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贷引发刑事犯罪的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以上海市松江区为例

高利贷是一种古老的生息资本。高利贷的放贷主体多重、操作隐蔽、范围广、资金庞大、利息高而使得由高利贷引发的刑事犯罪高发,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高利贷引发的刑事犯罪的原因有民间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和对高利贷行为惩罚力度较轻。遏制高利贷行为不仅需要对外来人口进行科学管理和严厉打击由高利贷引发的刑事犯罪,还应该积极发展民间金融机构,加强金融监管力度。

论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权益保障领域检察公益诉讼的实践路径选择

近年来,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权益保障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新就业形态在为劳动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更灵活就业选择的同时,由于法律供给的不足,带来了一系列权益保障难题,亟须创新救济手段予以应对。检察公益诉讼作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在劳动者权益保障领域已开展诸多探索,其对于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而言具有正当性、必要性,是弥补立法与现实之间裂隙的有益手段。通过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类型化、优化劳动者权益侵害线索收集机制、平衡检察公益诉讼履职路径选择以及强化持续跟进监督等措施,可以进一步优化检察机关的履职路径,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非法经营黄金期货若干问题探讨——对上海松江“4·18”系列非法经营黄金期货案的思考

非法经营黄金期货也被称作"地下炒金",近年来发案率居高不下,司法机关在办理这类案件时也不断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司法机关可以在没有行政机关行政违法确认函的情况下,根据具体法律和事实,对交易是否是期货性质进行司法认定;也可以在没有书面或电子标准化合约的条件下,通过对整个交易过程的分析,可以得出其是否采用标准化合约的实质性判断。将已经查明的投资人实际投入的保证金数额乘以手数,作为非法经营的犯罪数额,是相对恰当的。

检察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的探索与创新

检察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是指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提质增效为目的,以合法合规的大数据技术为手段,通过树立大数据思维、汇集大数据资源、构建大数据模型、开展大数据分析的方法,运用大数据办案,依托大数据治理的工作模式。目前,各地探索主要以“办案辅助与数据集成”的贵州模式、“场景应用与数据集成”的浙江模式、“数据集成”的上海模式最为典型。通过考察发现,实践中检察大数据仍然存在归集共享成效有限、建模质量水平不高、分析研判能力弱、治理能力意识不强等问题,建议在数据归集、数据建仓、数据研判、数据治理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完善。

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运行与完善

调查核实是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办案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检察机关在依法行使调查核实权过程中,调查方法不断规范,公益受损事实认定更加精准,但仍存在若干实践运行阻碍。应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设计,更好地促进检察机关依法履行公益诉讼职责。

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检察听证制度探析

检察听证制度脱胎于检务公开工作,是对传统自然主义和正当法律程序理论的超越和创新,具有较多价值功效。当前,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在适用检察听证制度时存在诸多问题,客观方面主要表现为适用范围不明确、公开力度较小、听证人员组成具有局限性;主观方面主要表现为以听证意见替代检察意见、基层检察院开展检察听证意愿不足、求量不求质等问题。为最大程度发挥检察听证制度功效,应当确定检察听证开展的条件、明确检察听证适用案件的类型、确立公开听证原则适用范围、完善听证员选任机制、做好听证后续工作,对检察听证制度予以完善。

司法警察队伍建设路径探析--以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和分类管理改革为背景

司法警察作为人民警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队伍建设对新时代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新时代,检察机关司法警察队伍建设应以“一熟二懂三会”的专业化建设为目标,坚持“新帐不欠、旧账逐年还清”“服务办案、服务检察职能”“着眼现实,立足检察职能”的原则。鉴于检察司法警察与公安人民警察的亲缘性和近似性,应采取提高公务员招考的专业化要求或者依托公安院校开展人民警察学员订单式培养的方式,把住入口;通过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警察队伍的交流联训,提升履职能力;通过选择有利于司法警察的绩效方案,适当保护队伍的积极性;通过严格落实内部转岗交流制度,确保队伍整体活力。

未成年人检察机构的完善及面临的课题

在检察机关应对未成年人犯罪效果欠佳、各地未检改革分歧较大以及检察机关整体面临危机的情况下,以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检厅设置为标志的未检机构完善对推动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完善、社会保护的尽快统筹以及强化法律监督方面都有非常积极的微观价值。未来,未成年人检察机构应围绕未成年人的刑事处罚、违法处理及社会保护体系构建等三个方面的课题进行长期规划,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开创新的未来。

知识产权案件陷阱取证合法性辨析

实践中,由于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取证困难,部分受害人往往倾向通过“陷阱取证”方式维权,以致合法性争议不断。从实质上看,“陷阱取证”方式合法与否取决于“是否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是否仅基于权利人的取证行为而实施侵权行为”“是否影响证据本身真实性和当事人是否有其他取证渠道”三个方面的判断。从形式上看,借鉴刑事诉讼理论研究成果,当下的陷阱取证行为可划分为“犯意诱发型”和“机会提供型”两类,后者可再区分为“借用式”和“创造式”两种。目前,仅宜承认“借用式机会提供型”陷阱取证的合法性,且需明确“非法取证不因公证而获合法”,从而将公证业务的范围限缩在“借用式机会提供型”这一有限的领域。

客观处罚条件理论的介评与借鉴

近年来,受日本刑法理论的影响,客观处罚条件理论逐步受到我国理论界的关注。从日本的情况来看,客观处罚条件的体系定位已由“处罚条件说”发展为“构成要件要素说”,带来的启示为:客观处罚条件属于犯罪成立要件,相应的反思为:“要求至少存在预见的可能性”存在违反“客观处罚条件”自身概念之虞。就借鉴可行性而言,考虑到犯罪概念、犯罪与刑罚之间的紧密联系、犯罪构成的概念等基本理论,以及犯罪构成四要件的耦合结构、罪质与罪量相统一等理论底色,“犯罪客观方面和客体的附随要件说”无疑都更具优势,即客观处罚条件既可能是犯罪客观方面的附加要件,也可能是犯罪客体方面的附加要件。

走私麻精药品犯罪案件“医疗目的”之认定

当前,走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犯罪案件呈多发态势,严重侵害了社会管理秩序和公众健康二元法益。“医疗目的”作为判断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准,对涉毒犯罪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走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犯罪对于“医疗目的”的认定,应基于法益保护角度,聚焦“医疗目的”的文义解释与法理解释,准确判断走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行为是否侵害公众健康。在办理案件时,应根据行为人自诉疾病、药物用途、购药原因,分类审查行为人是否确诊疾病、药品是否对症治疗、是否自用等要素,合理构建走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犯罪案件“医疗目的”之认定标准。

袭警罪司法适用的审视与回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袭警罪,彰显了人民警察的公务活动在我国执法体系中具有的特殊地位。但是,袭警罪正式进入司法实践后对暴力袭警行为产生的遏制作用有限,执法领域的传统症结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新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袭警行为的高发态势。从执法层面、社会层面对袭警罪的司法适用进行重新审视,探究袭警行为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以此为基础对袭警罪的高发态势进行针对性回应,既要强化事前的有效防控,也要重视事后精准刑罚,是遏制袭警犯罪、维护法律权威的必然之举。

强令、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十一)》调整了强令、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的适用范围,将原来的单一罪名修改为选择性罪名。在具体的司法适用过程中应当注意本罪的主观方面起码是间接故意,在判定是否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时应当参照前置的行政法律法规进行实质判断。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的核心要义是违背他人意愿,至于他人意愿的具体内容不应当成为阻却行为人成立本罪的构成要件要素。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罪状描述中的“不排除”应该理解为未能有效排除,在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本罪时要审查重大事故隐患是否一直存在。

自洗钱入罪后相关司法适用问题辨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后,洗钱罪在突出保障金融管理秩序法益基础上,应明确带有掩饰、隐瞒赃款性质的非常规使用、消费行为以及使用他人资金账户收取、占有赃款行为可成立自洗钱犯罪。洗钱罪非目的犯,但“明知”依然是洗钱罪主观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自洗钱与上游犯罪行为通常应数罪并罚,但“使用他人资金账户”的自洗钱成立想象竞合犯,择一重罪论处。“事前有通谋”应对本犯、洗钱犯罪人均数罪并罚。

浅析涉毒洗钱犯罪的法律适用--以刑事案件办理为视角

涉毒洗钱犯罪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但是,在刑事案件办理工作中,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存在不少争议点。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此类案件的司法现状与法律适用难点,明确案件中主观明知的证明要求、有无共同犯罪的“事前通谋”标志以及量刑标准,从而严厉惩治此类犯罪。

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探析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为落实这一改革，目前，立法部门正在就（《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问题征求意见，理论界与实务界也掀起新一轮的研究热潮。其实，检察人员管理行政化的问题由来已久，并饱受诟病，由于长期以来对检察人员管理采取简单套用行政人员管理的模式，造成实践中司法资源浪费严重、办案效率普遍低下、检察人员待遇不高等问题十分突出，因此，现有检察人员实施去行政化的分类管理改革势在必行，如何改革亟需研究论证。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侦查权运行机制研究

检察侦查权作为检察权派生而来的"子权力",其同样承继了检察权"司法权"及"法律监督权"的二维向度。监察体制改革虽然削弱了检察侦查权的司法属性,但从整体制度设计来看,却更加凸显了检察侦查权的法律监督属性。在监察体制改革的时代语境之下,检察机关应该以服务法律监督职能为根本宗旨,以补充侦查权为基石,以直接侦查权为支点,以机动侦查权为抓手,理解好、建构好、运用好新检察侦查权。

检察业务动态管理机制研究——以“院”为单位进行动态管理考核

完善检察业务管理,是检察机关管理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是严格、公正、高效司法的重要保证。本文针对检察业务以条线考核为核心的管理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围绕检察业务管理如何更好地适应检察工作的宏观、长效把握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从完善检察业务管理的目标出发,在当前条线考核的基础上,探索建立一种以“院”为单位的检察业务动态管理机制,以期推动检察业务管理机制的创新发展。

检察理念革新视阙下知识产权犯罪中被害人的权益保护

当前知识产权犯罪中知识产权人的被害人地位尚存争议,知识产权人参与刑事诉讼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亦不高。司法机关"重打击、轻保护"的传统观念也使得知识产权人的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检察机关应革新工作理念,树立客观、公正的司法观,发挥"捕诉一体"的办案优势,强化侦查引导和检察监督,通过适用和推广审查逮捕公开听证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方式加强知识产权犯罪中被害人的权益保护。

基层检察机关强化案例工作的方式与路径

加强案例工作有利于提高检察办案质效,有利于放大检察办案效果,也有利于提升检察队伍专业素质。基层检察机关认识案例工作重要性,应当重点从案例发掘、案例培育和案例分析三方面着手培育典型案例,并通过学习培训、办案指导和普法宣传三方面充分发挥典型案例作用,借助案例提升办案质效和法律监督能力,推动检察工作的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