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工具书数字出版精品化策略分析

我们常用的工具书主要有字典、词典、百科全书、年鉴、书目、索引和文摘等,以汉语词典为典型代表的工具书,是传统出版领域的重要部分,它不仅为出版社带来了经济效益,且在传承社会文明、普及文化知识方面也功不可没。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电子设备的迅猛普及,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数字出版近年来发展迅速,面对满眼繁花的数字出版浪潮,汉语工具书数字出版精品化发展已成为社会的强烈呼声、读者的期盼、出版人的追求,也是出版业在新一轮发展中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摩尼教“大神咒”研究——帕提亚文文书M1202再考释

摩尼作为大医王 ,从肉体和精神上治病救人的主要方式是运用“大法药”和“大神咒”。从摩尼教符咒帕提亚文书 M1 2 0 2来看 ,摩尼教的符咒吸收了许多佛教符咒的成份 ,M1 2 0 2中的夜叉名单 ,与《孔雀王咒经》等佛教符咒中的资料密切相关。但是 ,摩尼教经常处于非法地位 ,它的法术自然被视为妖言惑众 ,严加禁断。相反 ,佛教为背景的巫术 ,不把鬼和神看成水火不兼容的两个阵营 ,而是看成一个连续的系列。然而 ,无论佛教、犹太教、基督教、摩尼教怎样发展 ,并未取代巫术。相反 ,巫术从这些宗教中“广征博引”,变得更加色彩斑斓。

《红楼梦》及红学评点与《左传》

旧红学家以《左传》为标准评点《红楼梦》，其观点源于金圣叹。《红楼梦》传承于《左传》主要表现在叙述场景安排、人物刻划和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

试论《汉书·艺文志》“诸子出于王官”说(上)

“诸子出于王官”说是刘向、刘歆父子中秘校书二十余年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先秦诸子在思想资料、思维对象、思维方式和思想范畴诸方面 ,均与先秦王官之学有直接或间接的学术渊源关系。正是由于夏商周三代官学千余年深厚、博大的积累 ,才有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的喷薄竞出。诸子百家的胚胎在三代官学的母体中有一个长期的孕育过程 。

说声训

声训是古汉语特有的一种训诘方法。历代学者对它的合理内核及弊端曾作过许多研究,但有些方面仍未彻底搞清。本文探讨两个问题,一是声训为什么会盛行一时,二是声训中蕴藏着怎样的历史文化内涵。一声训盛行的社会历史背景如果说声训产生的内因是上古汉语单音词多、同音词多的话,那么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则给它的盛行提供了温床。从声训萌芽的春秋战国时代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变革,我国有史以来王室对文化知识的垄断被打破,形成了处士横议、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时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往往用释名即解释词义的方法来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或哲学主张。如楚庄王为了证明武力是用来禁暴、戢兵、安民、和众的观点,便提出著名的"止戈为武"说(《左传·宣公十二年)。这是形训的先例。《左传·庄公二十九年》云:"凡师,有钟鼓日伐,无日侵。

试论《汉书·艺文志》“诸子出于王官”说(下)

“诸子出于王官”说是刘向、刘歆父子中秘校书二十余年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先秦诸子在思想资料、思维对象、思维方式和思想范畴诸方面 ,均与先秦王官之学有直接或间接的学术渊源关系。正是由于夏商周三代官学千余年深厚、博大的积累 ,才有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的喷薄竞出。诸子百家的胚胎在三代官学的母体中有一个长期的孕育过程 ,这种传承关系是割不断的。

关于罗泊湾汉墓《从器志》的重文号

偶读《文物》1978年第9期《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发掘简报》,对照《从器志》木牍(M1:161)图版和《简报》释文,发现释文在重文号方面有些问题。其一,原木牍的数字"二",与"一"、"三"一样,虽然写得略有大小,但基本上还是一字宽,与右侧两个短划形式的重文号完全不同。可是,释文有十处把数字"二"改为重文号"="。其二,木牍原有八处重文号,其形式为两个小圆点":"弦,与现代冒号相似。释文四处将它改作"=",四处保留原样。这样两种符号形式并出,也未作任何说明,

从欧亚大陆的史前语言接触看汉藏语系的起源问题

关于现代人的起源问题,主要的争论存在于多区域性模型和单源模型即源于非洲之间。起源于非洲的假说,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我们也赞成非洲起源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选择了来自世界上22个不同地区的1000多名男性,对他们的Y染色体进行分析,并排出基因变异的图谱,同时也对来自母系的遗传物质进行了排序。结果发现,不同人种有一位共同的非洲女性始祖,生活在14.3万年前,而人类的男性始祖则生活在5.9万年前。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科学家则选取了53名来自不同地区、种族、文化的实验者,对他们的全部线粒体DNA进行研究比较,从中发现:约12至22万年前,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人群是现代人类的共同祖先;大约在2至8万年前,大批人走出非洲迁徙到世界其他地区,取代了这些地区原有的人类。根据基因研究,东亚地区南方人群遗传多样性非常丰富,而北方人群则相对较少,在Y染色体单倍型上仅拥有南方人群的一部分。由此可以推测,现代人在东亚的最早迁徙是由南向北。我们的非洲祖先到达东亚的时间可能是6万年前。他们首先居住在东南亚一带,而后逐渐向北迁徙,跨过长江、黄河,北及西伯利亚。语言学家把南亚语、澳台语(包括南岛语、卡岱语)、苗瑶语归入南方大语系(Austric),我们以为是有道理的。但是,也有学者指出,中亚居民在东亚北部某些居民在遗传学上的类似性,说明中亚地区的资料在研究东亚民族(包括南方与北方)的起源问题上具有极端重要性,这在今后应引起充分注意和重视。在汉藏语系的起源和分类研究方面,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但总的来说,华北与中原的远古部落(很可能说一种原始汉藏语系的语言)与长江流域和南方的侗台语各族、南亚语言上有所反映。中国新疆等地区从远古到中世纪早期的人种状况是欧罗巴型人种占优势。古代印欧语系语言,主要是吐火罗语,稍后还有印度—伊朗语族诸语,与主要是蒙古利亚人种类型诸族所说的汉藏系语言也有联系。至于汉藏语和阿尔泰语系诸语之间,也不能排除在发生学上存在着一定亲缘关系的可能性。此外,俄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汉—高加索语系'的概念,把汉藏语、北高加索语和叶尼塞语包括在内。这个语系又可能与美洲印第安语的Na-Dene语系有关。美国学者最近更将巴斯克语、布鲁沙斯基语(Burushaski)、苏美尔语(Sumerian)等语言的材料加入进去,从而为汉语具有更远古的语源关系提供了更进一步的线索。这个与中国境内语言的系属分类有关的Dene—高加索大语系的推测,已经得到美国语言学家如葛林堡(J.Greenberg)的赞同,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因此,对汉藏语系的起源问题,应该从史前的全球语言联系特别是欧亚大陆的语言接触的角度重新审视。通过基因分析,结合群体遗传学调查和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我们将逐步弄清欧亚大陆说同一语系和不同语系语言的族群之间是否存在亲缘关系。这方面的探索还刚刚起步,但前景广阔,我们期望在新世纪里获得长足进展。

早期汉译佛教经典所依据的语言

为数不少的现存梵语佛典,原来是以中世印度语流传,经历若干世纪持续不断的梵语化过程而逐渐形成的。因此,如果试图重构较早的和更加原始的佛教经典的面貌,不能局限于大多数始于十一世纪的现存梵语残卷,而应特别重视完成于公元二至六世纪的汉译佛经。本文列举各个方面的具体例证,说明如何通过批判性的汉梵比较,以探索早期汉译佛经所依据的语言。