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伦理思想的世界意义——施韦泽的中国伦理研究

施韦泽不仅是20世纪西方世界一个在文化和道德意义上的伟大人物,而且基于其实现西方文化再生的目标,对中国思想、特别是中国伦理也进行了独特和系统的研究:提炼了欧洲接触中国思想的进程,给予中国伦理以最高的评价,对中国文化的复兴充满了期待。在21世纪初中华文化呈现复兴曙光的关键时刻,充分了解和深入探讨施韦泽关于"中国思想的世界意义"的观念,对于中国学界提高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自觉性,将提供有益的镜鉴。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道德状况及其引导对策--以上海为例

通过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在了解和把握上海市流动人口的道德状况的基础上,就提高城市流动人口道德素质的对策进行了深入探讨。调查显示,夫妻关系和谐度较高,对婚前性行为较婚外恋宽容,择友时注重伦理因素,守时观念较强,有较高的公德意识,有一定的助人精神,注重赚钱手段的合道德性,环保意识强,看重才能、知识、成就等价值标志,有较强的集体观念,幸福观既有理想色彩又注重现实因素,这些都是上海市流动人口道德素质中的积极因素;而重人情,践行公德水平低,过于注重金钱而忽视德性、名誉和贡献等价值标志,是其道德素质中亟需提高的方面。具体到引导对策,在指导思想上应坚持四个相结合,与此同时,还要积极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强社区道德建设,完善公共设施,加强行业自律和对流动人口的岗前职业道德培训,健全竞争机制,加强道德教育和法制建设,以进一步完善城市流动人口的道德素质。

整全性:逻辑新论——以中西思想交叉结合的三条思路为线索

逻辑的基础在于整全性而非同一性。基于整全性,中西思想交叉结合可分为三条思路。第一条思路:世界的整体性对应太极的统一性;逻辑的整全性对应集合论的全集。第二条思路:世界的整体性对应逻辑的整全性;太极的统一性对应集合论的全集。第三条思路:世界的整体性(宇宙的统一性)对应集合论的全集(统一力学的数学原理);太极的统一性对应逻辑的整全性。这三条思路中蕴含中西核心思想发展的方向,也蕴含中西知识会通的方向。太极代数就是太极学说与集合论相结合的产物。太极代数及其建构过程中涉及一系列基本的逻辑问题,比如人性论问题、ABO血型问题、发展的"螺旋式上升"问题等逻辑问题。通过太极代数不难发现,人性论问题、ABO血型问题也是逻辑问题。有整体性必有解构性,太极代数的建构表明世界是"一分为二"的。

从“险学”到“显学”——新中国宗教学研究六十年

新中国宗教学研究六十年的发展,可以形象地概括为从"险学"到"显学"。宗教学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所以是"险学",重要原因之一是当时的宗教学理论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紧紧联系在一起。1978年由真理标准讨论而带来的思想解放春风,在宗教学领域引起了积极反映,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必然对于宗教的本质产生新的认识,并由此带来了中国宗教学研究的大发展,即在宗教学理论研究方面,从"精神鸦片"说发展到"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理论,在制度性宗教研究方面,从偏重历史到历史、理论、现实并重,在传统的研究领域之外,儒教问题和新兴宗教成为近三十年特有的两大研究领域。

在学术独立与政治涉入之间——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

1928年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国民政府创办了国立中央研究院,该院是由蔡元培等一批知识分子精英综合各国的中央研究院、国家学会及全国研究会议的组织模式(主要是借鉴法国皇家学院的官办集中型体制),并斟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需要而组建的。本文拟就蔡元培组建中央研究院这一历史过程出发,探讨其如何在学术独立与政治涉入之间寻找平衡。

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逍遥游＂--以冯契之庄子研究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所得以体现的一个维度就在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诠释之中,冯契对庄子的自由观的解读便展示了这个特点。冯契看到了庄子一定程度上否认人们能够把握认识论领域内的自由,但庄子对逻辑思维和客观对象之间矛盾的揭示从另一个侧面表明运用辩证法人们可以得到此种自由。和认识论领域内的这种消极性相反,冯契认为庄子通过庖丁解牛的故事肯定了劳动的技艺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就能够获得审美的自由。在此,冯契既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理对庄子作出了解读,这种诠释又迫使冯契必须引进新的认识论观点,给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造成了契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包括冯契在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庄子的政治哲学层面的自由观给予了消极的诠释,但中国近现代思想从未高度重视庄子的政治思想,这表明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解读庄子思想,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一个生长点,包括庄子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也将再次展现其深厚的意蕴。

含混与创见:孙中山认识论思想新探——兼论“孙文学说”的真实意蕴

学界一般总将"孙文学说"(知难行易)理解为一个问题: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事实上,孙文学说包含着两个观点:1.强调实践的重要性;2.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实际上他在主张某种形式的"知行合一"。同时,作为文本的《孙文学说》在表述上含混、复杂,又是充满洞见的;分析其中的事例,至少从六个方面揭示认识的环节或认识论的可能维度:1."行先知后"意义上的"知难行易";2."知为行导"意义上的"知难行易";3."知后须行"意义上的"知难行易";4."行为知始"意义上的"知难行易";5."默会知识"意义上的"知难行易";6."知多行少"意义上的"知难行易"。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孙中山在此文本中的"知难行易"的含混表述的确给读者理解他的思想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仅仅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孙文学说"包含了丰富的认识论思想发展的契机,其价值不可低估。

传统伦理学的特质及其衰落——论蔡元培对中国古代伦理学的研究

作为中国伦理学史研究的肇端,蔡元培将传统伦理学的特质主要归结为四点:其一,非宗教性是传统伦理学的基本取向;其二,传统伦理学主要把道德主体性理解为主体对自身行动的自觉划界;其三,传统伦理学强调整体性或合群性是道德之所以必要的基础;其四,传统伦理学将"中"视为整体内在秩序性与个体主体性的统一。同时,他将传统伦理学的衰落原因总结为无自然科学和逻辑学为基础、政治宗教与学问纠结不分以及长期封闭而无异国文化做参照。

自由主义与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研究

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研究,当今居于主导地位的是"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三分模式。这一模式的优点主要在于对现代社会核心价值理念"自由"的肯定,抓住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的历史本质。局限性主要是其理论逻辑存在着混乱,所持守的"自由主义"立场也存在着理论困难,即没有认识到"自由"等具有普世性的价值理念既是开放的、也有其难以解决的内部困难,尤其是这种普世性并不表现为特定的社会制度模式甚至制度细节,否则在逻辑上就是对"自由"的否定。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在历史给定的不同民族文化传统和不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通向"自由"的道路永远敞开着新的可能性。

孝道的现代命运及其转化——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简略考察

传统的孝道观念在中国近现代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这些批评至少可以分为三种:它是抽象的,局限于个人、家庭之中;它是单向度的,忽略了父母对于子女之爱;而且,从现代民主社会构建的角度看,孝道不能成为其基础。对于这些批评,现代思想家同时做出了一定的回应,从而多方面地勾画出合理的孝道观念的轮廓,挖掘出孝道的现代价值。

走向现代中的传统——“辛亥革命与中国传统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5月21日至24日,上海市哲学学会和上海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所共同举办了＂辛亥革命与中国传统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共收到来自国内外知名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的论文30余篇。《华南师范大学学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现代哲学》、《学术界》、《学术月刊》等刊物的编辑也参加了会议。

孙中山“至孔子而绝”的道德思想探析

孙中山认为现代自由人格的规划不可割断与传统的联系,主张继承并发扬"至孔子而绝"的道德思想。其内涵包含仁智勇三义。智不仅指的是和善良意志比较接近的"良心",而且也表现为对是非善恶的理性判断。仁指的是博爱,这种解释既吸收了儒家,又借鉴了墨家,而且还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大勇"的实质是为了群体的利益而舍生取义。在具体道德条目上,孙中山主张确立志气、责任、信义、诚,以群体的长远利益为目标的功利。孙中山对志的自由选择、坚韧持一、后果责任等性质作出了肯定;主张废弃忠君意义上的忠,确立对国家、对民众、对事业之忠。尽管孙中山对信义的理解侧重于内在的道德品质,还没有进入现代的契约论的范畴。但是,孙中山注意到了道德行为的自觉性(智)、自愿性(意志)等特征;同时,在对"良知"的认识中,孙中山也注意到了道德性的自然性,丰富了我们对道德行为的特性的理解。孙中山主张改变政治制度以塑造自由人格,也是触及了培养自由人格的一个重要条件。

西方网络霸权主义与发展中国家的网络权利

西方网络霸权主义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网络权利,践踏了国际网络正义。发展中国家至少应该享有以下网络权利:在网络上平等地生存和发展、网络安全得到有效保障的权利;自主管理本国网络、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管理的权利;弘扬本国网络文化、平等参与网络竞争与协作的权利;反对网络霸权主义、维护国际网络自由与正义的权利。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网络管理权利的特点是:共同的网络管理权利和不同的网络管理方式。

古代中国宗教的基本精神

中国宗教的基本传统在于。古代中国宗教与原始宗教保持了连续性,由此,原始信仰或宗教中的一些基本元素都在以后的中国宗教中得到了体现,其中两个最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多神信仰和巫术崇拜。上述基本传统在道教、佛教和儒教中均有体现。其中道教的原始信仰品格最为典型。同时,道教与佛教的原始宗教精神还包括两个重要方面:功利主义特征和非理性特征。儒教由于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因此也难免原始宗教中的一些陋习,但儒家的无神论色彩和对巫术的斥逐都具有矫正作用。道教和佛教也有与原始或早期宗教不同的部分,这是指其中的伦理内容,具体说是与善恶和惩戒观念相关的内容。但道教和佛教都受到巫术性质和功利主义特征的深刻影响,而佛教还包括精英与大众双重性的困惑以及与此相关的宗教共同体疲弱的深刻原因,这就直接削弱了其伦理性质。对儒教而言,汉代以后善恶二元论逐渐得到确立,并且受佛教影响。宋代以后以家族或宗族这一共同体为基础的惩戒观念与体系也获得建立,这些都担保了儒教伦理成为真正可能。与道教和佛教相比,儒教真正成为一个伦理型宗教。

从科学、科学主义到科学发展观——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思维向度

时下所说的"科学",主要指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产生的近代自然科学,即实验科学。在西方科学的冲击下,中国固有的实学思潮兴起,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一种世界观、同时也作为一种科学,为先进的中国人所解读、接受和应用。"实事求是"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确实发挥了强大的思想武器的实效作用。但是,由于单纯偏重马克思主义的实用科学价值,其信仰、精神和人文价值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忽视,致使科学主义盛行,人文主义跌落,终致信仰危机。"科学发展观"起而纠偏,恢复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统一,开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思维向度。

在“理想”与“信仰”之间——也论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

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蔡元培是中国较早在学校教育中提倡美育者之一,他的"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褒贬不一。蔡元培先生对宗教负价值的认识是深刻的,批判也是尖锐的,但对宗教整体上的把握和认识确是片面的,由此产生了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但这在学理上是无根据的,在实践上也是不可行的。

中国文化哲学构建的三大话语平台

文化哲学在中国不仅是一种新起的哲学思潮,而且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和深厚的思想基础。明清之际至19世纪末叶的中西文化的源流之辩,属于文化发生论的话题;清代晚期至20世纪初的中西文化体用之辩,属于文化的结构功能话题;自五四运动始,话题转移到东西文化的优劣和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话题,这里牵涉面复杂,不仅是个文化价值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现代化、外来文化本土化和中国新文化的构建问题。但从总体上来看,中西文化之辩可归属于文化哲学的形态比较学范畴。历经百年不曾断裂的中西文化三辩,不仅成为百年来中国文化的不朽话语,而且已被夯实为当今中国文化哲学建构的三大历史和现实的平台。

美国计算机伦理学研究与计算机职业伦理规范建设

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研究计算机信息技术开发和应用中出现的道德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计算机伦理学首先在美国兴起。多年来,美国计算机伦理学的理论研究在实践中不断深入,为推进计算机伦理道德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具有全球重要影响的《美国计算机协会(ACM)伦理与职业行为规范》从计算机信息技术的特点出发,提出了计算机伦理规范的一般准则、计算机专业技术人员的道德责任、美国计算机组织的领导者道德准则,为我国如何加强计算机伦理学研究,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计算机职业伦理规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论经济生活世界中的交换正义

在社会分工日趋精细化的现代世界,交换成为现代市场社会运行的重要方式和现代人的基本存在维度。与此同时,由于资本原则的内在强制,交换场域充斥着邪恶的利润动机和机会主义的经济行为,破坏着经济生活世界的秩序基础,威胁到和谐社会的理性建构。因此,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实践中,交换正义现实地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价值支撑。

试论古白话词汇研究的新发展

近年古白话词语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古白话词汇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语由文言演变为白话的发展过程,在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上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