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伦理思想的世界意义——施韦泽的中国伦理研究

施韦泽不仅是20世纪西方世界一个在文化和道德意义上的伟大人物,而且基于其实现西方文化再生的目标,对中国思想、特别是中国伦理也进行了独特和系统的研究:提炼了欧洲接触中国思想的进程,给予中国伦理以最高的评价,对中国文化的复兴充满了期待。在21世纪初中华文化呈现复兴曙光的关键时刻,充分了解和深入探讨施韦泽关于"中国思想的世界意义"的观念,对于中国学界提高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自觉性,将提供有益的镜鉴。

含混与创见:孙中山认识论思想新探——兼论“孙文学说”的真实意蕴

学界一般总将"孙文学说"(知难行易)理解为一个问题: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事实上,孙文学说包含着两个观点:1.强调实践的重要性;2.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实际上他在主张某种形式的"知行合一"。同时,作为文本的《孙文学说》在表述上含混、复杂,又是充满洞见的;分析其中的事例,至少从六个方面揭示认识的环节或认识论的可能维度:1."行先知后"意义上的"知难行易";2."知为行导"意义上的"知难行易";3."知后须行"意义上的"知难行易";4."行为知始"意义上的"知难行易";5."默会知识"意义上的"知难行易";6."知多行少"意义上的"知难行易"。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孙中山在此文本中的"知难行易"的含混表述的确给读者理解他的思想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仅仅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孙文学说"包含了丰富的认识论思想发展的契机,其价值不可低估。

孝道的现代命运及其转化——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简略考察

传统的孝道观念在中国近现代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这些批评至少可以分为三种:它是抽象的,局限于个人、家庭之中;它是单向度的,忽略了父母对于子女之爱;而且,从现代民主社会构建的角度看,孝道不能成为其基础。对于这些批评,现代思想家同时做出了一定的回应,从而多方面地勾画出合理的孝道观念的轮廓,挖掘出孝道的现代价值。

在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蔡元培政治思想简论

蔡元培的一生历经中国近现代史上众多社会思潮,而这些社会思潮可以囊括在进化论、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旗下加以讨论。民族主义构成了蔡元培的思想底色,它又与进化论、民权主义、中和主义、世界主义相连。蔡元培在义务重于权利的格局下讨论民权(自由权),以一种中和主义的方式建构自由,在高扬个性主义的同时又处处不忘群体的自由,凸现了与民族主义的联系,使得其自由主义思想处于某种紧张之中。同时,蔡元培对共产主义的平等内涵十分倾心,但是,共产主义可能颠覆民族主义的倾向触犯了蔡元培民族主义的神经,从一个重要的角度促成了他1927年列名"清党"名单。

梁启超“国运”思想初探

所谓"国运",一般指一个国家的盛衰兴亡,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国运论"则指研究"国运"的思想和理论。梁启超的"中国国运论"主要包括关于国运所以衰落之原因、国运必将振兴之根据、如何振兴国运之构想三个方面的论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目标,我们有必要自觉地从这一思想遗产中吸取有助于我国未来国运日益昌隆的启示。

儒家式與道家式:“新子學”政治自由論的兩種構建路向——以康有為、嚴復為中心

中國現代思想史可謂又一'軸心時代'的開啓,康有為、嚴復無疑屬於現代具有開闢意義的'新子',他們對古典諸子思想中的政治自由思想的詮釋構成了'新子學'的獨特内容。康有為主要從儒家的角度詮釋政治權利的古典根源,揭示了自主之權和先秦思想之間的内在聯繫,將權利理解為名分,又將之誤解為利益,大加撻伐。嚴復明確地從道家那裏發展現代政治自由思想,他將楊朱和莊周等同起來,為政治自由的展開奠定了個人主義的邏輯基礎,並將'在宥'解讀為自由,將老子詮釋為民主之道,成為道家自由主義的濫觴。康嚴兩位的詮釋顯示了'新子學'構建政治自由論的儒家式和道家式兩種路向。

孔子君子论理论内涵的两重性

儒学留下的人格历史遗产,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这与孔子君子论理论内涵的两重性有着密切关系。文章从君子与小人、圣人的关系、仁对君子人格内在要素的统摄、礼对君子人格外在表现的规定等三方面,考察了孔子君子论理论内涵的两重性。

论“道家自由主义”三相

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中,"道家自由主义"之出现,意在用传统道家作为接榫自由主义的文化土壤,由此形成了三种主要论述:第一种是政治自由主义,从道家"无为论"中分析出统治者一方面要缩减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应尊重民众的政治主体性的结论;第二种将道家的"天道"等同于西方的自然法,从中阐释出自由主义来,此可谓"天道自由主义"。第三种则从道家(主要是庄子)注重精神自由的角度试图开出整全性自由主义来。这种论证思路弥补了自由主义退缩为政治自由主义之后在精神世界建设问题上的疲敝。这些论述之中包含了什么样的洞见和盲点,关系到"道家自由主义"是否成立的问题,因而值得探讨。

文化的衰落和重建——施韦泽论现代文化

施韦泽认为,相对于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时代,19和20世纪之交的西方文化处于衰落之中,究其原因在于其物质发展过分地超过了精神发展,即文化的伦理本质丧失了。因此,为在20世纪复兴或重建西方文化,就必须确立能够体现文化的伦理的理性理想的世界观,即敬畏生命的世界观。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思考合理的文化战略在文化建设中具有基础性意义。在此,我们也可以从施韦泽的文化理论中获取有益的启示。

“知不可而为”与“为而不有”——梁启超后期人生观初探

梁启超晚年在对青年学生所作的多次讲演中,发挥了一种"知不可而为"与"为而不有"的人生观,阐发了其综合中西文化精华的人生思想,展现了其"责任心"和"趣味"相结合的"知行合一"的杰出人格,而且也为当时以及后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确立合理的人生观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无生主义:章太炎的真如心乌托邦

通常认为章太炎的无生主义是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这种观点并不全面,甚至未必正确。章氏的无生主义其实是现代乌托邦的一种表现形态。由于一元论时间观的渗入以及旨在解决现代中国的处境问题,所以它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现代性的色彩。此真如心乌托邦在章氏独创的真如哲学中有着深厚的根基,它的根本特征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同时,章氏认为经过民族主义的阶段以及采取心灵修养的方式能够达到此乌托邦。

从《新民说》到《德育鉴》——基于伦理学视角的文本考察

在20世纪的中国伦理思想史中,梁启超的《新民说》和《德育鉴》是非常重要的文献。它们不仅热情洋溢地阐发了"新民德"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启蒙作用,而且也为后来人们的道德思考提供了一对新的能够被广泛使用的范畴,在中国伦理学从古代向现代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虽然,梁启超在伦理学学科学理的阐发方面还有所缺陷,但其在思想上结合"公德与私德"、"权利与义务"、"破坏与建设"的努力,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探讨如何合理地组织社会道德生活的理论,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平等的辩证法——章太炎平等观新论

章太炎显示出了对现代平等价值的追求,这种追求体现在政治哲学以及道德哲学等多个方面。但是,章太炎的平等观发生着辩证法运动。他从真如哲学出发,一方面成功的论证了现代平等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真如哲学却又只能论证抽象的平等,对现实的不平等无计可施。同时,真如哲学所具有的唯我论缺陷又悄悄地瓦解了平等的可能性。

竞争能否生智慧?——章太炎、辛亥革命与现代性

辛亥革命的理论家章太炎提出了"竞争生智慧"的观点,但是,竞争究竟能不能生智慧?如果能,是在什么意义上能?如果不能,又是为什么?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似乎还欠思量。章氏哲学对人性之恶的肯定赋予了竞争以合法性,但是,其所具有的相对主义倾向又使得竞争最终成为了多余之物。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将竞争解释成实践,"竞争生智慧"的意思是说主体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改变自己,从而获得智慧。但是,由于章氏在认识论、方法论上走向了怀疑论,在政治哲学上走向了唯我论,所以他不能够提供成功改变世界所需要的理论和工具,最终导致"竞争生智慧"走向了唯意志论而自我消解。这从一个侧面解释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又暗示了中国现代性诞生的步履维艰。

先秦諸子的本源地位與“新子學”的意義

在考慮傳統與現代的關係時,必須充分重視先秦諸子的重要性。原因在於,這是具體的討論傳統與現代的關係的切入點;中華民族的復興離不開先秦諸子,這是不同學派思想家的共識;同時,討論先秦諸子也是對目前學界將國學儒學化的偏向的糾正,又與'新子學'的倡導相呼應。

当代道德生活中的底线伦理

当代道德生活中底线伦理问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学科基础。对于"底线伦理"问题的考察,必须把它纳入到关于整个社会道德生活的理论框架中去。底线伦理确立社会制度的基本道德和个人行为的基本规范,成为解决重大道德问题的共同信念的伦理基础,又受到在根基和多元互动中的终极关怀的支撑和超越,有机地形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结构。作为个人行为规范的底线伦理的保障,主要有待于"文化生态"的完善;至于作为社会制度道德的底线伦理的保障,则呈现出更复杂的状态:以合理界定国家和公民之间相互性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为核心,处理好和平、自由和正义这三个目标之间的关系。

一场夭折了的哲学革命——章太炎“真如哲学”的确立、偏向及其历史走向

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章太炎被誉为是少数几个最具深刻性、原创性和系统性的哲学家之一。他通过融合印度佛学、中国佛学、康德哲学以及庄子哲学,独创了"真如哲学"。"真如哲学"的革命性,体现在它确立了现代主体性;同时,"真如"的普遍内在性和多元主义的理论特征,又为个体主体性作了理论辩护。但是,由于其思想来源未经充分整合,使得"真如哲学"充满了内在紧张,最终走向了"唯我论",导致这场哲学革命夭折。对"真如哲学"的尝试性挽救表明,"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其根本出路,也是历史的走向。

中古时期中国西北民族的生肖纪年

中古时期中国西北民族的生肖纪年可以分成三种类型——"生肖法"、"纳音生肖法"和"阴阳五行生肖法"。突厥人先后行用过前两种纪年法,在吐蕃人的文献中则三种皆见。其中,"生肖法"因其简单易用,在生肖纪年法中最被广泛运用;已知"五行+生肖"结构的纪年方式都属"纳音生肖法",这种方法借五行纳音将十二生肖周期扩大为六十甲子周期,应是借鉴于当时在中原汉地成熟起来的具注历;而被一些学者命名为"吐蕃纪年法"的"阴阳五行生肖法",尽管所受关注最多,却未必实际行用过。

德国内布拉星盘与中古时期中国北方民族的昴星团历法

德国内布拉星盘的出现是近年来欧洲乃至世界考古界的一件大事,然而目前学术界对其内容、功用和真实性仍然聚讼纷纭。本文通过系统发掘和梳理中国中古时期的北方民族、特别是操突厥语民族的昴星团历法后认为,在没有出现更多资料的情况下,将内布拉星盘所体现出的"昴星团历法"视为来自中古时期的亚洲高地民族似乎更为稳妥,这支持了一些学者认为星盘出自西伯利亚的萨满教僧人之手的观点。内布拉星盘或许曾是某种礼器,从技术角度来看,它更像是一种决定某种重大节日的工具。

16-17世纪耶稣会士在长崎与澳门之间的贸易活动

本文讨论了16-17世纪耶稣会士在参与长崎以及澳门之间的贸易活动的历史。当时耶稣会士从事贸易的货物主要包括铜、生丝以及黄金,所获得款项则用于资助其在远东,尤其是在日本的传教活动,因为来自欧洲的葡萄牙王室以及罗马教廷的资助不足以支持该会在东方的传教事业。本文在描述耶稣会士参与贸易的方式的同时,也探讨了耶稣会士内部对此事的不同看法以及与耶稣会同在远东传教的托钵僧会士(方济各会士以及多明我会士)对耶稣会士的抨击。他们之间的分歧既涉及到天主教信仰对金钱和贸易所持的立场,也涉及到不同修会之间在东亚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