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劳动幸福研究离不开辩证思维——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高惠珠教授访谈

高惠珠教授认为:围绕关键词"劳动幸福"展开的四届"劳动论坛"研讨,四年来在哲学本体论、价值论和心理学研究领域已取得重要进步。正如有学者所谈"劳动幸福"是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核心,因此,深化劳动幸福研究成为当务之急。这一深化可从"更接地气"和"理论升华"两个方向进行。就现实的劳动幸福而言,这些辩证关系主要体现在八大方面:一是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之辩证关系;二是劳动幸福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之辩证关系;三是劳动幸福的质与劳动幸福的量之辩证关系。四是劳动幸福的过程性与结果性之辩证关系;五是个人劳动幸福与社会劳动幸福之辩证关系;六是部分地区或领域实现劳动幸福,与全社会实现劳动幸福之辩证关系;七是创造性劳动幸福和重复性劳动幸福之辩证关系;八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一国实现劳动幸福与全球实现劳动幸福之辩证关系。正确处理这八个方面的辩证关系,将涉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理论升华而言。高惠珠教授认为:四年来,经过来自全国各地学者对劳动及劳动幸福问题的研讨。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质上就是探讨如何在全世界实现劳动幸福的理论。《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干什么?就是为实现劳动幸福而斗争!以马克思的观点,共产主义实现的就是"自由人联合体"内的劳动幸福。而自由劳动,就是达到高水平劳动幸福的劳动,尽管自由劳动的实现是个从低水平自由到高水平自由的发展过程。从奴役劳动,谋生劳动到自由劳动,在这一劳动发展史中,人类解放之路标得到昭示。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的秘密,深藏于人类劳动幸福的发展史中。故此,我们可以说,以实现劳动幸福为目标,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价值取向。是其超越一切旧历史理论的核心之处。马克思在论及人的生产劳动时,认为人是按"美的规律"来进行的。这就是说,不仅劳动产品要符合人关于美的需要,而且也应包括了生产过程及生产后的环境也要符合"美的规律",那么,食品安全,环境保护以及符合全过程绿色生产的要求,符合人类社会及其自然环境可持续发展要求,都成为题中之义。这样才是劳动幸福的内含之意。这说明劳动幸福论可演绎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

从国家社科基金看法学知识生产格局的变迁(1995-201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法学项目是法学知识生产的主途径之一。通过对1995-2004、2005-2014两个十年间国家社科基金法学立项数据的对比分析,可以呈现当代中国法学知识生产格局的变迁,分析法学学科在人文社科话语生产领域中的地位变迁,进而探寻这种变迁的社会动因,展示这种格局形成背后的社会需求与知识生产间的互动关系,反映一定时期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与整合。研究发现,二十年来,国家资源的分配更加均衡,法学研究机构间竞争更加激烈,但法学重点学科与研究热点始终与国家需求紧密相关。法学知识生产与社会需求互相建构。

国际商事仲裁内部选择性上诉制度探析

仲裁的优势之一是它的一裁终局性,但随着国际交易规模和金额的日益扩大,许多境外仲裁机构由此衍生出内部选择性上诉制度,深圳国际仲裁院借鉴知名境外仲裁机构引进此制度。但其中的许多规定与我国仲裁法以及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存在冲突,并且可能导致当事人滥诉以及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还存在问题。上述限制了复裁在我国的适用范围,在现行制度下,只能采取措施避免复裁制度与《仲裁法》的诸多规定相冲突。但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我国的《仲裁法》有必要作出调整,采取在部分地区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区进行试点以及制定符合仲裁制度特点的监督机制的方式来完善仲裁制度的发展。

《论犹太人问题》的三维解读视角及其逻辑关系

社会历史维度、宗教批判维度和共产主义理想维度是理解《论犹太人问题》的三个重要视角,并且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解范式。其中,社会历史维度是理解马克思与鲍威尔争论的基础与边界、宗教批判维度是一条明显的线索桥梁、共产主义理想维度则是对前两者的升华,体现出马克思的理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革命属性。同时,共产主义的提出也提示着宗教批判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在这个理解模式中,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如同花蕾、花朵和果实之间的线性否定,也不应完全视为由具体到抽象的单向度的理论终结。犹太人问题的历史性,并不意味着犹太人问题已经成为历史。人类解放尚未完成,马克思对犹太人问题的概括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必须直面犹太人问题的新形式,以新的概念、新的范式,作出有针对性的理论回应,进一步丰富马克思共产主义的伟大构想。

金融危机下的政府责任理论研究——以农民工权益保护为视角

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中国形成了自己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资本与劳动力保护关系模式。发端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危机从反面告诉我们,必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强化政府对市场的监控责任;理顺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强化政府对劳动力价值的保护责任。金融危机冲击了中国的加工制造业,导致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农民工的权益受到损害。从中国的政府责任理论出发,中国政府救市的侧重点不同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不仅要救助企业更要救助农民工,化解金融危机对农民工权益的冲击,保护劳动力价值。

论羁押的合法性及其限制

羁押是对尚未受到刑事有罪判决确定之人所采取的拘禁措施,强烈地干预了被羁押人的人身自由,但另一方面,羁押却是保全被告或证据,有效实现法治国下国家刑罚权的有效且不可或缺的方法。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未决羁押制度作了重大修改,明确规定了适用逮捕措施的具体事由,细化了逮捕的条件。为了保证羁押的正确适用,有必要对羁押的合法性及其限制适用进行探讨,并对修正案中的法定羁押事由作出解释与说明,以防止司法实践中滥用问题,为我国新刑事诉讼法有关未决羁押制度的贯彻与实施提供参考和借镜。

人性与道德的伦理之思

当下中国与世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彰显了人性的道德大美与伟大力量。人性中有道德的善与美,讲道德必须讲人性。道德生活实践召唤我们不能再对活生生的人性避而不见,而应当积极汲取人类的全部伦理智慧,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入探求人性与道德关系的真理。中国传统伦理肯定人有“好利”“好声色”“趋利避害”的自然本性,重视“理寓于欲中”,又强调“导欲于理”。西方伦理思想不论是感性主义还是理性主义,都认为人性有“自爱自保”“趋乐避苦”“利己心”的一面,又有“同情心”“仁爱心”的一面,人性是一切道德情感和行为准则的基础。现代心理科学理论揭示了由人本性所规定的饮食男女的心理欲求,是道德意识和道德原则产生的客观心理基础,人的从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心理需求,是人深刻的内在道德动机和道德动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道德是人们把握世界的一种“实践精神”。人性具有自然本性,又有社会属性,人性通过“需要”和“利益”这两个关键因素对道德具有根本性的决定、影响和驱动作用。道德则通过心理引导和利益调节的方式改善人性。人性决定和制约道德,道德又调节和完善人性。在当前个人与民族利己主义抬头,道德价值观念纷争,人际关系撕裂的背景下,我们应当重建合乎人性的道德理念,大力倡导“善良人性”这个可以成为全社会和全人类唯一达成“叠加共识”的伦理道德,重建良好的道德的秩序,构建中国和世界的生命共同体。

论同情的道德价值

同情是一个基于人性的重要伦理道德范畴。同情的产生有其独特的道德心理机制和生理基础。同情具有重要的道德价值,其表现为:同情是道德建构的主体条件,同情是道德判断的情感基础,同情是正义的道德情感来源,同情是仁爱以及一切美德的驱动力。另外,同情在道德上还具有心灵抚慰的价值。进入新时代,重视同情的道德价值,有益于克服道德独断论,拓展我国伦理学理论研究的视域;有益于克服“道德冷漠”,构建全社会和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道德;有益于培养青少年的同情心和美德,使立德树人入细入微。

“预防性自卫权”评析

传统的国际法对自卫权的定义为：自卫权，又称国家自保权，是指当一国遭受到外来武装攻击时，而采取武力措施的权利。传统国际法将自卫权界定为国家的一项基本的自然权利，认为它是一个国家所依其国际人格所固有的、绝对的，是不需要国际法授权的。正如自然法学派所认为的，国家的基本权利是天赋的，是由于国家的本质而被赋予的，是国家在自然状态下的权利。

宋代监狱疫病防治制度研究

由于环境蔽陋,监狱在古代是极易引发疫病的场所,宋政府为防止监狱疫情的发生与传播进行了缜密的制度设计。本文从史学、中医学的角度分析宋人所认为的“疫”的概念,把握其特质,并以此为基础对宋代监狱疫病防治制度进行考察,再现其制度及实施情况,探索宋代监狱防疫制度失效的原因,在对薛梅卿与马德诺分析模型进行参考的基础上,指出这种失效现象乃是宋朝统治制度难以消除的顽疾。

打造内外互通的数字身份基础设施

当前,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日常生活中,移动支付、网约车、线上出行等数字技术与数字应用已较为普及。数字中国初具雏形。在全民畅享数字生活的同时,人们发现,部分外籍来华人员不仅无法体验数字化带来的便捷,甚至在基本生活中遭遇了一定的困境。这不仅与国家数字化转型的初衷相悖,也无助于实现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现代化大都市的目标。在此背景下,如何真正做到“内外相融”,让外籍来华人员同等享受到数字社会的便利,已成为全球化大都市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服务高质量发展驱待解决的“痛点”。

利用个人信息自动化决策的知情同意规则及保障——以个性化广告为视角解读《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规定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规定的基本内容,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利用个人信息自动化决策中应当遵守的特殊规则,其目的在于针对自动化决策的特殊性,确定个人享有的知情同意权的特点,以及个人信息处理者保障个人知情同意权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自动化决策利用个人信息与一般的个人信息处理不同,具有自己的特点,需要制定在自动化决策中保护好个人知情同意权的特殊规则。个人信息处理者负有特别的法定义务,个人信息处理者在自动化决策中违反其法定义务,侵害了个人信息权益,受到侵害的自然人享有人格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可以选择法律规定的方法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权益。通过个性化广告的典型案例,能够更清楚地理解和掌握第24条规定的知情同意规则,以及民事责任对保障个人知情同意权的重要作用。

关注网络民主

网络逐渐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广泛性的大众交流和社会联系媒介，在网络环境中兴起的网络民主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古代希腊文明"突破"中的特殊地理因素

本文是对古代希腊文明"突破"中的特殊地理因素加以考察,或者说是对地理因素在古代希腊"突破"中的特殊作用即意义加以考察.全文包括以下六个部分:一、古代文明普遍必然的自然地理环境;二、与其他早期文明相比,古代希腊地理环境的两个深刻或根本变化;三、迁徙或移民对希腊社会的深刻影响;四、城邦小国、人口寡民,利于制度变革;五、地域狭小、岛屿众多,导致多元格局;六、交汇地理位置的优越性.结论:如果希腊像其他古老文明一样具备大河流域和广幅平原,如果希腊不位于大海边上,如果希腊有足够的生存空间而不导致迁徙或移民,如果希腊不是小国寡民的生存环境,如果希腊不存在分散、分裂即多元的环境特征,特别是如果希腊没有位于文明辐射的交汇点,假设这些条件都不具备,甚至缺失部分,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就一定不是历史上的希腊文明!不是西方学者所津津乐道的希腊文明!总之,通过考察,我们可以知道,古代希腊文明所发生的"突破"首先并非是因为什么希腊人的优秀种族或特殊禀赋,而是由地理环境所规制或确定的,这是一个前提条件,没有这个特殊的先决条件,希腊文明就不可能产生!

人员分类视野下的高校纪检监察与刑事犯罪衔接机制

根据高等院校校内人员分类设计高校纪检监察体系和重点,在监督对象、监督范围、监督依据和处罚上适应集中化的国家一元监督体系。预防和惩治高校腐败的关键是加强对行使公权力的校内人员进行监督,教学科研人员则区分行使公权力或行使科研权利进行动态认定。充分发挥党纪的预防作用,建立预防为主的党内监督体系;建立惩治为主的行刑衔接机制,结合学术自由特点慎重对待犯罪数额、情节、次数,将高校教师适用职业禁止纳入"法治化"轨道,慎用、少用职业禁止进行处罚。

党的领导集体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

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此进行了艰辛探索,实现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与时俱进,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矛盾学说。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观念变迁和思想政治工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观念将发生以下变迁:个人依附观念向个人独立观念的转变;平均观念向竞争观念的转变;等级观念向平等观念的转变;人治观念向民主法制观念的转变;一元观念向多元观念的转变;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抬头。因此,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应科学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观念变迁的特点,正确进行人的观念引导。

股权众筹发行豁免制度论析

目次一、股权众筹发行豁免制度的理论界定二、我国股权众筹发行豁免的行为探析和法律风险三、美国《JOBS法案》及SEC《众筹条例》对股权众筹发行豁免的规制四、我国股权众筹发行豁免制度的法律构建目前,众筹行业已在全球45个国家成为拥有数十亿美元的产业。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25年,中国众筹规模将达到460亿到500亿美元,全球规模将达到3000亿美元。~①我国的众筹市场空间巨大,在未来的10到15年间,将占据世界众筹交易的很大比例。当前我国正处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石文龙：慎用“党法”一词

“党法”一词源自于战争年代，在和平年代，特别是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执政深入发展的今天，应慎用“党法”一词。党章、党纪以及其他党内的各种工作规则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从形式而言，均不在法律的范围之内。“党法”与国法中的“法”不是一回事，“党法”不是法律。因此，我们强调的是在法治时代对这一词汇的使用要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