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地区患有肺部疾病的老年住院患者口腔真菌定植危险因素及药敏研究

目的:对昆明地区患有肺部疾病(主要包括肺炎、肺气肿、慢性阻塞性肺病等)的老年住院患者口腔真菌定植的高危因素进行精准分析,并对定植口腔的真菌的耐药情况进行研究。方法:选取2018年2月至2019年8月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干疗科住院的184例的老年肺炎、肺气肿和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黏膜拭子采样,CHROMagar念珠菌显色培养基进行真菌分离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高危因素。结果:患有肺部疾病的老年住院患者口腔真菌定植的主要危险因素为年龄大于80岁、合并有糖尿病的发生、激素的使用以及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的老年患者。结论:患有肺部疾病的老年住院患者口腔定植的主要真菌为白色假丝酵母菌,年龄≥80岁和有义齿是主要患有COPD的老年患者口腔定植真菌的危险因素,且定植口腔的主要真菌白色假丝酵母菌,对氟康唑、伊曲康唑和伏立康唑均具有20%以上的耐药,而对两性霉素耐药比例低。

经剑突下与经侧胸入路胸腔镜手术在胸腺瘤切除中的应用比较

目的对比经剑突下和经侧胸入路胸腔镜手术在胸腺瘤切除中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收集接受胸腺瘤切除手术的患者46例,经纳入排除标准筛选后一共32例患者纳入本研究,所有患者都为Ⅰ期胸腺瘤患者,有15例伴随重症肌无力(MG)。其中16例接受经剑突下入路胸腔镜胸腺瘤切除术(A组),另外16例接受经侧胸入路胸腔镜胸腺瘤切除术(B组)。收集两组患者的基本临床信息,围手术期以及术后并发症情况。结果经剑突下入路胸腔镜胸腺瘤切除术和经侧胸入路胸腔镜胸腺瘤切除术的手术时间分别为(91.88±12.37)min和(151.25±32.84)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术中出血量分别为(48.75±16.68)mL和(57.81±13.29) 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100);术后引流量分别为(176.88±56.65)mL和(233.75±46.17)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4);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4.87±1.59)d和(5.38±1.26)d,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31);胸腔引流管留置时间分别为(2.37±0.95)d和(3.00±1.15)d,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06);切口疼痛评分分别为(2.38±1.15)分和(5.63±1.99)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MG状态在经剑突下入路胸腔镜胸腺瘤切除术后消失的患者比例相对经侧胸入路胸腔镜胸腺瘤切除术具有统计学差异的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19)。结论相对经侧胸入路胸腔镜胸腺瘤切除术,经剑突下入路胸腔镜切除术具有更好的临床获益,显示出巨大的应用价值。

二代测序在晚期肿瘤诊疗中的临床应用:机遇和挑战

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二代测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NGS)逐渐演变成为探索实体瘤标志物和实现精准治疗的重要手段,已被纳入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和欧洲肿瘤内科学会等指南。NGS尤其适用于高通量并行分析和未知变异检测,亦可用于液体活检、新药研发、伞式研究、篮子研究和耐药机制探索。目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实体瘤NGS伴随诊断产品主要有8种,除了基于血浆样本的FoundationOne Liquid CDx和Guardant 360 CDx外,其他产品主要用于检测石蜡包埋组织。未来国内需要建立NGS行业标准并在相应法规的指导下开展工作,以期更好地助力新药研发和临床试验管理。

SMAD4突变型结直肠癌患者基因突变及肿瘤免疫微环境特征分析

为探讨贵州地区结直肠癌患者人母亲DDP同源物4(mothers against decapentaplegic homolog 4,SMAD4)突变及肿瘤免疫微环境特征,采用二代测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NGS)、多重免疫荧光及免疫组化等技术,回顾性分析了150例贵州地区结直肠癌患者的SMAD4突变数据及其中8例患者的肿瘤免疫微环境数据。结果显示,在患者群中,有22.00%的患者出现SMAD4突变,最主要的突变形式为非同义突变(66.67%),与SMAD4共突变最主要的基因为Kirsten大鼠肉毒病毒原癌基因同源基因(Kirsten rat sarcoma viral oncogene homologue,KRAS,51.52%)。肿瘤突变负荷(tumor mutational burden,TMB)和PD-L1表达水平在SMAD4突变与否的患者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微卫星高度不稳定性(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MSI-H)的比例在SMAD4突变与否的患者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4),但MSI-H仅占6.06%(4/66)。相比SMAD4野生型患者,SMAD4突变型患者肿瘤组织中具有更多的M2型巨噬细胞(P=0.038)。该研究提示,SMAD4突变患者M2型巨噬细胞在肿瘤中的浸润,可能导致了这类患者更差的预后以及对化疗药物的耐药。

肺癌脑转移发生相关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肺癌是当今致死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脑转移是导致高死亡率的一个重要原因。精准诊断脑转移对于患者的治疗和预后意义重大。分子检测敏感度高,在肺癌脑转移诊断中具有很大的应用前景,而生物标志物的探索也因此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主要从原发灶、转移灶、外周血和脑脊液分别阐述与肺癌脑转移发生相关的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展,其中脑脊液中生物标志物检测可能是未来诊断和治疗的重要检测方式,为今后开展有关肺癌脑转移多组学诊断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烟曲霉特异性免疫球蛋白E阳性患者临床特点及吸入性过敏原过筛试验对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的诊断价值研究

背景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ABPA)临床辨识度低,诊断困难,误诊、漏诊率高。而吸入性过敏原过筛试验(Phadiatop)可检测吸入性过敏原混合物的特异性免疫球蛋白E(sIgE)。目前Phadiatop在烟曲霉sIgE阳性人群及ABPA人群临床诊治中的应用尚未普及。目的探讨烟曲霉sIgE阳性患者的临床特点及Phadiatop对ABPA的诊断价值。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观察性研究。回顾性选取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2018—2019年收治的烟曲霉sIgE阳性患者122例为研究对象。根据血清总免疫球蛋白E(TIg E),将患者分为ABPA组(血清TIg E> 1 000 k U/L,44例)和单纯曲霉致敏组(血清TIg E≤1 000 k U/L,78例)。比较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实验室检查指标、sIgE及Phadiatop滴度。分析烟曲霉sIgE阳性患者烟曲霉sIgE与外周血嗜酸粒细胞计数、血清TIg E、Phadiatop滴度的相关性。分析Phadiatop滴度对ABPA的诊断价值。结果 122例患者中,男99例(81.1%),平均年龄(66.3±14.5)岁。ABPA组患者烟曲霉sIgE、混合霉菌sIgE、户尘螨sIgE、粉尘螨sIgE、德国小蠊sIgE、猫毛屑sIgE、狗毛屑sIgE、树花粉sIgE、杂草花粉sIgE、Phadiatop滴度高于单纯曲霉致敏组(P <0.05)。烟曲霉sIgE阳性患者烟曲霉sIgE与外周血嗜酸粒细胞计数、血清TIg E、Phadiatop滴度均呈弱相关(rs值分别为0.232、0.336、0.395,P值分别为0.011、<0.001、<0.001)。Phadiatop滴度诊断ABPA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79[95%CI(0.71,0.88)],临界值为1.00 KUA/L,灵敏度为69.01%,特异度为77.50%,阳性似然比为2.50,阴性似然比为3.07。结论烟曲霉sIgE阳性患者以男性多见,老年人为主。当Phadiatop滴度> 1.00 KUA/L时,应当警惕ABPA的发生,Phadiatop对ABPA有一定的诊断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