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社区矫正机构设置的思考

社区矫正已经成为我国刑事法制改革的一个必然选择。在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开展三年多的时间里,尽管成绩有目共睹,但更主要的任务应在于发现存在的问题,为我国进一步深化刑罚改革提供思路。目前,在试点中管理机构由公安机关向司法行政机关转变出现的“执法主体”和“工作主体”分离的模式,相对以前无疑是一个进步,但已经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从长远来看,这种模式必将成为制约社区矫正发展的瓶颈。

试论社区矫正的目的

明确社区矫正的目的是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前提,可以避免方向的迷失。社区矫正作为社区的刑罚执行,与刑罚的目的应具有相似性,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社区矫正的目的具有层次性,直接目的是兼具惩罚和改造罪犯;第二层次是一般威慑、特殊威慑、安抚被害、转变观念;最终目的是预防犯罪和保护公众。

论我国社区矫正立法的原则——以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立法理念为视角

社区矫正立法具有紧迫性,但并不能因此而匆忙立法,需要以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立法理念为指导,坚持科学民主立法、条件成熟立法、粗细适宜立法、远近结合立法的原则。

论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发展创新空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于2020年7月1日起实施,该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对社区罪犯管理的专门法律,将对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提供比较全面的法律依据。在宣传和贯彻该法的同时,法学工作者有必要关注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发展创新空间。在立法起点方面需要考虑扩大缓刑、假释的适用比例;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完善需要考虑与《刑法》《刑事诉讼法》的配套改革;根据依法立法的原则,要确保《社区矫正法》的立法原则与《宪法》的精神和规定保持一致;根据实践的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加强社区矫正的组织保障,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和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执法队伍。

对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思考

在一些国家,社区矫正的管理是由法院系统来承担,我国也出现了由法院监督管理缓刑、假释人员的探索,这说明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因此,分析法院对社区矫正管理的优势,探索设立由法院管理的模式,对于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适当扩大犯罪圈的必要性及思路

在我国各类犯罪问题依然突出的今天,认真思考和研究在我国适当扩大犯罪圈问题是一项必要而紧迫的任务,它涉及我国犯罪刑罚控制模式的最佳选择。扩大犯罪圈即是将一些新产生的以及原有的"危害社会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尽快入罪并细化罪名,适当降低犯罪门槛,同时加快在司法、执法方面的配套改革。

对我国社区矫正模式的反思--以社区矫正“入刑”为契机

刑法修正案(八)正式把社区矫正写入刑法,但是社区矫正在我国却处于一种分散模式的尴尬境遇。从控制技术的角度来考量,分散模式只是一种零散式的处遇方法,并未形成一种真正完善娴熟的处遇机制。社区矫正"入刑"将会对刑罚结构、刑罚观念和刑事司法制度产生重大影响。应以此为契机,构建社区接纳、专业化管理与社会力量配合、司法权和行刑权合作的新模式,最终形成一种完善的罪犯新处遇机制。

监狱进化的本质与社会属性——兼析监狱进化论

中国传统监狱进化论者将监狱的进化附属于刑罚进化论,并按照社会发展形态划分为相应的监狱发展形态。其实,社会进化、刑罚进化和监狱进化的内涵并不完全重合,监狱进化有其自身的属性和范畴。监狱进化的表象与监狱的自然属性相契合,而监狱的自然属性具有物质和自然的特性,是随着社会和刑罚的进化而变化的。监狱进化的本质则与监狱的社会属性相契合,监狱的本质属性即惩罚属性并不随着监狱的进化而发生变化。

论监狱的多维定义——以监狱惩罚为主线的多元分析

一、引论新近的语言逻辑学表明,定义不只揭示语词的内涵,它也揭示语词的外延。定义理论在中外众多哲学家眼中,因为定义对象问题不同而存在着三种主要的观点:一是如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他认为事物真正的定义除了包括与表达被定义事物的本质外,再也不包括或表达任何东面;二是如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他认为定义涉及语言符号,是一个关于某个新引入符号或符号组合的陈述,表示与某个其意义已知的符号组合具有相同的意义;三是如康德的观点,他认为定义是在概念的范围内,提供完整的、原初的概念。世界是为主体存在的,这意味着定义构建作为认识对象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