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传统作为参照系——贡布里希对现代艺术观念的理解与批评

贡布里希对现代艺术思潮的关切与他对西方艺术传统的研究密不可分。他追源溯流,把表现主义、原始主义、立体主义等现代艺术运动联入西方艺术史的整体叙事之中;通过对个别艺术家、艺术作品的独到阐发,呈现现代艺术观念图景的复杂画面;从具体的文化传统与艺术语境入手,分析现代艺术思潮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克服与现代艺术相关的流行见解,同时也拆解抽象措辞对现代艺术进行的理论虚构。贡布里希对现代艺术观念的阐释力度源于他以传统为参照系,通过艺术史叙述,让传统思想和当下观念互鉴,使传统成为深刻理解当下和承载未来可能性的源头活水。

现代意识与伦理反应——一个基于哲学语用学的方法论反思

“实践—语用”转向语境下的现代性反思系统地质询了现代意识的确定性与自明性,在哲学语用学视域下,这一反思指向内在于现代性实践的非认知性条件并深化为一种实践学的反思;基于这种反思,作为现代性之精神内核的“现代意识”趋向某种新的方法论上的自我确证,即从一种基于普遍合理化要求的规范性证成转向一种基于内在伦理反应的情境化的动态认定;由此,“实践—语用”转向语境下的现代性反思便在现代意识与伦理反应之间的理论联系与实践效应中获得了新的意蕴。

情感现象的本质及其构成环节

人在情感中绽放自身存在,并通过情感意识到自身存在是否具有完善性。在汉语中,无论是“情”还是“感”,其含义都既具有适用于万物的普遍性,也有仅适用于生命存在,特别是人之存在的特殊性。其中,“情”着眼于存在者的具体存在状态,“感”着眼于存在者之间的交互影响。从本质上讲,情感现象涉及意识自我与他者的存在利益关系,这种关系又体现为力量性、价值性和圆满性三个方面。从现象上看,作为关系的情感现象有感觉—理解关系、感受关系和感情关系三个构成环节。感情在时间上具有三维性,它既是对积极感受的召回和不断生成,也是对消极感受的消除和不断避免。作为动能,感情不仅为意识自我确定价值方向,还促使意识自我不断采取行动。单纯的感情有可能陷入盲目性和片面性,因此需要理智介入。但理智也有“智慧”“死板”和“聪狡”之分。情感是衡量人之一切作为的意义与价值的“硬通货”。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技术进步,都应以塑造和谐良性的万物关系,创建人人都能体验到自身存在完善性的健全情感空间为旨归。

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背景的研究

西方学者以独特的文化视角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背景。本文从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因素和知识环境、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来源、语言符号转化中的中国化因素等三个方面概述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探析其结论的缘由和依据,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传播、开花、结果,决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有着坚实的文化和心理基础;谁要是不懂得一些儒家思想的传统,谁就不能理解毛泽东思想;中国式的文化和哲学传统影响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范畴和术语的理解。

论老庄道家的语言哲学思想

先秦道家哲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揭露人类文明的局限性,其语言哲学思想主要是从语言与政治效果的关系方面论证语言的局限性。老子提示了语言把握存在的局限性,但他没有完全否定言,而是提出了"善言"的思想,并据此得出"行不言之教"的救治社会的策略。庄子从言意观、名实观等方面发展了老子的语言哲学思想,并以"三言"说化解老子哲学中言与道的紧张关系。庄子及其后学对于语言意义的认识,完全转向了言说主体上面,消解了语言达意的社会性及其评价的客观性。

论“学而时习”对孔子哲学的奠基意义——对《论语》首章的尝试性解读

作为整部《论语》开篇的"学而时习",传统注疏都关注于"学"字,而且以"记诵或诵习传统经典"来界定其内容。这一传统诠释路径遮蔽了"学而时习"的真意。其实,"学"作为"觉或悟"、"习"作为"行",从注目于"行"本身的角度,"学而时习"的首要意蕴在于强调了人自身源初行动与对此行动之主体性觉悟的统一:一方面是不间断的行动中的觉悟,一方面是觉悟着的不间断的行动之展开。这一源初状态及其后续展开,具有一种不可诘问的源初肯定性,所以为深沉而内在的"悦";后文朋友相与之外在的乐、一般他者不知的无动于衷(不愠),就是在一种递减的意义上昭示"学而时习"的这一奠基意义。如此,它奠定着整个《论语》哲学或孔子哲学的基石。

清末上海穆斯林社团成立董事会事件初探

《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记述了清末上海穆斯林社团成立董事会的历史事件及其董事会管理机构的基本情况。它的成立折射了穆斯林社团为了生存竞争和维护文化传统的独特性而建立伊斯兰组织的原因。此外,从董事会负责人及其职能部门、清真寺寺产、宗教活动、教育等方面的状况,可以看出这是上海穆斯林社团为适应上海社会的飞速发展而作出的改革努力,因此上海成立董事会事件在中国伊斯兰教界中具有重要意义。

整体之诚与继善-成性--王船山对孟子道德哲学的诠释

船山诠释孟子的道德哲学,首先排除认知主义对性的外在把捉方式。对人性的认知取向,将人性推衍为外在性的如有物焉,而忽略了人自身基于活生生具体行事活动的整体性。由此,船山突出了流动的整体性作为人之生存的本体论背景,强调了性不可域善(不能以凝固的理智规定性来局限自身实现的生命活动),并提出以诚代善(以基于人之行事活动的动态世界整体之自身实现作为理解善的基础),在诚、善与性的关系上作出了细致而深刻的分梳与阐释。整体展开自身,由具体个体而实现。个体的存在,其本质日生日成,是整体及其流变过程中的自我创造。

哲学的困境和黑格尔的幽灵——关于“中国无哲学”的反思

中西哲学之间的学术转译、通约和交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比较哲学研究的过程,但今人往往以渗透着西方中心主义情结的黑格尔哲学标准来剪裁中国哲学,故引发“中国有无哲学”之争。争论中国有无“哲学”之“名”并无意义,关键在于中国有无philosophy之“实”。纵观西方近代哲学史,欧洲的两大主要哲学思潮即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都是沿着反黑格尔主义或曰“拒斥形而上学”的向度发展的。在“重建形而上学”的诉求中黑格尔的幽灵再现,未来的哲学将是“人类形而上学”或曰文化哲学的崛起,从传统形而上学到“拒斥形而上学”再到“人类形而上学”,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内涵——兼论毛泽东“三派文化观”的价值转换

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当下要求复兴民族文化、重振民族精神,则必须看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中已经秉赋了新质,看到一百多年来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中核心价值的转换和变化;从毛泽东的"三派文化观"到今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意识形态建设上完成了一段心路历程的转换;作为和谐文化之根本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其本身就是马、中、西三派文化协调共生的产物;构建多样性的和谐文化,务必要求运用高度的文化智慧,协调和规范一元与多样、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核心价值与非核心价值的和谐共振,从而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健康、持续发展培育出一个和谐宽松的文化氛围和良性运转的软环境。

中国宗教的巫术孑遗--韦伯论中国宗教与巫术的“亲和”关系

在马克斯·韦伯有关中国宗教的论述里,宗教或信仰与巫术的关系是一个最为关键的核心问题。他认为:(1)中国宗教信仰中有着大量原始巫术的孑遗,或者说,原始巫术在以后的宗教信仰中被充分地保存和延续下来;(2)道教与巫术的关系至为密切,道教是完全彻底"传统主义"的,本质上说,道教就是一个"巫术组织";(3)一般认为,儒家或儒教是非常理性的,但我们也应看到,儒家或儒教同样有自己的巫术传统;(4)佛教的出身是理性的,但大乘佛教已经初步或部分改变了佛教的理性传统,入中国以后,受中国宗教和信仰的影响,佛教同样也变成了一个巫术类型的宗教。实际上,原始信仰和巫术崇拜的遗存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宗教,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和文化。因此,尽管韦伯有关中国宗教与巫术关系的看法难免一隅之见,但其对中国宗教问题以及背后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洞察力还是令人叹服的。

回应冯契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0世纪下半叶独创了"智慧说"哲学体系的冯契先生的思想愈发得到学界的关注,他受到的批评和误解也是我们必须正视、澄清和回应的。有种观点认为冯契的"化理论为德性"是对德性伦理学的回归。这是误解。冯契认为合理的道德行为是道德规范、理性自觉和意志自愿三者的统一,从某种角度看是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的统一。有的研究者认为"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是高不可攀的。这也是误解。"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作为理想人格当然需要人们付出努力才能达到,但是,他同时也是普通民众通过多样化而切实可行的实践可以实现的。最后,张汝伦教授对冯契"智慧说"中"理性的直觉"、"智慧"的理论化、"德性自证"和感觉在认识论中的地位等问题提出了质疑,需要认真对待。冯契的"理性的直觉"实为"后理性的直觉"或"理性后的直觉";而"智慧"一方面作为思想本身必然表现为理论,另一方面在于它显然是高于理论之物,具有实践特性;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德性自证"中的自证在真理的确立过程中无需再次证明,否则将陷入逻辑困境;而对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现的问题,冯契提出了自己的答案,必须正视,而不应跳过之,直接回归西方近代哲学史对感觉的责难之中。

“民主政制”正当性前提的哲学思考

民主政制是一种具有多种终局可能和理论缺陷的政体。在政治实践上,它有蜕化为僭主专政和民粹主义的潜在基因,这在纳粹主义和雅各宾专政中得到鲜明的例示。从理论前提上看,美国式民主是一种强调形式正义的混合民主政体,但民主选举程序的合法并不意味结果的公正。合法(形式正义)与正义(实质正义)之间的巨大裂痕,为贤明君主制(仁慈僭政)统治的正当性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同时也让我们警惕民主政制潜含的政治风险。由是观之,民主宪政并非主流观念所宣扬的那么理想完美和理所应当。廓清民主宪政的实践变体和德性缺失,不仅有助于我们审慎理性地看待世纪之交的这场宪政之争,同时也对我们更好地进行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性善论与人的存在——理解孟子性善论哲学的入口

性善论是一个"传统问题",但其具体意蕴则体现在"自我"的追问与反思之中。只有将作为传统问题的性善论与作为做具体追问者的"自我",纳入、整合到"问题性情境(生存论困境)"之中才能进入性善论阐释的通道。从生存论自身困境出发,性善论的阐释要避免形式主义,而要紧扣着内容本身,即不是采取一条认知主义取向的形式性路径,而是让充盈着内容的生命存在活动自身得以绽露。理智之思根源于生命存在活动,以之为出发点,以之为内容,以之为目的。思作为生命存在活动中的内在觉悟,避免了舍而不耘、拔苗助长的"本心之失",使得生命存在活动成为丰盈内容与理智觉悟的浑融为一。存在活动与思之觉悟的统一,奠基于并融合于"必有事焉"的具体行事活动。在孟子哲学中,一直被忽略和掩盖的"行事"概念,具有基础性意义,是领悟性善论真意的根基。由此,追问性善论意蕴的生存论困境,与作为理解孟子性善论根基的具体行事活动,就融会一体,并将性善论的意蕴昭示为哲学式的生存活动自身,经由"说我者"之追问而生成、造就出本己的内容。

先秦诸子与唯物辩证法:中国现代自由的一个面相——以任继愈所编著中国哲学史著作为中心

我们应该重视体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先秦诸子与认识自由之间关系的思想。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便是一个范本。该书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主要是唯物辩证法)为原则来解读先秦诸子,判断他们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则,还是为这个原则贡献了若干的环节,或者比较接近这些原则,只是在某些地方需要修补。《中国哲学发展史》认为,老子和易传的辩证法、墨子的思想是比较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的,但也有其不足;而庄子、名家贡献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的若干环节:这个观点与流俗的看法不同。可以看出《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写作受到了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深刻影响。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传统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相互对勘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成果产生,默会知识就是一个发展契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现代哲学的智慧——兼论中国古典哲学的困境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为我们思考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构建了新的视野。然而,它首先需要应对的是"人类命运冲突体"之类的立场,后者的代表显然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自从1993年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之后,此论俨然成为讨论文明之间关系不能回避的范式。中国学界也对之作出了回应。人们时常注意从中国古代哲学中寻找应对资源,然而,中国哲学界的天下主义观点以及试图用忠恕之道应对文明之间关系的观点,具有内在的致命不足。与之相对,中国现代思想对解决文明之间冲突关系、构建命运共同体具有生命力,对此可以谭嗣同的仁学、蔡元培的世界主义为例加以说明。

康德、“西马”、“后学”:学术旨趣与现实观照——台湾学者对近20年大陆西方哲学研究的评述

台湾学界对于大陆近20年来西方哲学的研究,除了关注其出版的译著,主要评述了有关康德、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这些评述表现了学术旨趣和现实关照的并重。

邓小平理论的传统哲学意蕴

邓小平理论对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并不在于沿袭或引用传统哲学的某些语词和某些提法,不能把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些表述与古代哲人的话语对号入座。邓小平理论的传统哲学意蕴在根源上来自浸润于传统文化中的熏陶,它不仅表现为思想内容上的继承和发展,更重要的乃是思维方式上的吸纳和创新。

积久而返本:《太平经》“承负说”新论

《太平经》有其独特的理论背景,在此之下,《太平经》提出了承负说。承负的表现可分为自然内部有承负、自然与人之间有承负、人对自身有承负、人与社会生活中有承负。这一理论依靠现实、气化流行、神明官僚体系的支撑而实现,具体展开为从所失小小到积久难返。承负灾厄的原因可以归结于两点:一是没有真正符合天道的文书来教导人们天道的真正要求;二是人们在不清楚道的真正要求的情况下纵于物欲,不能谨守三实,顺道而行。经文提出解除承负灾厄需要通过从天师、真人、国君、百姓等人类整体的共同努力。承负说将从上古到下古的世界的堕落还原为个体对道本质的离反与失落;同样通过承负,《太平经》描绘了在所有个体的共同努力下,从下古返归道治的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