本的空间形式与身份认同的关系在相关领域当中少有人尝试,能够为世界华人文学研究开辟新的考察路径与理论视域。

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双重性格与“亚洲主义”

长期以来,日本社会有不少人在鼓吹建立一个“正常国家”,并为此试图甩掉历史的“包袱”,对近代那一段极不光彩的事实予以否认。尤其对于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与“亚洲主义”,他们大肆宣扬其“积极意义”,试图掩盖其侵略膨胀的性质。然而正是这两个思想,曾作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与理论基础,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无法忘却的痛苦与灾难。

身体的改写与重置——论金原瞳小说里的后现代伦理表达

金原瞳是日本新生代作家中相当“多产”的一位。她擅长采用多视角及多线叙事,通过刻画略显偏执、间歇性精神错乱的女主人公形象,呈现出了一个充满矛盾与不确定性的后现代伦理世界。后现代伦理基于身体,寻求的是多维时空中生命经验的解辖域、去层化。金原瞳小说里反复出现的,对身体进行技术改造(舌洞)、对“情欲”、“母性”等身体经验进行改写与重置的书写,包蕴着深层的后现代伦理拷问,并由此形成一股难以抗拒的文学张力。近作《一无所有》作为一部典型的震灾后文学作品,将伦理身体介入灾害叙事,从而完成了一场性别化的、对“3·11”震灾记忆的镜像反观,呈现出此前作品不曾有的聚焦现世冲突的伦理关怀,是对如何从伦理层面观照灾害书写问题的有力揭橥。

江户儒者"王霸之辨"诠释中的"位""道"之争

江户儒者在诠释“王霸之辨”时特别关注王与霸在性质上到底是指“位”而言还是指“道”而言这一问题。伊藤仁斋解读王霸时没有明确区分“位”“道”,招致了后学的批判。荻生徂徕以“道”论孟子的王霸,太宰春台以“位”论孔子的王霸。薮孤山用区分字音和字义的方式,将“‘位’层面的王霸”和“‘道’层面的王霸”分开论述。冢田大峯结合历史背景,将王霸细分为“春秋时代指‘位’而言的王霸”和“战国时代指‘道’而言的王霸”。

近代中国文壇に映された漱石の遠景

夏目漱石的作品最早被翻译到近代中国的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小品文,即《永日小品》中的《挂幅》《克莱喀先生》《猫之墓》《火鉢》及《萝十夜》中《第七夜》;第二类是《我辈是猫》《哥儿》《草枕》《三四郎》等集社会批判意识与写生文之俳味于一体的小说;第三类便是文学理论题材的《文学评论》。《三四郎》以降的心理小说在近代中国文坛偶尔也会被提及但均未有译本出现。关于漱石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动态,日本学者一户務曾在《映现于中国的漱石片影》(1936年)一文中论及謝六逸、章克標、崔万秋之间翻译技巧的孰优孰劣,至于译者们在翻译的同时又是如何对漱石文学进行介绍的却并未详述。对于漱石文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除了鲁迅与周作人之外,謝六逸、章克標、崔万秋等人的努力也是功不可没的。此外即使一般极少会与漱石文学同时被提起的創造社同人(郭末若·郁達夫·成倣吾)与漱石的《文学评论》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