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安全倡议的理念与实践

系统安全观是孕育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整体和平思想,体现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思想,更是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理念。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为破解全球安全治理困境提供了系统性方案,所提出的人类安全不可分割性反映了系统安全观的普遍平等原则。系统安全视角下,全球安全倡议的“六个坚持”揭示了世界共同安全的有机整体性、开放包容性、动态可持续性,倡导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安全问题的复杂多样性,共商共建全球系统安全的核心规则与秩序,有效促进系统安全最广泛的公平公正。推动全球安全倡议的实践与落实,需要通过协同协作共同提升安全治理能力,以共同发展促进共同安全,以平等协商处理国际分歧,加强全球安全系统性规划与谋划,共同建立全球安全平衡的防火墙机制。

海洋地球工程的研究进展与相关国际法探析

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负面影响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地球工程因被认为是减缓甚至扭转气候变化的切实可行的方案之一而备受关注。为推动地球工程技术的发展和相关国际法的完善,文章分析海洋施肥、人工上升流、人工海洋碱化、海洋云增白和海底造墙5种海洋地球工程的技术原理、研究进展及其在具体实施中对现行国际法的挑战。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处于理论模拟阶段还是处于实验阶段,上述海洋地球工程技术都显示其减缓气候变化的潜力,同时也存在对海洋环境和人类生活的潜在风险;由于科学的不确定性和国际法的模糊性,各项技术在实际应用中都存在与国际法的冲突或适用问题,但目前从科研实践角度分析具体技术涉及的相关国际法问题的研究较少;虽然应在国际法框架下进行探索性研究,然而目前有关地球工程技术的国际法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中仍存在很多争议。因此,必须加强对地球工程技术的研究,将技术风险降到最低,并在科学探索中做好环境基线研究,完善技术探索的环境影响评估方法;随着旨在减缓气候变化的小规模地球工程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更应明确地球工程技术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建立合理的法律框架,推进国际法的改进。

汶川地震十年国际研究的合作与主题态势

为全面认识国际汶川地震研究的合作与主题态势,利用科睿唯安Web of Science数据库采集了3 158篇汶川地震研究论文,使用科学计量学方法对国际汶川地震研究的国家/地区、机构和作者合作网络进行了分析。采用关键词词频和共词分析的方法,对国际汶川地震研究热点、主题类团和新兴主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关于汶川地震的研究从2008—2009年开始显著增长,之后保持平稳;我国产出量第一,且在汶川地震研究合作中处于国家/地区的核心,与美国、日本和英格兰合作密切;机构层面上,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地震局位于核心位置;徐锡伟和黄润秋是汶川地震研究中的代表作者;国际汶川地震热点主题涉及了滑坡、泥石流、芦山地震、创伤后应激障碍、地理信息系统、遥感等方面,并围绕高频关键词形成了"地震对人心理的影响(例如PTSD)"、"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技术在汶川地震中应用"、"汶川地震引起的地质灾害和数值分析"以及"龙门山断裂带与汶川和芦山地震"4大主题聚类,其中"地震对人心理的影响(例如PTSD)"和"龙门山断裂带与汶川和芦山地震"是目前活跃的主题聚类。

印度战略界对华策略论争研究

近年来,中印关系从战略伙伴迅速走向战略敌对,甚至屡屡走在战争的边缘,这种变迁令世界为之震惊,与此伴随的是印度对华负面认知的加速上升及其主流战略界对华策略的激烈论争。独立至今,印度战略界的对华策略大致可分为三派:极端民族主义、实用主义及和平主义。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对华策略正逐渐从强调"平衡+接触"的实用主义为主演变为"反华""遏华"的极端民族主义,主张向中国主动挑衅,战略冒险主义不断攀升,并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选择高风险的投机主义,加速向美国靠拢。导致印度对华负面认知螺旋式上升的因素包括国际格局的变迁、印度民族主义的膨胀以及印度鹰派对"中国威胁论"的极力渲染。印度对华策略的激烈争论与尖锐分化引起了中国战略界的同频共振,后者形成了传统友谊派、矛盾不可调和派及平行崛起派三派对印策略。通过分析中印战略界观点的碰撞,对照其理论依据和应对策略,可以为避免双边激烈的地缘对抗、降低武装冲突和战争风险提供建议。

“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建设

“全球发展倡议”是继“一带一路”之后,中国提出的又一重大国际发展合作倡议。虽然两者分别自成一体,各有侧重,合作方向和重点各有聚焦,但两者同是在全球发展事业出现危机时应运而生,同为开放、包容性的发展合作平台和国际发展公共产品,在发展主体、立足根本和致力目标的演进逻辑上具有紧密关联和一致性,深刻体现了中国新发展观。两者在推出时间上的差序,使得“一带一路”可以视为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先行实践;“全球发展倡议”则可以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新的驱动力和行动导向。两者可以在合作机制共通、发展融资共享、发展伙伴共建三个方面实现协同增效。

日本与菲律宾的海上安全合作(2011—2022)

长期以来,日本对外安全合作政策一直局限在美日同盟之中,与菲律宾等东盟国家的外交关系多以经济为主要内容。但近年来,日本的安保战略出现了大的转型。2011年日本与菲律宾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方的安全关系特别是海上安全合作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近些年来,日本和菲律宾加强双边海上安全合作的愿望不断增强,内容从单纯的会谈转向了具有实质性的军事合作,两国伙伴关系不断升级,海上安全合作机制趋于多样化和制度化。日本对菲律宾的海上安全利益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包括支持菲律宾的海上力量建设,支持菲律宾在南海地区的利益诉求,推动军舰“战略性停靠”和联合军事演习,不断扩展和充实安全合作的内容,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准盟友”关系。日本和菲律宾均从海上安全合作中获益,从日本方面来说,成功助力日本打开对外军事贸易局面,帮助日本建立对东盟国家外交的示范效应。从菲律宾方面来说,日菲海上安全合作有利于菲律宾借助日本先进的技术及装备推动本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有利于菲律宾维护与拓展海洋权益。然而,两国发展海上安全合作仍然受到国内外条件的限制,这使得两国的安全合作难以走向更高的层次。未来日菲双边海上安全合作可能会向内容更丰富的方向发展,但是很难实现重大突破,发展成盟友关系的可能性不大。

日本推动与菲律宾安全合作的动力(2011-2021)

2011年以来,日本和菲律宾加强双边安全合作的愿望都在不断增强,内容从单纯的会谈转向了具有实质性的军事合作,两国安全合作机制趋于多样化和制度化。日本对菲律宾的安全利益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其主要动力来源于日本对东盟的整体外交布局、对中国崛起的反应、谋求海洋大国的战略冲动,以及对美日同盟平衡性与稳定性的考虑。

全球安全倡议的理念与实践

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智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统安全观,将全球安全视为一个相互联系、命运与共的有机系统或系统工程,着眼于共同、普遍的整体性安全,目标是促进系统安全效应的最大覆盖与可持续性。系统安全观强调安全的不可分割性,符合全球化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融合规律。

“四方会谈”与“六方会谈”互动下的双轨并进: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构建路径再探

随着2018年以来朝鲜半岛形势的转圜,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正面临着有利的历史机遇。尽管关于和平机制的构建路径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但只有中国提倡的"双轨并进"才是实现朝鲜半岛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其接受度也在日渐增高。因此,半岛南北双方和周边大国应同时推动建立解决停和机制转换的四方会谈和解决核问题的六方会谈,通过两个会谈的"并进"来建设半岛和平机制。另外,为了保证两个会谈的顺利推进,有必要在借鉴制度互动理论的基础上,努力促使两"轨"的同向而行、协同增效,从而妥善平衡各方的利益关切,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同时,构筑起维护地区和平的新制度安排。

“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海洋合作和海上公共产品

作为全球化重要载体的海洋,是地球表面最大的公共空间。进入新世纪以来,人类的发展与海洋联系更加紧密。近年来,中国在推进建设海洋强国战略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强化对海洋空间的利用与开发并减缓各国日益增长的海洋权益争端,提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是首次在海洋事务领域引入共同体的理念,它在很大程度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型治理理念的内涵。而海洋事务合作是建立"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中国开展和强化海洋事务合作的基础在于扩大海上公共安全产品的提供。作为一个日益走向海洋强国的陆海复合型国家,中国可以通过加强提供海上公共产品的方式对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提供有力支撑。

“战略利他主义”还是“选择性合作”?——美国对印政策争论及其中国因素

自莫迪执政以来,美印关系进入快车道,印度作为美国地区力量平衡器的角色不断深化。在奥巴马政府后期,印度成为美国制衡中国的“关键”国家,中国因素是美印关系转化的重大外部变量;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美国政府对印战略加速转型,两国联手在陆海两线对华极限施压;拜登政府在遏华制华方面进一步与印度加深了战略利益捆绑,两国关系进入体制性深化阶段。通过分析美国战略界对印政策论争发现,华盛顿的具体对印策略在“战略利他主义”与“选择性合作”之间徘徊。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莫迪执政以来美印中复杂的三边互动关系以及美国战略界对印政策争论,厘清美印关系战略转型的逻辑内涵以及美国对印决策的深层困境。

重点船型受海盗袭击的时空特征挖掘

为了探索全球海盗袭击重点船型的时空特征,以世界海事组织(IMO)的全球海盗袭击事件数据库为基础,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中心点分析、核密度分析及时空局部异常点分析等方法进行了分析。首先通过不同船型受海盗袭击的事件数对重点船型进行了筛选。在此基础上,通过描述性统计与中心点分析方法对油船、散货船、集装箱船、化学品船、油船这5种船型受海盗袭击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运用核密度分析工具确定重点船型受海盗袭击的重点区域,运用时空局部异常点分析确定了在时空维度上均属于海盗袭击高度聚类的重点地区。最后,根据研究结果对重点船型提出海盗防治建议。海盗防治对全球海运贸易有重要意义,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为了保证贸易和通行的安全性,相关政府组织可以根据研究结果确定海盗重点防护区域。

论劳动者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

劳动场景有别于一般生活场景,劳资双方在经济地位、技术认知上的非对称性关系所形成的权力势差,极易损害劳动者的个人信息权益。传统告知同意机制在劳动场景中面临着实质要件虚化的困境,劳动者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判定方法逐渐转向"必需"事由这一客观性标准的适用。然而,现行立法模糊的"必需"亦会产生滥用问题,仍难以破解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为细化"必需"事由的适用规则,建议采用场景化的分析方法综合考量信息处理活动中的利益与风险,针对用人单位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正当性、必要性构建具体的评估测试标准。

钱学森系统论思想下新型举国体制的内涵与构建

新型举国体制是新发展格局下坚持系统观念的制度安排。运用钱学森系统论思想理解与把握新型举国体制“开放复杂巨系统”的内涵特征,其开放性决定了体制架构应是开放式且能主动适应外部压力;其复杂性决定了必须精准施策并促成协同效应;其巨系统特征要求将量能转化为质能,激发整体性比较优势。运用钱学森总体设计部科学思想,探讨如何对以发展国家战略科技为任务的新型举国体制进行系统化构建,并提出其核心是坚持党对战略科技事业的全面领导,然后构建国家战略层面的资源规划、基础研究、科技转化、科技人才、科技情报以及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6个执行(子)系统。

《禁止核武器条约》之困境及出路

2021年1月22日起生效的《禁止核武器条约》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禁止核武器的拥有、研发、储存、转移、试验、使用或是威胁使用等行为,从而将核武器完全非法化。尽管《禁止核武器条约》反映了人道主义的关怀和无核世界的愿景,但该条约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都面临着不小的困境。从理论上看,《禁止核武器条约》以确立禁核规范来推动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国弃核的逻辑基础并不牢固,因为规范可能退化甚至被颠覆,未必能够对国家产生强有力的约束。在现实层面,《禁止核武器条约》则因为全盘否定核威慑的重要性而遭到拥有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国的联合抵制,并暴露出该条约忽视部分国家的安全关切、损害国家自卫权利以及忽略裁军核查机制等不足。鉴于国际社会围绕《禁止核武器条约》产生了诸多争议,未来,该条约还是应当落脚到分步骤、渐进式的核裁军路线上来,需要在提供安全保证、区分禁核情形、建立核查机构,以及加强与不扩散国际机制兼容等方面进行完善,以促进当前核不扩散国际机制的改革和推动陷入停滞的核裁军进程的持续进行。

南极海域矿产资源的法律冲突及发展趋势

“南极条约体系”在2048年前禁止任何矿产资源活动,但南极海域因其国际法属性的不明确造成了一些争议问题:是否同时适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其矿产资源是否享有“国际海底区域”制度规定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法律地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国际海底区域”制度与“南极条约体系”中的《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同时适用于“南极条约区域”内南极海域矿产资源活动,两套制度的法律冲突在规范层面仍未解决。但在实践中,国际社会对南极作为自然保护区地位的普遍共识,决定了在2048年后极有可能继续禁止南极采矿。

南极条约体系的法律挑战及中国南极基本权益的维护

南极条约体系在形成与演进过程中,为人类南极活动和南极治理确立了领土主权冻结、科学考察研究自由、和平利用、环境保护等基本法律原则。新世纪以来,条约体系不断面临来自体系内外的挑战,生物勘探、非法捕捞、旅游、外大陆架划界等议题动摇、冲击着条约体系的基本原则。当前南极陆地及海域出现的“领土化”倾向影响了我国的南极基本权益,我国在南极保护区议题上应谨慎表决他国提案,并在加大科考及研究基础上,提出自身的提案,积极参与南极新议题新规则的制定与竞争中。

“印太战略”框架下的日澳海权合作研究

美国近年来的地缘战略已经从"亚太再平衡"转变为"印太战略"。作为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战略,"印太战略"延续了"亚太再平衡"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并在范围和方式上有所调整,更加注重盟国发挥的作用。具体而言,这是一个军事色彩浓厚、针对性强且地域广阔的地缘政治战略。在"印太战略"的框架下,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之间的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印太战略"的框架下,日本和澳大利亚近年来加强了海洋事务的合作,具体而言,日本和澳大利亚在海洋领域的合作涵盖各个领域,主要包括海军装备贸易、联合海上军事演习、相关人员交流等几个方面。由于这些合作带有针对中国的意图,且大多集中在军事领域,因此对于中国的周边海洋安全,尤其是南海地区的海洋安全构成了较大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欧版“印太战略”的比较分析与美欧战略协调的前景

受美国特朗普政府掀起的“印太”风潮的影响,近年来欧洲主要国家纷纷推出各自的“印太战略”。通过比较英、法、德和欧盟四个主要的欧版“印太战略”可以发现,尽管欧洲国家具有相近的战略动因、共同原则和政策举措,但在战略的优先领域、自主程度和对华认识上还是存在温差。随着拜登上台后重回多边主义,美欧在印太地区特定议题上形成“议题联盟”、共同对华施压的可能性将进一步增大。但是,鉴于美欧在印太秩序愿景和对华政策上的差异,欧洲协调一致的难题和实力不足的现状以及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影响,美欧在印太地区形成对华统一战线仍困难重重,而中欧在印太特定议题上实现“务实合作”依然前景可期。

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监管

由于金融交易的日益国际化以及跨境金融监管、反洗钱等执法需要,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个人金融信息泄露、金融安全等风险随之增加。各国在金融领域的政策目标与监管措施存在制度差异及竞争,面临着个人信息保护、金融产业发展与国家安全的“三重目标”的选择和博弈,金融数据的跨境流动政策亦呈现明显差异。美国更关注金融产业促进,积极推行金融数据的跨境自由流动,并以国家安全、反恐为由积极拓展境外金融数据的获取广度和深度。欧盟则强调个人数据保护和欧洲统一数据市场的构建,采取“内外有别”的数据跨境流动政策。而我国金融数据跨境监管制度更趋严格,但跨境监管规则尚呈现一定的冲突性和模糊性。基于不同目的的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立法上应作相应的区分:因业务经营需要开展的跨境数据流动,可在金融数据分类分级制度的基础上探索金融数据跨境流动低风险目录,便利金融数据的流通;因公权力执法等实施的跨境数据调取,则需厘清公权力的行使边界,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完善金融数据出境的安全评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