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科层体系”背景下城市社区的权力运作逻辑——以浦东梅园小区为例

社区是社会的基础,城市社区更具有其独特的权力运作逻辑,这一逻辑存在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之中。本研究以地处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的梅园小区为实地考察的对象,以观察、访谈、文献、问卷等方法收集资料,选择居民委员会作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居委会书记、居委会委员、居委会干事与其他组织的成员、居民区积极分子、普通居民以及某些特殊群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对城市社区权力运作或互动过程及其背后的逻辑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在与不同群体的交往过程中,居委会工作者展示出了多种形态的权力,包括人情交往权、半科层化的权力、资源交换权、组织合作权和各种策略性的权力等,并最终概括出城市社区权力运作的五种逻辑,即依附逻辑、协商合作逻辑、精英主导逻辑、人情逻辑和服务交换逻辑。

社会组织与城市社会基层治理转型研究——一项基于上海市T街道的个案研究

在社会管理创新、转变政府职能、新时期社会组织体制建设等一系列宏大叙事的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以"小政府、大社会"为初衷的社区建设持续推进,其突出的表现便是在街道办事处机构外围,发展了数量庞大的"社会组织"。一些基于国内不同地区社会组织产生、发展和运行的经验研究表明,在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政府治理转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线性因果联系,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就能促进社会治理转型的论断过于简单和理想化。本研究通过描述上海市T街道市政工作中的物业管理,民政工作中的社区建设以及基层党建领域引进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个案,分析了各个项目产生的基层治理背景,以及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各社会组织与街道办事处、居委会以及其他基层自治群团组织之间的交往和互动关系。通过建立起基于条块关系、街居关系和基层党建三个维度的基层治理实践制度分析框架,初步考察了社会组织介入基层社区治理对于T街道治理模式的实质作用和潜在影响。

主动选择性依赖下的基层党组织创新权力来源——以上海市L社区为例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社会的变迁,国家主导的市场社会的形成,既对中国共产党提出历史性的挑战,也创造了党进行自我改造、重新聚合社会利益、重构自身权威的机遇。L街道创建阳光驿站、党群中心,前者通过"中介性组织"定位下组织机制的创新获得更多行动空间,通过象征符号和仪式的有效运行实现文化认同和行为动员,通过对政党的协调和服务、表达与沟通功能的深入发掘和拓展应对现代大型政党的共同发展境遇;后者则通过建立楼宇综合服务站增加自身优势,成立社区党建联席会构建了于己有利的行动框架和议定环境,创建"红船"构建和管理自身合法性。不论是前者通过开发自身内部资源适应环境,还是后者通过有效动员和整合外部资源改变环境,无不与L街道党工委的有效管理和控制依赖、实现自身权力再生产的行动策略有关,不断凸显主动选择性依赖下的基层党组织权力再生产的深层逻辑和机制。

乡村集市中的权力整合——以川东圆通场的废兴个案为例

作为初级市场的农村集市,长期以来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生长于自然经济的内在结构之中。而在当代,作为农村社会交换空间的集市,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成为国家权力和市场社会内生权力相互交汇的特定场域。以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集市为分析对象,把乡村集市纳入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通过考察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集市贸易发展的曲折历程,透视国家政治权力与集市兴衰的关系,探讨国家权力是如何借助集市空间渗入乡村社会的。集市场域中各种权力的交织、运行和互动体现了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变迁,呈现一个集市规则和秩序的建立由一元控制为主走向多元参与的变迁过程,一个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从外部国家的单向整合走向国家整合与经济社会自我整合相互耦合的过程,一个政治领域垄断一切权力走向权力分散、转移即国家向市场、社会让权的过程,一个从单一直接和强制性的行政控制走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力共同形塑基层市场社区秩序的过程。

乡村权力多元与乡土秩序重构——以赣西村宗族权力与政府权力冲突互动为例

在中国乡村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地方权力多元化,地方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对峙,乡村群体性冲突事件频发。宗族权力成为地方权力平台上不可低估的运行力量。赣西村乡村宗族与乡镇政府间的"8·18"权力冲突事件是乡村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揭示出乡村治理的困境。农村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不同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使得乡村社会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转型和过渡时期,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整个社会呈现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即原有的秩序已无法维持,而新秩序的产生又需要一个过程。处在这种状态的乡村社区,不仅存在着像"8·18"事件的显性权力冲突,而且还存在着大量的隐性权力冲突、公共公权力冲突、边缘权力冲突,以及乡村"两委"的同级权力冲突、治理精英与非治理精英的同类权力冲突。乡村多元权力冲突的正功能以及宗族权力的现代治理功能催生了权力良性互动的新格局,乡村宗族权力在与地方正式权力互动过程中,由社会冲突到社会和谐,既有阻碍农村社会转型的一面,又有推动农村社会转型的一面,二者在一个共同的乡村领域中互动,推进乡土秩序的重构。

村寨社会国家化进程的人类学视角——以中、老、缅交界地区哈尼/阿卡人为例

中国、老挝和缅甸三国交界地区哈尼/阿卡人以橡胶种植为业,哈尼/阿卡人在日常生活中切身感受到橡胶种植带来的改变和影响,也切实感受到国家对于村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国家力量的渗入以及更为关键的传统生产方式的改变引起了哈尼/阿卡人传统社会的裂变,国家权力渗透到村寨,传统村寨组织逐渐式微。不同国家的哈尼/阿卡人根据各自国家提供的政策路径和自身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实践不同的方式,如进行村寨社会整合与社会结构的重构、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等,这都是他们融入各自国家政治生活的实践探索。这些实践过程进一步拓展了哈尼/阿卡人对民族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的想象,也是建构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理解国家的过程。融入国家化进程既是少数民族对民族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的想象的拓展过程,是他们对民族和国家的认知和理解的过程。同时,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是在国家引导和帮助民族群体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建构与完善的,对边缘与中心的关系的理解,或者说对边境(边疆)与国家的关系的理解,也是在边境地区的国家化进程和发展过程中实现的。

“寺庙重建热”中的乡土秩序重构!——以J村社区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出现了"寺庙重建"的热潮。虽然可以说寺庙是一个超然脱俗、世外桃源般的宗教信仰场所,但它同时也是一个特定时间和空间之下凝结着多种力量的社会组织。"寺庙重建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本文以位于江苏南部地区的J村为个案,透过J村寺庙重建的详细过程,以及J村寺庙内部的组织结构和外部的各种力量分析,探讨了许多J村社区的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联、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张力、文化与经济之间的互动。从理论意义上讲,一方面,寺庙重建与地方社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另一方面,寺庙重建早已超出地方社会的范畴,新兴力量的嵌入使得乡土逻辑日渐消解,寺庙事实上成为一个复杂的多面体。从实践意义上讲,大量田野材料亦提醒有关部门,寺庙重建中的法律法规很不完善,改进管理已经刻不容缓。

城市组织中的社会——以广州西街社区组织为例

传统中国的乡土社会以家族主义为核心,社区组织是一种辅助性的结构,仅为补充家族组织之不足而出现。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试图改变这一传统社会格局,改变了城市社会的原有结构,通过改造和重组原有的城市社团组织、瓦解和重构城市基层社区组织,建立起高度统一的"单位制+街居制"的城市管理体制,并在人们的心态秩序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新传统。本研究所观察的当代城市社区组织就在这样一种背景中重新生长起来。在西街观察到的三个较为典型的社区组织,一是中国所特有的、遍及中国各个城市、由国家建构的社区居民组织,一是以研究推广本民族文化、凝聚本区域族胞为己任的民族社团,一是致力于社区公益、扶贫助弱的草根青年志愿者团体。草根公益型社区组织的出现或许更能体现城市社会的精神气质。而三种社区组织在人员结合、日常实践、观念认同等方面均表现出一定的国家性和社会性。一方面,这正是城市中的大、小传统在社区组织中的表现;另一方面,由团体生活带来的个体性以及由家族主义传统延续而来的家庭意识亦同时存在于城市居民的生活和观念当中,构成某种富有中国特色的都市性。

新兴组织权威与村庄秩序重构——以晋西南H村私营企业主协会为例

本文基于晋西南一个民富村穷的村庄的短暂整合图景,以农村地方秩序中的权威问题作为切入点,运用参与式观察以及运用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通过对H村私营企业主协会权威生成及运作过程的分析,展现农村社区治理中不同的权威主体互动的内在机制,揭示村庄整合的基础及其动力。H村协会的发展优势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有限地域内也有一定的代表性。私营企业主协会基于声誉机制和实际需求为村庄提供公共物品、谋生机会;在地域性利益共同体这一结构之网中,协会与村民、村庄正式组织以及地方政府展开互动,在互动过程中再生产了与三者之间的结构性的关联,促进了地域性利益共同体的巩固,重构了村庄的权威结构。地方政府对协会实施的选择性管理为协会自主性的获得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空间;而协会与地方政府通过政治地位和荣誉的赋予与谋求、直接或间接的合作、发展私人关系等方式相互积极渗透和嵌入。协会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加警惕"的相对均衡的权力关系。对这一组织权威生成及运作的研究,有助于推进对农村民间组织发展的解释,认清乡村治理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且利用优势经济资源的象征作用建构其权威,成为村庄中的替代性功能组织。

公共服务购买中的制度逻辑与行动策略——以S市JD区助残服务购买为例

在社会结构转型的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也不是直线发展的。对于这一关系的产生与变迁起决定作用的无疑是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本研究以S市JD区残联向社会组织购买助残服务为例,采用中观组织研究和微观行动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提出了"制度逻辑——行动策略"的分析框架,着重在中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上揭示政府与社会组织微妙的互动关系及其复杂的因果关系,即从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的角度去微观动态地分析两者之间关系的形成过程,并从政府与社会组织各自的制度逻辑的角度中观地分析两者之间关系的形成原因,以此来展示国家与社会相互型构、相互创造的过程,以便揭示更微观的真实动态过程,对以往的宏观的关系研究进行补充,在中国社会发生转型之际,为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提供新的思考工具。

拆迁政治的经纪选择全景——以豫中前河村为例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由城市改造、城中村拆迁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一方面,政府获得土地财政、农民实现身份转变推进了城市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伴随着拆迁利益的存在,强拆、上访、"钉子户"等非和谐因素也给拆迁本身带来更深刻的思考。选择家乡的一个城郊村作为调研点,记录了从1996年开始历经5次的征地拆迁,目前正在进行规模较大的第6次拆迁。通过运用"过程—事件"研究方法,比较完整地再现了2009年拆迁即第五次拆迁过程,并通过总结,提出了"经纪选择"的解释性概念。拆迁权力结构的权力等级差和信息差,是拆迁秩序形成的基础条件,政府主体在拆迁利益上的自由裁量权就是利益的"经纪空间"。在经纪人的选择上,利益、风险和成本是最重要的变量,血缘与地缘关系、社会资本与政治资本的大小是一种序列性的选择,但在"血缘"原则与"利益"原则冲突时,利益成为拆迁户选择的优先序列。

村寨治理与法秩序变迁——以“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合寨村为例

将被誉为"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的广西宜州合寨村作为个案,以"小社区、大历史"为视角,以回归实践为目的,从近三十年来合寨村民主治理兴起、深化的实践出发,着重分析村寨变迁中的权威与村寨权力结构,探讨现代化进程中村治创新,进而为民主治理和农村法治建设提供经验事实和理论思考。在此基础上,把握村寨民主治理的内在逻辑和乡村法秩序变迁的脉搏,提出"从书斋到田野"方法论转向,将微观叙事与宏观视角结合起来,通过合寨村这个普通而又典型的个案,展示桂西北国家与乡村、农民与政府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形态,从中窥视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是如何操作的,权力的运作对乡村社会的权威、规范和秩序产生了何种影响,进而为基层民主和法治国家提供丰富的经验、素材以及某种可能性。

一线项目社工的规制空间与行动边界——以S市L社工机构三个项目为例

本文以S市L机构的三个项目实施过程为基本材料,尝试探讨在项目实施场域这样一种行动空间层面,在由诸种约束条件构成的初始结构的基础上,一线社工的项目实施逻辑。研究发现,项目实施体系内各方力量通过不同的形式对项目的实施产生影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社工针对不同的力量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以达到不同的目标,而其最终目标在于维系项目的可持续运作,这正是项目社工的行动边界。项目实施体系内的各方力量共同塑造了项目社工的权力边界。无论是从行动角度还是权力角度来看,项目社工都存在一定的可控边界,这正是其活动空间。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一,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中,政府的"控制"逻辑强于"改善"逻辑;二,由于政绩压力以及"对上负责"的逻辑,政府购买服务中出现了"政府的政绩导向与需求的被设计"现象;三,项目社工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存在合理性与悖论性共存的特征;四,面对政府的强势干预等规制空间,项目社工在有限的空间内策略性地寻求并强化自身的专业性的行动边界。

回归政治社会的社区治理——以贵阳市“乌当社区”为例

2011年以来,贵阳市的街道办事处逐步被撤销并分化,建立起若干社区服务中心,即由社区大党委、社区服务中心和社区居民议事会("一委一会一中心")组成的"新型社区",制度上初步构建了"小政府、大社会、多中介、强自治"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然而"新型社区"的治理实践效果并不理想。乌当社区的个案研究考察了社区治理的现状,并从国家与社会互动视角进行分析,发现社区内的"国家"(小政府)只能算是国家的代表者,而真正的国家并没有进入社区场域中来,难以起到培育、动员社会力量的作用。社区社会的发展需要国家的回归,国家应对基层社会进行必要的渗透,支持相关社区的工作,使社区内国家的代表者有资源和能力去培育社会。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方法论指出社区治理现代化应该是统筹国家与社会的领导权建设,其表现为把社区建设中的基层政权建设(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和社区共同体发展(基层社会发育)看成一个辩证的统一体,同时国家与社会在微观社区层面的互动也应该使二者成为辩证统一的整体。

“水案”中国的治理性失衡——以漳河上游流域的村落水纠纷为例

水与土都是农业社会的核心资源。由于土的固定性以及长在土里的庄稼无法移动,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也被固定在土地之上,费孝通据此提出"乡土中国"的理论。而由水的流动性引发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或者冲突,围绕水的利用可能形成一整套勾连国家与社会、历史与现在的社会文化关系。置于乡村社会的"平常-非常"这一框架下,考察分析漳河上游流域、河北省与河南省交界的两个村落间的争水纠纷:在平常的日子里,西山村与东平村的人们通过多种方式形成多样的社会交往,村庄的边界隐于背后;在村落间由于争水而发生纠纷的"非常"状态之下,村落的边界一方面向彼此闭合,一方面向国家力量开放。在此过程中,村落内部并不是同质的,政治精英的个人意愿与实践、政治精英之间以及政治精英与普通村民之间的互动都对国家力量进入乡村的方式形成影响。村落再次由"非常"回归到"平常"后,在非常状态下得以进入乡村的国家权力被村落政治精英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转化与应对。村庄同时也面临着城镇化与现代化的冲击。国家治理事业原初的目的是改善人们的生活,但因为当地人的实践,从上而下的、设计相对单一的治理方式在实际上带来的结果是两个村落之间的动态平衡被打破。而这种"治理性失衡"即原博士论文题目中"伤"字的含义。

夕阳下的胡同与朝霞里的胡同社区——以北京市D区JX社区为例

本文以胡同功能和居住人口成分的变化为主线,描述经济变迁背景下胡同的社会文化变迁,是一项以北京胡同为田野研究地点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本文对胡同生活加以描述,简述胡同中不同的居民群体,同时介绍胡同维持机制,国家权力是对社区秩序的保证,而能够提供廉价服务的、低劳动报酬的外地人的进入,是胡同维持的另一保障。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是一种传统居住环境,但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中胡同正快速地从人们的视野中消退,现存的胡同多数被开发为旅游景点,胡同、四合院成为"人类动物园"(human zoo),生活于其中的居民亦在导游们对历史的讲述和对现状的评说中成为游客们参观的对象。胡同作为传统社区,正在经历衰落和死亡之痛。社区的重建或再生是制止胡同死亡的重要途径。

文化与民间权威——路村“重建村庙”的政治学研究

近百年间,在中原的一个普通村庄路村持续不断地进行着"麦货会"/村庙的实践,特别2009~2010年间在几位村老牵头下路村村庙得以重建。本文正是一项旨在对上述实践背后的驱动力以及所呈现出来的权力或权威关系给以深刻理解的人类学研究。为此,以实践理论中的"文化图式"概念为理论视角,以"谁在组织这些实践"与"他们为什么要组织这些实践"为研究问题和思考的起点,展开分析。这对于我们理解传统复兴、权力关系以及权威的构建等问题有着理论与现实意义。另外,文化图式的视角还有助于我们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麦货会"/村庙的持续实践(即传统文化复兴)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权力关系,为理解权力关系及地方政治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即文化的解释。对路村村民文化图式内容及其变迁过程的探讨,深化了我们对农村民间权威的认识,即民间权威或光棍人物对"讲理"观念的遵守,但是随着讲理内容的变化,光棍或民间权威的内涵也随之改变,从而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组织和参与"麦货会"/村庙实践的光棍人物的分析,清晰地展示了路村克里斯玛式光棍人物从构建、生产、式微再到消失的这一变迁过程,以及痞子型人物日益出现在村庄公共事务中的这一趋势。由此,从文化构建的角度,加深了我们对于农村社会民间权威的认识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