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初查的法律地位

针对检察机关当前自侦案件线索初查的理论与实践的现状,对初查的渊源、概念、必要性及其法律地位等问题,从司法实践和法理的角度进行多层次分析探讨,并论证其中的合理性、合法性与不足,提出完善与改进的建议。

浅谈如何做好法纪检察的初查工作

《刑诉法》第8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根据这一规定,人民检察院具有法律赋予的初查权。初查是立案前的调查,是侦查部门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其要求就是查明犯罪事实是否客观存在,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目的就是决定是否立案侦查。过去,我们对初查工作重视不够,往往在接到举报、控告、自首等材料后,凭主观分析判断,就与对象进行面对面的拼体力、拼毅力的斗争。对象开口案子侦破。

侵权违法性理论的功能探究——基于德国法脉络的考察

德国法中的违法性理论形成系统与完整的脉络。"结果违法说"侧重于违法性判断标准的客观化、确定化,而"行为违法说"在克服保守、僵化趋向的同时却可能引发过错与违法性的混同,"折中说"则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违法判断标准的客观化。有关违法性的诸种学说是通过对价值层面评价的探讨来确定规则层面的行为标准。在经济和社会迅速变动的过程中,侵权法规则自身需要在规则稳定性与社会适应性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问题研究

因网络具有传播速度快、辐射面广、隐蔽性强、犯罪成本低等特点,当前网络犯罪日益猖獗,网络服务提供者更容易成为犯罪的帮手甚至是犯罪的直接实行者。平衡信息发展与网络安全,筑牢网络安全底线,是刑事司法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助力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向。在构建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责任的体系化认定模式基础上,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安全管理义务边界、类型化归责缺失等刑事责任认定,应当准确区分"明知"的证明标准,合理适用推定规则。从理念、立法、司法三个角度,统筹惩治与预防两端,确立分级划分刑事责任、构建多维惩治体系。

“337调查”:中国企业不再沉默——电池业胜诉美国“337调查”的回顾与思考

近10年来，在应对美国“337调查”的系列案件中，我国企业一直承受着较高的败诉率。美国对外贸易法的“337条款”作为保护其国内知识产权的贸易立法，正日渐成为阻止我国产品对美出口的最大障碍和新型贸易壁垒。而近日电池业成功地反击“337调查”，取得了近年来少有的全面胜利。我们精神为之一振的同时，也需要对此进行全面回顾与理性反思，让更多的出口企业从中汲取经验，是十分有益而必要的。

试论贿赂案件间接证据的收集和固定

98年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全国检察机关近五年来的办案情况,多次反复强调了抓办案质量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办案质量是检察机关侦查部门的生命线。我个人认为,侦查部门狠抓办案质量落实到查处具体案件中就是要狠抓证据的收集和固定。确实,在近几年我院侦破的大量贿赂犯罪中,犯罪嫌疑人钻法律空子,不如实供认犯罪事实,或利用串供。

对公安机关适用留置盘问强制措施的几点法律思考

留置盘问是公安机关根据1995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以下简称《警察法》)第九条规定,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浅谈正确把握刑诉法关于立案监督的规定

刑事立案监督是修改后的刑诉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权力和职责,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通过执法监督,纠正和防止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执法不严现象的有效途径。

警惕贪官们的“善心”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凡在官场上混迹多年的大贪小贪一定深谙此中之道，在反腐步步为营的大环境下，只进不出的原始操作渐渐成为“过去式”，为降低腐败风险，披上伪装上阵已经成为贪官们的惯用伎俩。除了在大会小会上苦口婆心地“讲廉”秀一把，有时候还得花点成本去“买廉”。如原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余斌在担任临湘市教育局局长、副市长期间，收受贿略22．5万元，但其中有15．47万元被其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