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格非《望春风》谈新世纪乡土文学的精神面向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显现出某种集体式的转向:以李佩甫的《生命册》、金宇澄的《繁花》、格非的《望春风》、李陀的《无名指》、贾平凹的《极花》和《山本》、姚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富矿》《后土》《福地》)、付秀莹的《陌上》等为代表,在不同维度的原乡书写中表现出试图重构宏大历史和现实叙述的共同意识。其中,《繁花》和《无名指》分别写上海和北京这两座城市在全球化、都市化背景下不同情形的历史变革.

六朝赠答诗考述——以建康诗为中心

赠答诗是六朝重要的诗歌类型之一,建康作为六朝都城是诗歌创作最多的地区,亦是六朝赠答诗最多之地。东晋时建康赠答诗的数量约占建康诗总数的六成且多为四言,南朝时五言诗成为主要诗歌类型,赠答诗亦绝大多数为五言,此际随着诗歌门类的丰富,原先较多由赠答诗承担的送别、唱和等题材,逐渐发展成为独立而重要的诗歌门类,因此赠答诗比重大大降低,南朝赠答诗的数量占建康诗总数的近三成,这是文学繁荣条件下赠答诗的正常比重。对建康赠答诗的全面考索,可以厘清南朝赠答诗的特点及发展脉络,这亦是理解南朝诗史及其发展规律的重要环节,并为建康及南朝文学地理的探究提供了基础。

由“贯天人”到“赅中西”——中国比较文学的发生与近代文化转型

1840年以降,国人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学习无疑有着对抗顽固派、启蒙民智、建构文化现代性与民族性等目的。也只有在这一背景下才能更好地认识到中国近代比较文学为何在还未“学科化”之时就已经“早熟”地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从学理上来看,中国比较文学的发生与近代文化转型之间存在着直接而又复杂的联系。作为近代文化转型的核心问题和主要特征,中国比较文学发生期相关人物的成就与相关文献体现出由“贯天人”到“赅中西”的嬗变,并且经由此种嬗变,把“中国比较文学的发生”和“近代文化转型”两个事件勾连在一起。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学人在近代文化转型的历程中,受到近代文化转型前期代表人物林纾、严复的影响,在“贯天人”到“赅中西”的嬗变道路上前进得更远。这种嬗变也体现出西方舶来的所谓“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思想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生与近代文化转型进程中的渗透与萌发,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学衡派的产生埋下了伏笔;同时,这些思想的渗透与萌发也表现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期的时代与地域特征,也正是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文学学科虽仍处于萌芽阶段,但多方面坚持不懈的探索,为下一阶段比较文学学科的形成与初兴夯实了基础。由“贯天人”到“赅中西”,“发生转型论”之启蒙性与完成度,对于今日走向世界文学的国际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方法论建构意义深远。

北朝河淮诗考述

北朝时期河淮地区是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之一,亦是诗歌创作最兴盛的区域之一。现可知60余位文士在此创作百余首诗。该地区包括中原和齐鲁两个文化区,中原地区本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又是该时期大部分时段的政治文化中心所在,文士云集,故该地区是河淮地区最主要的诗歌创作地,占河淮地区诗歌的约九成。北朝中原诗以应诏、咏怀、联句等为多,还出现了北朝时对七言隔句押韵诗的初步尝试。齐鲁地区诗歌创作拓展至胶东半岛,首次出现对黄海、渤海交界处海域的描写。对于北朝河淮诗的考索分析,亦能为该时期诗歌史、文学地理等研究提供相关基础。

庾信王褒关陇诗考述

西魏北周时期是先唐关陇诗创作最多的时段,而庾信、王褒是西魏北周关陇诗创作最多者,入关以后的诗作又是二人实现南北诗风交融的尝试,对南北诗风的融合具有极大的推动性。本文对庾信、王褒关陇诗进行梳理考索,为全面研究北朝关陇诗以及南北诗风融合等问题提供基础。

汉晋六朝岭南诗考述

岭南早在汉代就有文学活动,苍梧郡诗歌起步较早,创作诗歌较多的则是后来的岭南政治中心南海郡和来往岭南的要道所在的始兴郡。东晋王叔之对岭南风光的描绘,使岭南成为推进山水诗成熟的试验地。南朝齐时范云和梁陈之际江总在岭南时的描写岭南风土等文学活动,对岭南诗歌创作有一定推动作用。对于岭南诗的考索分析可为岭南文学和文学地理的研究提供某些基础。

汉晋六朝皖地诗考述

皖地处于"吴头楚尾",是文化交融的重要区域。沿淮地区是皖地较早开发的区域,早在汉代就有淮南王文学集团,沿江区域则是六朝皖地诗的主要创作地。现可知汉晋六朝时期约有40余位诗人(包括无名氏)在皖地留下近90首诗歌。对汉晋六朝皖地诗歌的系统考述,可为该时期皖地文学、文学地理的研究提供基础。因皖地的特殊地理位置,该研究还有助于深入探讨六朝荆杨政治文化交流等问题。

《新青年》上的苏曼殊--打开新文化运动的一个视角

1916-1918年,苏曼殊以支持者、供稿人等多重文化身份参与了《新青年》舆论场的形成文章考察苏曼殊在《新青年》上刊登的《汉英文学因缘》广告、《通告》以及《碎簪记》等文学文化活动内容,探究《新青年》同人关于其文学价值和文化身份评判的讨论,有助于打开《新青年》与文学革命充满张力的历史现场,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复杂性及其意义.

城市化视域下生态书写的多重文化意涵

法国学者Dominique Simonnet(多明尼克·西蒙内)曾这样吁问:生态主张"会像十八世纪资产主义思想体系一样,也将散播一个展现其他生活方式的新文化吗?它也会像十九世纪工人运动所做的一样,也将参与制定一个修正政治领域的新社会空间吗?或者像众多思想体系一样,很快地与其他过时的思想体系埋没在同一坑内,以作为其他希望的沃土?"①笔者认为,这种新文化即为生态启蒙②。

汉晋河淮诗考述

河淮地区是汉晋时期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亦是诗歌创作最兴盛的区域之一。现可知120余位文士在此创作380余首诗。该地区又包括中原和齐鲁两个文化区,中原地区本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又是该时期大部分时段的政治文化中心所在,文士云集,故该地区是河淮地区最主要的诗歌创作地,占河淮地区诗歌总量的约九成。齐鲁地区是儒学发祥地,诗歌创作相对薄弱。河淮地区是赠答、咏史、咏物、咏怀等题材诗歌的重要发源地、兴盛地。对于汉晋河淮诗的考索分析,亦能为该时期诗歌史、文学地理等研究提供相关基础。

汉晋北朝河东诗考论

河东地区是汉晋北朝学术文化的繁盛区,亦是重要的诗歌创作兴盛区之一。北魏时期的平城为都城百年,作诗一度相对较多,此时诗歌犹更多继承汉魏遗风。东魏北齐以霸府晋阳为中心的创作是河东文学的高峰期,是河东地区文士最多、诗歌写作最兴盛的时期。北朝后期一些河东诗即便使用新体诗形式,亦能保持河东的贞刚之气,为南北诗风的融合做出阶段性贡献。对河东诗歌的考析,亦为汉晋北朝诗史、北朝文学地理等研究提供相关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