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会戏”考辨

现知最早的关于“堂会”一词的文献记载出现在清嘉庆、道光年间,指代由私人或团体出资包场演戏的戏剧观演模式。堂会是晚清、民国时期重要的商业演剧类型,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职业戏班的包场演剧。当今学界对于“堂会”的认识有颇多歧见,主要表现在:一、视堂会为厅堂或私宅等演剧场所派生出来的演剧形态,再将堂会溯源到汉代的厅堂演戏;二、将堂会限定为个人出资承办,不及团体出资;三、无视堂会的商业运营模式,将堂会认定为非商业演剧;四、将非商业演剧的“家乐”“宫廷演剧”纳入堂会范畴。产生以上歧见的主要原因在于概念界定不清,从而导致望文生义、以偏概全、以今律古等错误。今人对堂会的错误认知和随意解读,造成了戏曲史研究的混乱,因此有必要对其作全面考辨。

戏曲在中国话剧嬗变中之作用

中国戏曲对于话剧的持续影响力,是话剧史、戏曲史相关研究领域鲜少关注的话题。不仅如此,长期以来,不少话剧史学者还认为中国话剧是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成长起来的,与传统的戏曲之间一直保持着泾渭分明的界限。从大量的戏剧文献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传统戏曲对滥觞期的中国话剧、早期新剧职业化演剧以及话剧运动均有直接影响和持续性作用。正是得益于中国传统戏曲的影响,作为舶来品的话剧最终完成了中国化的转型,赢得了市场,获得了受众。

社会问题的舞台呈现与实际影响——一个剧场文化学的研究计划

近一百五十年来,越来越多戏剧家想通过戏剧唤醒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易卜生、萧伯纳、布莱希特和伯奥都用不同的方式引发了观众的思考和讨论,但较少有人关注他们戏剧的实际受众情况,这是剧场文化学要探究的。现代中国戏剧主要是学易卜生式的话剧,忽视了也能反映社会问题的音乐剧。比起现实主义话剧,音乐剧往往更具理想主义,和中国戏曲更接近。音乐剧剧场更大,演出更多,总体观众和社会影响都大得多。我们应从更实际的调查研究入手,以期更全面地借鉴关注社会问题的戏剧类型。

与其跟风“剧场”,不如坚守“戏剧”——再议postdramatictheater的中文译名

“剧场”是目前国内学界最为热门的术语之一。theater一词作为“戏剧”之义在中国虽然很早出现,但并没有成为代表这一艺术种类的术语。“剧场”在新世纪广为流传,既与台湾地区的学者相关,更与德国戏剧理论家雷曼著作的中译本有关。然而,即使在雷曼那里,从古希腊至今的西方戏剧也都一以贯之地称之为theatre。因此,将其译为“剧场”来取代“戏剧”不仅毫无必要,反而徒增了许多困扰,或许译之为“后行动戏剧”也不失为一个选项。

简论奥尼尔的表现主义戏剧

简论奥尼尔的表现主义戏剧刘明厚尤金·奥尼尔是一位对美国戏剧、文化有着杰出贡献的戏剧家，他以自己的不懈努力，改造了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那种浅薄的美国通俗戏剧，而使美国戏剧走上了严肃悲剧的创作道路。他还是一位具有超前意识的剧作家，他不仅在人的灵魂深处，...

剧作法、戏剧顾问学及其他——论Dramaturgy的若干定义、相关理论及其在中国的意义

Dramaturgy在历史上有过三个主要定义:戏剧评论及理论、剧作法、戏剧顾问学;后二者现在仍然在用,应根据不同语境译为两个中文词,而不是笼统称为"戏剧构作"。戏剧顾问是主要为剧本服务的高级顾问,其重要性证明当今世界主流戏剧依然以剧为本,而非"后剧本"。中国也有人从事"抓剧本"的工作,他们是中国的戏剧顾问。

俄罗斯戏剧的探索者杰米多夫

俄罗斯杰出的戏剧教师尼古拉·瓦西列维奇·杰米多夫研发了一种能让演员触摸到神秘灵感的内在有机技术,这种内在有机术可以让演员实现"自我觉察"的创作过程。杰米多夫在创造性领域的发现引起了俄罗斯心理学家、生理学家和生物学家的注意,因为他揭开了创造性心理过程的奥秘。除了训练演员真实的舞台生活技巧外,杰米多夫还提高了体验派演员(或称悲剧演员)的心理技巧,这是一门教导演员如何驾驭情绪、增进情感的学问。

明代戏曲的悲剧观:怨谱说

尽管悲怨伦理观在先秦是那样发达,尽管以悲为美的审美风尚在汉唐是多么盛行,尽管宋元时期已经出现了不同剧种的悲剧样式,中国的悲剧理论却仍然掩藏于历史深闺之中,人们很难领略到这位大家闺秀的＂三春好处＂。细心的学者可能在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中,领悟到一些宫调与悲情的邂逅之感;可能会从高则诚＂乐人易、动人难＂的真实告白中,把握到某些《琵琶记》的苦趣;还可能在钟嗣成的《录鬼簿》中,在对剧作家们的豁达凭吊中感受到一些苍凉的意绪。但是人们最终还是感到失望,元代终究没有出现蔚为气候的悲剧观念。蒙元黑暗社会之后的明代人,的确有一种躬逢明世的感觉。迟迟不出的中国悲剧观也应运而现,在理论的后花园中展示了其娇好的体态资质。这便是山徐渭,祁彪佳、陈洪绶和卓人月等戏剧家们共同呼唤而出的一轮明月——怨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