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城市消费的方式、水平和结构研究

唐代城市商业经济有着较快的发展,城市居民的日常消费与市场紧密相连。城市中各个阶层虽然与市场的联系程度不太一致,但逐渐密切是共同的发展趋势。城市中的消费水平有高有低,既有官员贵族和富商们的高消费,也有普通工商业者衣食丰足的消费,更有普通市民的低消费。因此表现在消费结构上,不同的消费水平其消费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结构也各有其特殊性。

民国时期妾的法律地位及其变迁

民国时期未形成强大的反蓄妾社会舆论。北洋政府时期,家长与妾的关系为合法的契约关系;作为家属之一员,妾在具有私产持有权、被赡养权与一定的遗产继承权等的同时,对家长承担着保持贞操的义务。南京政府时期,在法律正文中去除了妾的字样,1935年修订刑法后,未得妻之许可的蓄妾被视为通奸;妾的家属身份被司法解释承认;某些法律规定说明妻妾地位对比发生了变化。

唐宋变革视野中文学艺术的转型

"唐宋变革论"作为一种理论参照系,将文学艺术的转型置于唐宋变革的历史场景中作总体性审视,真切地勾画出这一转型从萌蘖到勃发的历时性演变,并深刻揭示这种演变的社会性动因。这一新视野有助于结合文学艺术的固有特点,从体裁形式、受众对象、传播形态、核心精神、题材内容等层面,全面探讨唐宋变革为文学艺术的转型所带来的新形式、新内容、新元素与新理念,进而深入思考这一转型的过程性、迟滞性、差异性及其对周边政权的辐射性。

关于《新唐书》的书法问题

北宋中期,《新唐书》在宋祁、欧阳修的主持下,历十七年终于修成。然而人们对《新唐书》的批评很多,集中在书法问题上,包括史料的取舍、语言的采用、褒贬体例等。《新唐书》之所以在书法上出现这些问题,主要原因是修书组织存在重大缺陷,而且修史官员对春秋笔法理解方面有较大的差异,文人修史存在着如修史者的态度、主观好恶、修史风格等许多弊病。

唐五代江南麻布纺织的地理分布

唐代前期 ,江南地区麻布生产面广量大 ,各州都有麻布纺织 ,但质量不是很高。中唐以后 ,江南麻布生产保持传统 ,继续发展。其中常、苏、湖、宣四州代表了江南麻布生产的最高水平 ,在国内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歙、处、衢、婺等州是次发达区 ,产品质量有较大提高。润、越、杭三州唐前期已能生产高质量的麻布 ,但中唐以后 ,由于丝绸业的发展 ,对麻布生产带来了冲击 ,发展水平一般。江南麻布生产的发展呈现出较为严重的不平衡。

《大学》成书问题新探——兼谈朱熹怀疑《曾子》十篇真实性的内在思想根源

将《曾子》十篇、郭店儒简与《大学》比较后,可以发现《大学》内外贯通的治国理路、正心诚意的修身路径、忠恕内省的推仁方法,在《孟子》之前都已出现,因此《大学》成书晚于《孟子》的说法不能成立。朱熹对《大学》和《曾子》十篇均持怀疑的态度,但怀疑的内容不同,朱熹怀疑《大学》,是担心《大学》文本与自己学说扞格不通之处并未完全解决,他怀疑《曾子》十篇,是疑其不伪,影响自己对《大学》圣经贤传的论定。

网络语义词典编纂的设想

语言是有系统的 ,每一种语言都是由千百个不同层次的语义场组成的语义整体网络系统 ,这种语义网络系统可从词义的微观、中观和宏观网络结构上进行描述。网络词典旨在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来探索词汇间的语义关系和人脑中“内在词典”的结构 ,力图使词典的编排及组织能最大限度地复写存在于人脑中的各种语义信息 ,具有多功能检索、人机互助和资源共享等优势 。

农”声字的语义探释

“农”声字的浓厚义与声符字“农”的本义。引申义有一定的关联,其声在其本义“用力耕作”中所含的勤勉笃厚义作为语根,引申而有厚义。汉语中的“农”、古越族中的“侬”、吴语中的“侬”似有着亲属语言间的关联。在“我”成为通称后,“侬”则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并由己及人,由尊己到尊人,由谦称自己到尊称对方。“农”的释义可为:①勉,勤勉。②族称。寓义繁衍兴旺。文字产生后,表族称的“农”遂以“农”为声,加人旁而为“侬”。④指从事耕种之人。⑤勉力耕作。⑤农事,农业。

《朱子语类》校勘十则

文章以中华书局本《朱子语类》为底本,参校相关文献及朝鲜古写徽州本,从征引不确、文字讹误和句读失误三个方面撰成校勘札记十则,翼有禆于《朱子语类》的进一步整理与研究。

餹、糖与糖食

“餹”又写作“糖”，“糖”最初用于“糟腌”义，后也可指用米或麦芽熬成的糖浆。从甘蔗中提炼出来的结晶物又称为“沙糖”。典籍记载有“糖人儿”、“糖肥皂”等各种各样的糖食。

略论宋代天文学人才的培养与任用

宋代重视培养实际致用人才和高能力、高层次的人才 ;放宽考试条件 ,通过各种各样途径来选拔人才 ;同时 ,也注重提携和推荐后学、地位低下者来参加具体工作。这些人才 。

钱穆《国史大纲》“女真攻掠高丽、日本”条考释

钱穆在修订本《国史大纲》中记载女真曾攻掠高丽与日本,又在该条纲目下特加小字注文,详细记载此事经过。由于此书流传甚广且版行无数,各版之间内容几无差异,独此条内容仅见于修订各版中,为最初各本所无。在中国传统史籍中亦无女真人从海上攻掠高丽、日本的活动记载。这一记载仅见诸高丽与日本等域外史籍。但书中此条内容却并非直接来源于高丽或日本史籍,而是间接从蓝文徵的文章中转引简化得来,无论钱氏的观点还是史料,均与蓝氏别无二致。攻击高丽和日本的女真人,并非如钱穆所言就是后来建立金朝的女真完颜部族先人。增补的这一条大纲,亦可见钱穆思想之一二,同时又是钱氏一贯坚持之民族文化史观的具体体现。

北宋熙寧年間政府機構改革述論

北宋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执政，在注重理财的同时，对中央及地方政府机构多有改革。中书的改造，主要通过设立编修中书条例司和中书检正官。地方的改革，重点在察访司的设置，通过检正官一总於中书。改革后，机构紧凑，效率提高。

论光武帝的农业思想

光武帝刘秀是东汉王朝的开国之君,在恢复遭战乱破坏的国家经济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农业思想。恢复生产秩序、增加劳动力数量是光武帝农业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另外,还有灾后救济、轻徭薄赋等方面。在光武帝发展农业的思想指导下,东汉经济从战乱中逐步得以恢复。

《敬斋古今黈》版本及其校勘述略

《敬斋古今黈》为元人李冶所撰考证类笔记。李冶本名“治”,后更名为“冶”。是书现存版本主要有十二卷本和八卷本两个系统,分别源自两个不同的祖本。通过对此书现存版本及其源流的梳理,发现目前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存在不少疏误。在深入比勘后,文章共掇撷九类校改现象,各举例证,冀以阐明在校勘、整理此书时所应注意的各项问题。

长乐公主墓志考辨

《大唐长乐公主墓志》于1986年在陕西咸阳唐昭陵附近出土,志文为楷书,共三十八行,一千余字。有关长乐公主的史料,也可见于《新唐书·长乐公主传》,但正史记载较为简略,仅一百九十八字。文章通过二者对比,揭示长乐公主的生卒年、葬所及其婿长孙冲的世系、宦绩等。

近代以前上海地区的老虎活动——以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方志上有老虎在上海地区活动的大量记录。从时间看,主要出现在元末至清乾隆以前;从地域看,上海的大部分地区都有过老虎活动的踪影,以西北部的嘉定和宝山,南部和西南部的金山和松江,老虎出现的频率最高。老虎为害剧烈,严重影响了人类的正常生活,于是政府和民众都想尽办法捕杀老虎。老虎能在上海地区活动,说明古代上海有大量的滩涂荡地和荒地,有大量的水面,老虎有活动的纵深空间及赖以生活的森林草地等自然植被环境。随着明清大量荒地开垦,滩涂变成熟地,河道水面变成粮田,老虎的栖息地日益缩小,人类的活动侵入了老虎的生活范围,导致老虎咬人伤人事件不断。乾隆二十六年以后,随着自然环境的较大变化,老虎在上海不再出现。

宋代加役流刑辨析

本文针对李文凯提出的有关宋代加役流刑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家加役流别作为法官量刑判案的基本刊之一,仅仅是沿用了唐律的罪名和刑罚名称,在实际执行中,以折杖法折代其部分刑罚,并视犯罪情节轻重,附加刺配等刑罚,以增强惩治力度。加役流与刺配是两种不同种属的刑罚,不存在前者被后者取代的问题。

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考

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由《蜀类》加四卷崇祯年间刘潜补修黎靖德本而成,保留了大量未经黎靖德删改的异文,且更接近当时记录的原貌,在朱子语录到语类的形成中处于关键地位。徽州本和今传各本异同的比勘既可探《朱子语类》的渊源,又可补正今传通行本的错讹,在朱子思想研究和汉语史研究上皆有重要价值。

论唐代皇室与河朔节度使家族的联姻

代宗至德宗年间,河朔藩镇内部以及藩镇之间结成了庞大的婚娅网络,为了降低这一网络对于唐廷的政治影响,德宗将数位公主下嫁给河朔藩镇节度使家族,出现了“王武俊、王士真、张孝忠子联为国婿”的局面。及至德、顺宗朝,除了河朔藩镇节度使家族互为姻族以外,还出现了一种新形态:正在掌权的河朔节度使家族与已经归朝的旧河朔节度使家族联姻,新形态的出现客观上降低了河朔婚娅网络对唐廷的政治威胁。穆宗朝之后,幽州与魏博镇内乱频仍,随着二镇掌权的节度使家族不断更替,河朔节度使家族之间就再难形成稳定的婚娅网络,唐廷也就不再需要以出降公主的方式进行血缘干预。甘露之变的爆发使文宗亟需藩镇的支持,于是唐廷就蹈袭故智将寿安公主下嫁成德镇。公主出降使该镇往后的节度使皆为公主血胤,王氏家族走上了贵族化统治道路,这一点恰恰是幽州、魏博所不具备的,此后河朔三镇的藩镇性格开始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