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本阅读推广的实践与思考——以上海师范大学“大带小”团队为例

儿童阅读的重要性和意义不言自明,近年来绘本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文章以上海师范大学"大带小"团队为例,介绍并分析了团队成立的原因、绘本推广的理念、具体的推广方法、活动中碰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获得的社会效果等,总结了儿童阅读推广"大带小"模式的实施条件,为我国儿童绘本的阅读推广工作提供借鉴。

高校学生党员志愿服务机制及效果评价探究——基于上海师范大学学生党支部志愿服务工作实例

在2018年9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学生党员参与志愿服务是践行实践育人的重要途径。探究大学生党员志愿服务机制与效果评价,有利于促进学生党员志愿服务的良性发展,提升大学生党员的综合素质,有的放矢地提升大学生党员志愿服务质量,亦能以“由下至上”的角度对优化学生党组织设置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素材与思路。本文通过调查、访谈了解大学生党支部志愿服务机制运行情况与存在问题,抓住活动实际效果评价这一主要着力点展开分析;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需求层次,进一步探索完善大学生党员志愿服务机制;以联动团学组织志愿服务工作为主要抓手,调研党支部志愿服务工作细则制定与执行情况,对进一步规范志愿服务机制、载体建设、工作运行、品牌化构建提出可行性建议。

河北红色文学融入大学生人文素养培育路径研究

河北红色文学是新时代大学生人文素养培育的重要资源,将其融入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有助于坚定他们的政治信仰、健全他们的人格、规范他们的行为。新时代,高校应立足课堂教学,将河北红色文学融入到思政课、专业课、通识课等课程中,实现多课程育人;融入到“双创”、科研等实践教学中,发挥好课内外的协同育人作用;融入到大学生党建活动中,强化党建育人效果;融入到校园红色文化建设中,营造文化育人氛围。

怀特教授伦敦史研究的学术轨迹——在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的访谈实录

杰里·怀特教授回顾了他从事伦敦史研究的学术道路,从最初作为伦敦自治市的住房部工作人员关注市政住房、初涉伦敦住房史的学术写作,后研究整个20世纪伦敦史。在退休后,转为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的全职教授,专心从事伦敦史的写作。先后著有《19世纪的伦敦》《18世纪的伦敦》等著作,运用以专题为篇章的叙述模式,全方位地展示了伦敦近现代发展的历程。另外,还有几部专题性著作,如《齐柏林飞船之夜》、关于债务人监狱的《悲惨的大厦》,也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怀特教授是一位非学院式学者,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家拉斐尔·塞缪尔的指导下走上学术道路。本文是第一作者于2016年8月30日在伦敦大学杰里·怀特教授办公室进行学术访谈的实录。

台港澳及海外华人的比较文学及其诗学传统

台港澳及海外华人的比较文学在我国比较文学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建构严谨完整的比较文学史,梳理与考察对应的四种比较文学及其诗学传统,需要把中国内地作为比较的基点,聚焦台港澳地区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代表性研究成果及研究特点;同时,还要把海外华人的比较文学作为第二个比较的基点,围绕中西比较诗学理论体系、中国抒情传统的开创和研究,以及跨学科视野下的中国文学研究三个层面,梳理海外华人比较文学的成就及特色。在厘清以上两方面脉络的基础上,重点辨析台港澳及海外华人比较文学的诗学传统,尤其是“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文学比较之于比较文学”“中国抒情传统之于跨文化研究”等重要议题对于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的方法论意义。

文助江山:论苏轼对宋朝各地的文学塑造

关于文学与地理的关系,中国传统的权威理论是“江山之助”。但从中唐到清末,也存在“人助江山”“文助江山”之说,宋人对文学塑造地域的重要作用有更自觉的认识,苏轼的作品就是“文助江山”说的典型例证。他形塑、创造了宋代的许多地方,描绘地理特征,建构地方形象,造就观念空间,投射心理结构,捍卫多元化和包容性,体现出宋朝历史过程的空间维度以及历史在空间中的嵌入方式,宋朝山川藉此永存。透过苏轼的地理感知和地理表达,读者看到一个空间化、在地化、去中心化的宋朝。江山助文,文亦助江山,帮助促成地理的人文化。文学创作是一种表达感知、塑造形象、留存记忆、建构意义的超越性行动,比地理的生命更长久,纵使陵谷变迁,文学也能通过记忆和想象令江山不朽,并创造新的胜迹。“文助江山”说揭示出中国古代文学的别样特色和成就。

崇高:1949年《人民文学》的“身体”阐释

文学作品中“身体”的形态特质可反映一定的时代特征。在强调主流意识形态规训的1949年,《人民文学》文本中的“身体”呈现出崇高的形态特征,即作为“身体”塑造一般原则的正面人物“身体”是美丽而年轻的,是崇高产生的基础;“暴力辩证法”破坏个人的“身体”,生成人的崇高感;政治抒情诗中“国家”的“政治身体”被赋予崇高的特质;群众的“身体”在崇高的感召之下呈现的从“翻身”到“翻心”的变化等,皆有着可待发掘的可能意义。

瞿秋白与上海大学

瞿秋白在上海大学期间的经历是他人生中的重要一页,是从文弱书生向中共领袖转变的一个中间阶段。瞿秋白在上海大学历任学务长、社会学系主任、行政委员会委员。他为上海大学制定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办学方案。在瞿秋白主持下,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实际开设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私有财产及国家起源、通俗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课程。除了讲课之外,瞿秋白还多次在上海大学进行报告与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还多次在学生刊物上发表文章,尽心尽责进行课后辅导,以弥补课堂教育、讲座报告的不足。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瞿秋白的党组织关系就在上海大学的党小组(支部)内,他指导学生群团活动,组织学生投入革命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培养青年干部。这些革命活动引起了帝国主义势力的恐慌与破坏。在上海大学期间,瞿秋白的性格、才能、学识以及俄语翻译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在上海大学的教学实践是他尝试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历史与社会的一部分,而且是比较成功的。

“中国非洲文学学与世界文学批评”笔谈

“非洲与非裔文学研究”专题(主持人:王卓)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发生了明显的范式转移。一方面,世界文明互鉴成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者的宏大文化视野。研究对象不再囿于英美文学,而是渐次拓展到爱尔兰文学、澳大利亚文学、印度文学、东南亚文学、非洲文学和加勒比文学等。世界文明互鉴的巨大张力将文学研究者的目光从舞台中央的英美文学挪开,转向其他国度和民族的文学传统和文学作品,以比较视野,从文学的角度为“文明的力量”提供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例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非洲文学研究在我国异军突起,世界非裔文学被学界重新审视,并焕发出璀璨的光芒。另一方面,以非洲文学和非裔文学研究为代表的中国外国文学学者,致力于探索具有中国视角的批评路径,打造具有中国立场的批评话语,摆脱了西方20世纪末形成的基于多元文化主义和差异政治的族裔文学批评方法的窠臼,形成了中国学者的创新性理论和实践。例如,朱振武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期刊发表系列文章,提出“三大流散理论”“非洲性理论”,建构了以“文化共同体”为中心的“中国非洲文学学”理论。而对于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非裔文学,包括本人在内的众多学者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跨学科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了世界非裔文学的美学特色、历史意义和现实维度。

论上海十七年革命战争题材文学的艺术特色——以吴强、峻青、茹志娟为例

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发出了创作反映革命战争生活作品的号召,形成了 50 年代革命战争文学兴盛的态势。吴强的《红日》以恢宏紧凑的史诗性结构、有张有弛的叙事节奏、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被誉为“革命的战歌、英雄的颂歌”。峻青的短篇小说以单纯集中的情节结构、生动感人的英雄形象、写实中融入了浪漫色彩,呈现出悲壮的审美风格。茹志娟小说的以小见大的艺术构思、平凡崇高的群众形象、柔美真挚的浓郁诗情,构成了清新俊逸的风格。革命战争文学成为上海“十七年”主要的文学成就之一。

“《新解读--重思1942-1965年的文学、思想、历史》讨论会”专辑参会者

薛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我们今天请大家线上开个会,讨论一下新出版的“新解读丛书”中的《新解读——重思1942—1965年的文学、思想、历史》(以下简称《新解读》)。这是“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十多年来研究成果的一个大汇展。

“《新解读——重思1942—1965年的文学、思想、历史》讨论会”专辑主持人语

“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以下简称“读书会”)的研究聚焦于20世纪40—60年代的文学与历史,有了不少成果,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教学也产生了影响。大概是在2020年,我对“读书会”的何浩谈及能不能出版一套书,系统整理“读书会”对20世纪40—60年代一般被称为“红色经典”的作品的解读。我还提及了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香港出版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再解读》”)①,这书影响力很大,在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对同一个时间段的文艺作品有了学理的分析。但很显然,经过近三十年,人们的观念、方法有了很大变化,我希望能出版比对《再解读》那样的书。何浩和他的“读书会”朋友们商量讨论的结果是出版包含《新解读——重思1942—1965年的文学、思想、历史》在内的“新解读丛书”。“新解读”这个名字是贺照田发明的,但照田有点担心它和《再解读》对话性太强。而我非常欣赏,它简明扼要,有助于激活学术历史。

地方本科院校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育人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对于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学修养提升以及传统文化传承都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教学组织实施中可通过完善课程内容体系、组织实施示范课程、依托传统文化实施课程拓展、融合人文情怀、加强评估管理实现《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模式的全面改革,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有机融合。

以“延安文艺”为方法打开中国现代文学经验

最近十多年来,伴随着“把革命带回来”1逐渐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学术思潮,如何“向‘新革命史’转型”2开始成为各学科重要的拓展方向之一。作为与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有着密切关系的知识领域,3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展开的有关革命-社会主义文学的“再解读”4潮流出现得更早,这其中,关于延安文学/文艺的研究探索尤为活跃,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思路,大致可以概括为:努力突破立足于沿海城市-出版传媒-文化工业而产生的“现代文学”分析框架,重新评估以偏僻贫穷的内陆乡村为场域而展开的“生活与艺术同一”的延安文艺实践经验的激进性,将其视为“一场含有深刻现代意义的文化革命”;5在特定的抗战“政治一文化”框架中讨论延安文学特殊的表达方式和意义生产机制,分析“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写作方式的‘集体创作'”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地形图”的“改写”;6引入“社会史视野”,尝试在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彼此纠缠的特定历史格局中,去理解延安文艺所形成的“新的写作作风”、7所打开的面向群众的“情感实践”8以及主体不断再造的“感知结构”;9在深化对赵树理、丁玲、艾青和孙犁等经典作家作品研究的同时,越出单一的“文学”范畴,着重挖掘说书、秧歌剧、新歌剧、朗诵诗、大合唱和木刻版画等延安时期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样式所内蕴的独特历史意涵。

中国非洲文学学的构建理路——朱振武教授访谈录

朱振武是上海市二级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国家重点学科负责人,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世界文学多样性与文明互鉴”创新团队负责人,社会兼职有(中国)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小说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等多种,是国家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史”和国家重点项目“当代汉学家中国文学英译的策略与问题”首席专家。本次访谈,他分享了多年来从事中外文学研究的治学心得,详细介绍了“中国非洲文学学”的掘进路径、理论内核、深层内涵及其批评实践。“中国非洲文学学”的成功建构是对此前学界一定程度上存在的过度西化、话语缺失等问题的有力反拨,标志着中国非洲文学研究新的转向,是中国非洲文学研究与全球非洲文学研究的成功接轨。

中国百年学术缩影:百年敦煌文学研究及其反思

自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以来,已有120余年的历史。敦煌文学百余年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百年学术的兴衰,成为中国百年学术的缩影。敦煌文学的每次飞跃性发展,几乎都离不开敦煌文学文体研究的推动。从1909年蒋斧《沙州文录》到1929年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再到1987年周绍良《敦煌文学刍议》,从早期敦煌佛曲到敦煌变文再到讲唱文学,“敦煌文学”的概念不断得到发展和确立,从模糊到逐步清晰。在百余年发展中,敦煌文学研究中的争议与分歧,有些逐步达成共识。而走出“就敦煌而说敦煌”的狭小天地,用开放的眼光开展多学科合作等学术理念,也逐步成为当下敦煌学界的共识。

论新世纪上海中青年女作家的空间书写

文学主题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以城市为代表的文化形态是新世纪上海中青年女作家的重要表现内容。新世纪上海中青年女作家将她们的生命体验融入对都市的理解,为上海文学注入了新的力量。她们以多重视角拓展城市地理空间,以现实关怀聚焦城市发展变迁,以日常精神构建城市审美体验。新世纪上海中青年女作家通过对浦东新区、上海周边县镇、工人新村、老旧社区等的书写建构出真实且立体的城市空间,突破了“怀旧上海”和“欲望都市”的城市书写模式,立足社会现实,考察个体生存境遇,展望城市的未来和出路。她们关注日常生活场景再现细微真实的城市生活经验,使新世纪上海景观的独特风貌得以呈现,丰富了文学中的上海形象。

我国比较文学概论著述中的“不正确理解”等现象疏解

本文对新时期以来比较文学概论类著述中三种常见问题择要加以疏解,其中,“不正确理解”和“不充分理解”主要涉及该学科的一些重要知识点,而“学科方法论根基不稳”则事关该学科能否成立的逻辑依据。对于前二者,本文基于事实予以辩正;对于后者,本文认为处理好学科之本体论与方法论、方法与方法论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就能找到基础牢靠并更加具有说服力的学理依据。

中古以来上海城内水系详考——兼论江南水乡背景下的城市微观肌理及基层行政空间之生成

基于江南水乡地区聚落—城镇的形态发生学分析,借助本地特有的近代早期大比例尺实测地图,并通过对相关特定文献的精查辑考,对明中叶筑城前后的上海城市水系提出了较高分辨率的复原方案,进而对当时发生的城市景观升级与城市微观肌理演替做了若干定性检证;同时,还上溯考察了城内水系与保、图等基层行政组织的空间关联与早期历史渊源。试图说明,建立在江南水乡城镇历史形态学认知之上,以形态发生的视角针对性地甄别利用某些特定史料,详细描绘支浜与小河道的近代大比例尺地图,并综合分析传统景观留存较好的近现代局地典型样本,当为最大限度复原城市历史水系之最佳取径。

孤岛时期的上海公共租界与日本的图谋——关于中立问题及警察权、司法权的争夺

上海的公共租界在全面抗战爆发并陷入“孤岛”状态后仍与日方展开了周旋。在最初一段时间,双方围绕全上海中立化提案、浦东与南市中立化提案、日军舰艇移动与租界上空禁飞等问题进行过交涉,但原本“租界主动、日方应对”的形势却在此后被“日方主动、租界应对”所取代。尤其是1937年11月—1939年2月,日方曾利用租界内各种抗日事件为借口向工部局施压以谋求租界的警察权,并取得了一定收获。进而又自1939年4月起勾结伪政权一道向司法权发起挑战。他们虽然采取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的手法试图控制租界的特区法院,但终究由于当局的抵抗以及日方内部的矛盾而未能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