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法学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全面推进法学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法治人才培养目标的必然要求。但是,教学改革实践存在人才培养理念未能与思政教育全方位契合、教师推进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综合能力不强和课程思政教学方式缺少灵活性等问题。高校要优化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理念和培养方案,提升教师的思想政治水平和综合素质,强化法学课程思政教育方法的灵活性与多样性,结合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整体战略,引导教师充分提炼和总结法律知识背后的价值关怀、人性考量和制度定位,培育学生追求公平正义的法律信念、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意识、肩负使命担当的职业操守等优良职业素养,实现知识传授、能力提升和价值引领的有机结合。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援外政策的建构与表达

沿线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状况反映＂一带一路＂存在援助需求,＂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难免经历＂先援助后合作＂的局面。而我国当前较为原则性的援外政策难以回应＂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来自各方面的质疑与猜测。为避免＂一带一路＂与对外援助工作受到不必要损抑,援外政策需要对我国对外援助的内涵、政策目标及其与＂一带一路＂的定位进行理性表达。为有效发挥对外援助的协同作用,我国应重新建构援外政策体系,调整综合性援外政策,定期发布对外援助规划文件,推出专项援外政策文件。

人工智能时代公共数据处理者权责配置探讨

人工智能时代的公共数据不仅释放了经济和社会价值,而且成为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公共数据处理者的权责配置应当与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相适应。当前公共数据的数据处理者权责不够清晰和周延,限制了公共数据开放和利用的进一步发展。根据权责对等原则,在处理公共数据时,应当赋予不同主体以不同的职责和权限。为此提出公共数据处理者权责配置思路是从数据确权到数据管理运营权的确立,构建公共数据处理者管理、运营、开发的权责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明确公共数据处理者责任主体范围、建立多维风险防范措施、平衡数据开放与个人信息及隐私保护、强化数据开放和获取的公平性等公共数据处理者权责配置具体措施。

“一带一路”战略视域下的中药国际化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和国家《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分别从国家对外和对内政策两个侧面明确表达了要与沿线国家扩大在中医药领域的合作意志。中药和西药在药性分析、医疗方法、消费模式上的区别,以及国外对植物药品准入方面存在的各种壁垒是中药国际化所面临的瓶颈,因此急需在中药国际化领域的制度创新。"一带一路"战略正为中药国际化创新提供内在动力、创新思路和全新机遇。国家和政府、行业协会以及企业公司应立足中医药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的历史必然,建立中药国际化相关创新制度、政策和战略。

非法集资的界定与集资犯罪的认定——兼评非法集资的司法解释(法释[2010]18号)

非法集资应该包括利诱性、社会性、非法性三个特征,其本质是通过他人的努力来获取利润。在此界定的基础上,需补充、完善相关法律规范、行政规范,完成合法集资、非法集资、集资犯罪的衔接。刑事打击集资犯罪应在金融体制改革的背景中进行,铲除诱发非法集资和集资犯罪的制度动因,改变刑事政策,消除集资犯罪法益当中的不一致,重新考虑擅自发行基金份额和以传销手段非法集资的犯罪性质,调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适用,并进一步增加或完善非法集资行为非罪化和出罪的规定。

自贸区与行政区划法律冲突的协调机制研究

依照中央的定位和现有法律的规定,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与行政区划之间在合法性框架和法律规则的制定落实等方面极为不同。在自贸区范围内,不仅政府权力行使的法律依据相对独立于行政区划,而且在政府管理权力的分配及相互关系上也不局限于原本适用于行政区划的法律规定,这必然导致自贸区与行政区划的法律规则在具体适用过程中相互间会发生诸多冲突。为了解决这些法律冲突,应当在特定的规则适用原则指导下,设置专门和系统的规则协调制度,各级政府机关应当在这些制度中发挥各自特定的职能,以有助于自贸区的正常运行及其所肩负任务的实现。

城乡建设用地置换中的“自愿”原则及其悖论

在城乡建设用地置换过程中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强调:要在具体的土地置换中坚持"依法、自愿、有偿、规范"的原则,确保农民群众的土地权益。但是,"自愿"原则所处的制度环境是一个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在国家控制下,并不断通过实践来削弱产权,增强公权力控制的过程。基于既有的路径依赖和体制或制度性的障碍,城乡建设用地置换本身所具有尊重农村居民的"意愿"制度价值取向发生了异化。但是,这种异化也恰恰说明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制度的改革并不仅仅是明确产权归属或为此而进行建制立章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规制政府的公权力和培育农村居民的产权主体意识,使得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无法通过传统的征地等制度性的"资源"来削弱、剥夺农村集体土地权利及其增值收益。

论宅基地“长期使用”权

宅基地使用权"长期使用"在物权法以及相关法律上没有明确。如何理解"长期使用"权,面临理论上分歧和实践上的争议。准确确定宅基地使用权的期限设定,根据相关学理和实践探索:宅基地使用权"长期使用"在不同的法律关系应具有不同的内涵。在处理集体与成员权的关系上,应持新型"总有"说,长期使用即意味着永久使用。在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给非集体成员权使用、收益等法律关系上,应持类所有权说,在宅基地使用权上可以设置地上权,应设定具体的期限。对此,可以从宅基地使用权性质、功能、该制度存在的困境以及其改革方向等方面加以证成。

“增减挂钩制度”生成的“问题导向”和“路径依赖”

在城乡统筹的背景下,国家为了破解城市发展和耕地保护之间的土地指标难题,而进行的试点式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突破了现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制度。从已有的研究来看,由于不能从增减挂钩制度改革"路径依赖"来进行审视,致使在研究过程中仅仅就该项制度来评价相关实践,其在观点和论证上出现一些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误区。文章从上海、浙江、成都、天津等省市所进行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制度形成问题出发,来深化对这些改革试点内涵的认识,并进而为准确地归纳本次试点改革制度性难题提供基础。

“一带一路”倡议与对外援助制度之完善

对外援助是中国与其他国家间进行政治、经济合作,实现政策、民心互通的重要政策工具。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需要不断扩大对外援助规模。对外援助需要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发挥先锋、先导作用,从战略上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对接,在资金上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斜,并通过构建援外制度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目前,中国存在援外制度不健全、援外基本法缺位、援外管理体系不协调等制度问题。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如何落实援外战略、调整援外资金结构和数量、提高对外援助实效等都对中国的对外援助制度提出新的挑战。当然,"一带一路"倡议也为完善对外援助制度提供了新的动力和契机,中国可尽快出台《对外援助法》,理顺对外援助管理体系,加强对外援助绩效评估,通过制度完善提升援助实效,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论贸易援助评价制度及对我启示

贸易援助的监督和评价制度是贸易援助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贸易援助评价制度迄今为止的发展都是在WTO体系内实现的,它调动了大量的援助资金、提高了参与各方对于贸易在发展中的地位的认知,提升了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能力,这很大程度上获益于较为完备的贸易援助评价体系。需要指出的是,贸易援助也是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指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贸易援助将被整合到更大的全球发展努力之中。无论是其现实发展,还是其未来趋势,贸易援助评价制度均对中国对外援助带来严峻挑战,中国应前瞻性地思考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援外评价体系:一方面,应借鉴贸易援助评价制度的先进经验,坚持定量监督与定性监督相结合,自我评价、相互监督与公众监督相结合,构建逻辑体系完整的援外监督体系;另一方面,应立足于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确立后的贸易援助发展趋势,着眼未来,推动中国特色的援外评价制度的建构。

中国参与WTO贸易援助所面临的问题评析

贸易援助是官方发展援助的重要形式,中国在WTO贸易援助倡议的启动、后续工作及实际参与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转变让其他国家产生更高的援助期待。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贸易援助是其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形式,其本质是基于平等理念的合作,是贸易援助的补充形式。中国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应当尽量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南南合作"并在此过程中提供适当援助。完善对外援助法律制度是顺利开展贸易援助、实现援助目的的保障。

WTO贸易援助制度构建的必要性研究

贸易援助作为WTO的一项倡议,在其实施4年以来暴露出许多不足之处,且该倡议实施期限具有不确定性。贸易援助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各种阻碍贸易的限制性约束,充分发挥贸易对于经济增长和降低贫困的重要作用,必须长期开展贸易援助。WTO作为全球性贸易组织,决定贸易援助只有在WTO体系内才能更为有效、全面、根本的展开。为使贸易援助长期实施并解决目前贸易援助倡议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在WTO体系内构建贸易援助制度。

法社会学在我国土地法研究中的运用及其问题——以现行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为例

当前,我国土地法的研究存在诸多问题。法学界应该将法社会学的方法引入到土地法的研究中来。以现行农村宅基地制度为例,来说明土地法研究借鉴法社会学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说明法社会学方法引入我国土地法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根据实际调研,分析了法社会学方法引入我国土地法研究的具体途径后可发现法社会学方法运用到土地法研究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中国开展对外援助若干基本问题研究

中国提供对外援助已有六十多年历史,对外援助总额巨大、援助方式多样、援助对象广泛。在实施对外援助过程中,中国一直注重于人道主义和外交方面的考虑。应当适当调整援助政策,将对外援助与经济合作相结合,实现互利共赢。由于国际经济地位的转变使得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对外援助存在过高期待,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援助义务。但从性质上而言,中国的对外援助是一种基于自愿、立足于平等的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型援助,援助并非中国的国际义务,提供对外援助以不妨碍中国自身发展为前提。实施对外援助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良好关系和经济合作,也有利于彰显大国地位、加强国际经济话语权,同时是实现共同发展的需要。

绩效视角下能源低碳转型的法律制度

绩效管理的制度化使法律制度成为可度量的尺度,使法律绩效的考核与评估成为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对于国家各级政府、各部门的公共支出提出了绩效管理的基本要求,成为绩效管理制度化的基本法律依据。考察我国目前能源相关立法,尚没有在法律层面对能源绩效管理作出专门的规定,未来的《能源法》应当在能源绩效管理方面予以突破。能源低碳转型绩效法律制度包括实体性规范和程序性规范。能源低碳转型要求在转型法律制度设计时设定合理的低碳绩效目标及相应的绩效指标体系。能源绩效制度的实施程序包括提交年度绩效计划、绩效计划的审核与批复、编制能源低碳转型绩效报告、组织能源转型绩效评价,在能源转型匹配法律制度建设的同时,完善能源转型实现机制,切实、有效推进能源转型进程。

对完善我国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的若干思考

近十年来,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悄然而生,而且愈演愈烈,大有席卷全国之势。是什么让我国的食品安全如此脆弱?我们又该如何去保护自己的生命健康,让毒食品远离我们的餐桌?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而刑法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最后一道屏障,具有强大的国家强制力,能够给问题食品的制造者最严厉的惩罚,以保护大众的合法权益。

论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公益”识别标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四领域”和“两类型”的方式共同确定了纳入行政公益诉讼保护的公益范围,这样的确定方式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有针对性地为当前社会急需保护的公共利益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它也使得纳入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公益范围狭窄,在实质上与“公益诉讼”的名称相背离,并且会进一步引发救济范围限缩、实践依据不牢、预期目标落空和公益领域重叠等问题。因此,需要抛弃现有的确定方式,采用公益标准判断作为识别公共利益的法定方式,这些标准包括国家标准、主体标准、质量标准和公平标准。

审判中心视域下公安机关刑事立案模式——从因未刑事立案而宣判无罪一案切入

河北省某市人民法院以公安机关未对被告人刑事立案,所取得的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为由,判决被告人不构成犯罪。立案是刑事诉讼程序不可或缺的环节。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改革背景之下,刑事立案与否直接影响到证据是否合法和是否定罪处罚。然而,现行立案规定的粗疏和具体立案规则的缺失,导致公安机关在选定立案模式时,忽视立案模式对于证据合法性的影响。从审判视域检视公安机关的立案模式选定,确立以“未附嫌疑人的犯罪事实”立案模式为原则、以“附有嫌疑人的犯罪事实”立案模式为例外的基本规则,可以避免指控犯罪事实的立案盲区。

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和路径探析

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的背景下,构建新时期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司法需求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大势所趋。从内在逻辑上说,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构建取决于各方主体之间所形成的资源依赖关系,在政府、市场、社会等单一主体供给的法律服务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然要探寻各种法律服务资源整合和重组的联合路径,主要包括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优化公共法律服务资源的多元供给渠道、充实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基础保障资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